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明朝的文献《保龙全书》中，这个故事记载了婺源县的一条龙脉的风水引发的争议。
万历二十八年九月初九，正是大明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在这一天，老百姓都会畅饮重阳酒、分食花糕，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此时，徽州府的婺源县却是一片愁云。就在一天前，本县的快手从南京风尘仆仆的赶回来，抄回了一份乡试榜单：婺源，脱科。就是说婺源县去年考试的学子，一个中举的都没有，这简直是太荒唐了。婺源是什么地方？那是朱熹朱老夫子的祖籍所在地，儒宗根脚，灵气攸钟，一等一的文化毓秀之地。
即使好汉不提当年勇，只看本朝往届乡试的成绩，那也是相当拿得出手的。上一届万历二十五年，婺源中举士子7人；再上一届万历二十二年，婺源中举士子6人；再上一届万历十九年，婺源中举7人。一直往前看，哪一届的秋闱，婺源都能拿下5人以上的解额，这么一个科举大县，今年居然脱科，一个都没有考中，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婺源人觉得这次可能运气不好，学子们努力准备下次再战。三年以后，万历三十一年又是科考年，婺源尽遣精英，务必要一雪前耻。重阳节之前，榜单贴出来了，婺源总算没有脱科，但是只比脱科好了一点点。有三人中举，整整6年的时间，婺源县只产出了3名举人，这对婺源来说简直是场灾难。
往小了说，学子的科考成绩决定了当地官员的考评。往大了说，科举失败就代表入朝为官的人少，当地的政治实力和话语权都会下降。现在连续两届科举惨淡收场，婺源的士绅们非常紧张，举人梯队断了档意味着在未来二十年内，婺源县的影响力将狠狠的下降一截。
这可不只是面子受损这么简单，还涉及到巨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当地的有识之士们聚在一起，开始纷纷反思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县学的师资力量不可谓不尽心；县衙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支持不可谓不周致；婺源大小家族对世子的供养不可谓不丰厚；婺源境内的读书风气不可谓不浓厚；一切都是正常的运转，总不能说婺源县这两届都是单纯的运气不好吧？
这时有一位叫程世法的生员，他提出了一个猜想，说婺源县的运气不好会不会是风水出了问题？他可是认真的！明代笃信风水之说，徽州这里尤其痴迷，他们认为风水格局关乎一家的际遇，关乎一族的起伏乃至关乎一地的兴衰，务必予以重视。
婺源的风水一向被本地人引以为傲，婺源境内号称“群山入斗、风云绵密”，无论是格局还是形势都是上佳，因此才能孕育出朱子这样的圣人。整个婺源风水的核心，恰好坐落在一条龙脉之上，在婺源县的北方有一座大鄣山，山海经里面叫做“三天子鄣”，属于黄山余脉。它像一条巨龙般盘卧在皖赣边界，号称“诸山族源”。大鄣山是黄山向南伸出的一条旁支，没走多远，奇峰陡起，拔起一座海拔1630米的擂鼓峰，这是婺源境内的最高峰，也是婺源龙脉的来源所在。
龙脉示意图
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段山脉的形体非常清晰，枝干均匀、主脉直进而少盘结，叫做“进龙”，主青云直上。加上它又与星江河互相烘托，龙借水势，格局更为深闳。
程世法说干就干，他进山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令他十分震惊。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龙脉的最重要的船槽岭一带有四个都（相当于乡）的区域，分别是婺源县的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三都和四十三都。程世法发现，在这四都一带的山岭之间，多了许多灰户。灰户就是专门采制石灰的工匠，工匠们用锤子和凿子把石灰岩从山体上凿下来，再用火加热石灰岩块彻底变成白粉末状的生石灰，石灰在明代的应用范围非常广，需求量极大。
婺源龙脉的船槽岭一带的山体主体由优质的石灰岩构成，非常易于开采，附近还有丰富的植被可以就地采伐当做燃料，做完成品之后还可以沿着星江河南下运往南方各地。船槽岭有这么得天独厚的生产条件，不搞石灰产业简直就是不正常了。
可是在风水的理论里，龙脉以山为骨，以土为肉，以水为脉，以草木为皮毛，如今这些灰户在船槽岭天天凿石、挖土、伐木、焚林，等于是在龙身上一块一块的挖肉下来。婺源县的龙脉天天被灰户凌迟，这些婺源的学子在科场上能考好才怪呢。
婺源的大佬们立刻展开了一场龙脉保卫战。万历三十二年开春，一封请愿书送到了婺源知县谭昌言的案头。谭昌言还没看正文，一看人名就吓了一跳，密密麻麻一连串的人名足足有55人。名单最前面的34人，是曾在朝中做官的乡宦们，随便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在他们之后，还有当地的举人、贡生，这些人可以说是婺源县实际的统治者。因为县令几年一届，到时候就走，真正治理乡间的是这些当地的士绅。
谭知县看完之后，已经知道了这帮大佬的需求。作为当地的县官，他当然知道婺源有烧灰的营生，他更知道这个产业的利润有多大，光是税卡每年就能从石灰贸易里收得上千两白银，这么大的利润，要动起来可不是小事。士绅让官员禁绝，但是官府要真去查封灰户，搞不好会掀起一场大的骚乱。
谭昌言为官谨慎，他既得应对士绅的要求想办法禁止烧灰，他又得想办法给灰户们留出一条活路来。谭知县想了一个方法:官赎。官赎简单的说就是船槽岭的山民他们占了很多私地，算是合法的私产，那些灰窑都设在私人山地之内，他们在自己家的地盘干啥谁也管不着。官赎的做法就是由婺源县衙出面，以官方的身份赎买山民们的私地，把船槽岭变成公地，这样官府施行禁止烧灰的政策便名正言顺了。而且灰户们卖地换得了银钱，可以去买田或者跑商，帮他们有了活路，自然就不会闹了。
至于官府买私地的经费从哪来，这笔费用叫“俸捐”，名义上是谭知县“感念”贫众疾苦毅然捐出自己的俸禄，实际上他只是做出了一个表率，真正出大头的是婺源当地的士绅们。当地的士绅们既然想保住龙脉，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谭知县的这个方法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士绅们虽然出了钱但是保住了龙脉，灰户们虽然没有了营生但是获得了切实的利益，官府居中协调分文没出确把一大片山地收归国有，可谓是皆大欢喜。
这个方案，士绅们同意，灰户们也很积极，方法试运行了一年，有一些山民已经卖了地契，看起来效果还不错。可是就在一年之后，事情来了！山民们开始抗议，说让我们停止开采可是又不取消灰税，这不是要逼死我们吗？开矿收税，不开矿不收税，这诉求挺合理啊，可是官府为什么不开矿还要收矿税呢？知县大人也是满肚子苦水，因为这个灰税根本就不是他收的，这个灰税还真是个麻烦事。
