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1年，为了突破南宋的荆襄防线，蒙古围着襄阳打了四年。
在这四年中，整个南北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每天都在襄阳城下数以万计的消耗着。南宋上下对于襄阳的救援已经到了时穷力屈的地步。而蒙古也陷入了精疲力竭的境地。
天灾人祸
与此同时，就在蒙廷倾十万之师，屯军襄阳城下的这几年里。忽必烈所统治下的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地区相继大旱，蝗灾不断。漠南汉地，这块忽必烈最大的财富征集地，百姓终年颗粒无收，以至于饿殍遍地，百姓逃荒于野。
忽必烈虽然凭借着他所统治的广袤土地对资源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与调度，但是如若长此以往下去，这天灾人祸的结合，必然会酿造成一场滔天的浩劫。
除此之外，此时中西亚地区的蒙古四大汗国，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在钦察的汗国的支持下，窝阔台之孙海都，经过数年的征讨，一步步统一了各自为政的窝阔台汗国，而后向南击败察合台汗国，又向西联合钦察汗国，东进阿尔泰山，数次进击哈拉和林，一直在反叛忽必烈的道路上自强不息。
所以，在攻打襄阳的四年里，忽必烈不仅要忧心襄阳的战事，解决漠南汉地的蝗旱水灾，承受蒙古上层的舆论压力，更要出兵西北，去平定海都的叛乱。
可以这么说，蒙古帝国的日子，要比南宋王朝难上太多太多了。
以当下的时局来看，忽必烈要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似乎只有停止对南宋的战争，以终止人祸的继续发生，才能改善蒙古帝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但忽必烈对于灭宋的执着以及统一天下的决心又不允许他自己这么做。
忽必烈既然不愿意停止战争，以终止人祸的发生。那么他要想自己的政权趋于稳定，就只能企求上天，不要再让天灾降临。然而，尽管忽必烈在内心曾经无数次的向长生天祈祷，天灾却一直没有停止降临。
而不知从什么从时候开始，停止对南宋的战争，成为了蒙古大部分诸王的呼声。
蒙古诸部自公元1206年从斡难河出发到公元1271年围城襄阳的当下，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蒙古诸王以及他们的后代，先后征服了大片的土地。而那些创业者的后代们，现在想做的，那便是理所应当的享受现有的胜利果实。然而，如今的他们看到自己封地里的子民，一批批的走向前线，自己封地里的物资，源源不断的流入战场，他们的心是在滴血的。
眼看着自己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消耗掉，此时的蒙古诸王一致主张不能再继续大规模用兵南宋了。而真正一直鼓励和鞭策着忽必烈进行统一大业的，恰恰是那些被蒙古人征服而丧失了土地家园和荒芜了精神家园的汉臣。
蒙古汉臣的极力怂恿
这些人需要依靠战争在这个新生的外族政权里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一个丢失了土地和荒芜了精神的人，若