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他派遣太监前往全国各地收取矿税。按理来说，多开矿增加税收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政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太监们不懂开矿技术只懂敛财，他们借着这个机会大肆勒索，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第二个问题是，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部解入内库，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跟朝廷财政无关。结果这个矿税变成了全国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
船槽岭烧灰的灰税，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税款直接由太监派人收取，根本不经过婺源县令。于是事情就尴尬了，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却无免税之权，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议居然会牵扯到皇上的钱。谭知县抓了半天头发，又派人去详细勘问，总算是从僵局中理出了一点头绪来。
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太监们懒得亲自来，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所谓包税是这么来运作的，比如说有一个叫张三的人，他跑去跟公公说说船槽岭太远，公公您不用亲自去，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甭管我怎么收，反正每年我给您运来100两银子。公公一听挺好的，准了。张三拿着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开始收税，统共收上来120两银子，100两给了公公，20两自己留下。
谭知县知道只要找到船槽岭的包税人，就有机会解决灰税的问题。接下来谭知县做了什么事情，文献上没有记载，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灰税居然奇迹般的取消了。我们从来往的公文里可以看到一些隐晦的文字，应该是谭知县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灰税取消之后，所有的麻烦就都清除了。
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现在已经上报到了徽州府，经过审批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婺源县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立在船槽岭进山的地方，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可是在立碑之前，谭知县的父亲去世了，他离职回家丁忧了。禁灰令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
因为新的知县还没到任，婺源县的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郑宏道是婺源县的上级徽州府的推官。禁灰令虽然已经生效，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代理知县郑宏道把这个监督的责任交给了婺源县学。龙脉若是有损伤，影响最大的就是县学的士子们，派他们去保卫龙脉自然是责无旁贷。
禁令已发、石碑已立、县学监管，灰户们只能填埋窑灶，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来记叙这一次伟大的胜利，在莘莘学子的齐声称颂中，这一次保龙运动落下了帷幕。就这么结束了吗？当然没这么简单！
婺源县的处置方案确实是相当的周密，可惜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人性！人性的贪婪,就算已经得到了利益,只要一有机会崛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挺而走险。婺源当地的山林覆盖面太广，耕地几乎不能糊口。一边是耕地种田朝不保夕，一边是凿石烧灰赚得白银。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而挨饿吗？虽然县里搞过一次买私地的政策，可那是一锤子买卖。那些已经卖了地契的人，银子花光了又回来打龙脉的主意。总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婺源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但谁也没有想到崩坏来的如此之快。
万历三十四年，也就是立保龙碑的同一年，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灰户们重新又回到了船槽岭偷偷的开凿烧灰。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派学生过来制止，但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根本不把禁灰令放在眼里。学生也管不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学生们只能上报县衙。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可灰户们依然不怕，反而恶狠狠的威胁马县丞，说你们官老爷要是不让我们烧灰就是不给我们活路，我们就上山当强盗去。
马县丞赶紧回去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金汝谐初到婺源，觉得山民的理由十分荒唐。开山烧灰是这些年才开始的，在这之前，船槽岭的居民是靠什么过活的呢？他认为这是刁民胡搅蛮缠，必须严肃处理。金汝谐直接派了衙役前往船槽岭镇压，一番揉搓之后，大部分灰户都跑了，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府抓了回来。
官府审问洪天时，发现了一个秘密。洪天说我们这些灰户只不过是打工的，真正的大头是那些囤户，他们才是这个产业的实际掌控者，这些人大多是当地的豪强，他们才是真正的矿主。
根据洪天的交代，其中势力最大的是两个囤户：一个叫俞辛宇，另一个叫程济。他们是这么操作的，他们首先到县衙门上报说自己家的祖坟在岩石口，岩石口在官府划的龙脉禁区的边缘，他们请求扩大一些禁区的范围，把他们的祖坟也划进去。衙门一听这很合理，便把禁区边界扩了一点，把岩石口给圈了进来。接下来这两家又请命说怕灰户贪图岩石口的便利偷偷烧灰，他们愿意自己家出钱出人以保护祖坟的名义顺便护山。衙门一听更高兴了，也批准了。
这样一来，俞家和程家打着护山的官方旗号，把其他的灰户都赶走，然后偷偷把自己家的灰户放进来，他们派护卫每日巡山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山里，自己的灰窑却烧的热火朝天。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婺源的禁灰令形同虚设，反而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的保护伞。
金知县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也是瞠目结舌，他要严加惩治以儆效尤。可是他研究了一下，发现要是想惩治他们还真有点麻烦。俞家和程家的罪行是违反了保龙禁令，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如果想往重了判，可以判一个“煽惑民众”，可以判徒刑或者流刑，甚至都可以判绞刑。如果想往轻了判，可以判一个“违禁凿山”，打上几板子也就算完了。
金知县想往重了判，但是大明各级政府有明确的司法权限，知县的权限只能到杖刑，再重一点的徒刑和流刑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如果是死刑还得送到京里来定夺。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他绝对不肯把案子上交，一旦交到徽州府，上司肯定会想你的上一任谭昌言在位时，保龙禁令执行的好好的，怎么你一上任就出了这么大篓子？犯人固然可恶，但是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反省一下呀？上一任的官员干得好，现任的官员压力就大。
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县衙处理就完了，以知县的权限顶格处理最多杖刑一百。当然如果这个判决能够认真执行，一百杖肯定也吃不消，手重一点都能给打死。可是偏偏《大明律》有规定，犯人有权利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这点罚款对于囤户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金汝谐的尴尬就在这里了。如果轻判了俞家和程家，起不到真正的惩罚效果，如果重判他自己的官声恐怕要受损。金汝谐在朝中有人，他到婺源来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自然要以求稳为主。他选择了轻判，但是他为了表现自己有所作为，金汝谐全县贴出通告：再次重申了龙脉对婺源的重要性，他要求各地提高警惕，防止灰户继续为害。为了表明他的态度，他还给那块保龙碑修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亭子。
官府讲空话的声调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囤户们欢欣鼓舞把灰窑挪得更隐秘一点，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龙脉之中一派兴旺的景象又出现了。士绅们看在眼里恼在心里，他们去催促官府吧，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一会儿修个亭子，一会儿又贴张告示，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一来二去，局面就僵在这里了。
万历三十四年，又是大考之年，这一年婺源县比上一届还惨只中了一个举人，万历三十七年局面更惨了，婺源县居然又是一个都没考上。也不知道这个跟龙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到底有没有关系。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明哲保身的金知县终于离任了，来接任婺源知县的是一个叫赵昌期的官员。赵昌期是一个重视文教的官员，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县学里建了一座尊经阁，然后大办文会。他在婺源县里赢得了称赞，婺源的士绅们赶紧找准机会，又一次联名上书要求加强保护龙脉的措施。
尊经阁
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风格完全不同，他朝气蓬勃、锐气十足，而且他对儒学文教的重视性胜过一切。他接到陈情表后，亲自去船槽岭勘查，赵昌期走访了很多当地居民，调研很深入。
回到县里之后，他连夜撰文写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保龙脉方案：第一，他要求就有的灰窑要全数登记在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之下一一推土填埋。第二，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三都、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相互监督举报。第三，一旦发现有人烧灰，除了判刑之外还要加罚一笔追偿龙脉银，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一半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第四，各都的里约、保甲实行连坐，每个月都得交一份本地无烧灰的保证书，要是谁敢不交，视同烧灰，重打三十大板。
赵知县的这份方案绝对是动了真格，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比金汝谐的行动更是落到了实处，而且它里面还用了一个很厉害的策略是鼓励民间相互监督。方案里面的第二条，第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要相互监督举报，这条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藏精妙。赵知县在实地走访时，他发现这四个都的居民经常发生争斗，争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经常越界去别人家的山里面凿岩，运回自己家的灰窑里面烧。这四都之间没少因为这种纠纷发生争斗，几乎都变成了仇人。赵知县利用了这四个都之间的矛盾，为了鼓励这四个都相互监督，他还加了一个补充条款，说凡是举报成功者罚金可以分到一半。
这个方案在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初十公布，士绅们一片欢腾，囤户灰户们纷纷偃旗息鼓。没办法，这位赵知县实在是太狠了，官差清山一个窑口都不给留，侥幸有那么几个幸存下来的，很快也都被举报了。任何一都谁敢进山凿岩，另外三都一定会去举报，要知道官府或许不清楚当地的情况，本地人可是最清楚山中的那些猫腻了，他们一抓一个准，整条龙脉终于平静下来了，恢复了往日的安详。
第二年，万历四十年又是一个科举年，在应天乡试中，婺源县一下子高中五个举人。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在万历四十一年的会试中，婺源学子方大铉勇夺会魁，殿试位列二甲第十二名，婺源县在科场的运气真的回来了，这简直太神了。
这边赵知县的保龙方案才开始执行不久，那边的学子们就出了一个进士，龙脉的风水太灵验了。烧灰绝迹，文脉复通，至此婺源的保龙大作战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场大战也落下了帷幕。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当然没有！
好景不长，万历四十一年，赵知县结束了他在婺源短短的任期，告别了对他依依不舍的婺源人民。新接任的知县叫冯开时，冯知县接任之后，他保留了前任保龙脉的制度，但是他不像赵知县抓的那么严格了。在他的任内，官府在山林的巡查逐渐松懈，巡查一松懈就收不上来罚款，收不上来罚款就没有钱奖励那些举报的群众，慢慢的也就没有人举报了，没人举报也就没有了巡查的经费，导致巡查更加松懈。挺好的一套机制在漫不经心中陷入了一个死循环，看来再好的制度也得靠人来执行。
那些灰户囤户一看严打的风头已经过去，便大摇大摆的又回到了船槽岭，扒开灰窑继续开工。他们凿岩的势头比从前还要凶猛，仿佛欲望被压抑的狠了要一口气反弹回来。士绅们发现的时候，整个龙脉已经又是一片千窑万矿的热闹景象了。他们去找冯知县请求他采取措施，冯知县的做法跟再前一任的金知县很像，他做了一篇渊博的学问来强调保护龙脉的重要性，然后又派人把保龙碑修葺了一番，就是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
在冯知县的治理之下，婺源县保龙脉在宣传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耀眼的公告接二连三的出台。如果只看这些文章，一定会觉得婺源在治理灰矿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惜的是，文学可以掩饰数据却不能造假。在冯开时的任内，婺源的科举成绩在不断打脸。
万历四十三年应天乡试，婺源学子只有两人中举。万历四十六年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又一次脱科，婺源的学子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他们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他们联名上书要求冯知县要有所行动，他们不指望冯知县拿出新的方案，哪怕把上一任赵知县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也行呀！
冯知县不得不出面安抚，他很快就给了一个批复，这次他给的很干脆，他说让县丞去抓犯人从重处理，没有了文绉绉的话来搪塞，这么干脆的就要抓犯人，反倒有些反常了。学子们有些疑惑，不知道知县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答案在两个月之后揭晓了。
万历四十七年，刚过完春节，冯知县迫不及待的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子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来管保龙脉的烂摊子，他就是在敷衍罢了。
学子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开时在任的六年，表面文章做的光鲜亮丽，可实际行动一点没有，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有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的一般，可是报告写的好呀，一文遮百丑。
下一任新知县叫金德义，金知县是什么样的人，婺源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赶紧先写了一篇保龙的文章，拿给金知县看，文章面面俱到。这次学生们还加大了力度说龙脉被毁不仅文运中断，还举了很多例子说龙脉被毁之后，历任的婺源知县也因此倒霉连连、官路坎坷，这角度可以说是非常的犀利、洞悉人性。你跟官员们说民间疾苦，他未必能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影响到了他们的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这份呈文的效果震撼立竿见影，金知县读完以后，对保龙脉的态度一下子积极起来。金知县初来乍到，情景不熟，他没采取赵知县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策略，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开始大规模抓人。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都被抓捕下狱，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呼。
没想到金知县这个做法太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第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都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他们不再相互举报，官府的人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在山区这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都是寸步难行。金知县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
官民之间持续对抗，官府还没有想出好的方法，四个都的灰户们却开始反击了。他们直接向婺源县的上一级徽州府上诉，说现在赋税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没法活命，他们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已经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经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向全国开征辽饷，这笔加税使农民的处境更加恶劣。灰户的这些状纸也把辽饷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有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龙脉的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个状子，他也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个事争夺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都很了解，这次告状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实在不好处理，尤其他知道辽饷的征收往后只会越变越多不会变少。没办法怎么办，先拖着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夏天，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动静，灰户们没有着急，婺源县的金知县先慌神了。因为县学的士子和乡绅告诉他，徽州府这么多年一直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一直没有动静，没有动静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态度。婺源的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身份最高的汪应蛟出手。
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徽州知府周士昌写了一封信，汪应蛟官至兵部尚书，稳稳的压了徽州知府一头。他这时候因为要奉养父母，留在徽州没去上任。跟他相比，无论是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都只是个小辈。而且汪应蛟在信中还给他指示，说你不用跟他们扯什么辽饷的事，朝廷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推。
有了这层保障，周士昌正式驳回了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展开治理工作。金知县紧锣密鼓，县学也是战意浓浓，这次的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龙脉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抓捕拘押的人就有几十个，连坐的人更多。金知县表示，这一次要绝对的严惩他们，在审讯期间，遇到了万历皇帝驾崩，要改朝换代，他们赶紧忙活。刚忙活完一个月，京里又传来一消息，新继位的泰昌皇帝驾崩了。县里又开始忙活，忙活完之后才开始继续审讯，等到审讯结束，已经到了天启元年了。
最后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个人，每人杖三十，罚银十五两七钱。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原则。像这种波及百人的大事儿，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了，对谁也没有好处。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惩戒，不求根治，只要别在我任上出事就好。
仔细再回想一下婺源的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于保龙的态度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偏离过这条主线。紧接着官府又发了公告，这次的公告除了重申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还加强了惩罚措施，说如果谁敢再犯，除了判刑还要抄家。判刑还好可以赎买，可是抄家就太厉害了。
政策越来越高压，灰户们完全被压制了下去，山林再次恢复了宁静安详。这一年八月又是秋闱考试，这一次婺源中了三个举人，这个成绩跟昔日相比总算强了一点。风水论的拥护者们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到了崇祯元年的会试，婺源县一直考到京城金銮殿的学子，足足有四人之多。就数量而言，已经与婺源的历史记录持平了。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们都是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
科举放榜示意图
保龙大战前后持续了六十四年，这一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落下了帷幕，学子们可以安心的读书了。但真的结束了吗？在明朝结束了而已，后来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光绪年间都有保龙烧灰大战的记载。婺源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士子们通过官府虽然可以强力压制，但是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龙脉保卫战中，学子们保卫龙脉是为了自己的科举，灰户们凿山挖矿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官员们各显神通是为了自己的仕途，谁又有资格说谁的不对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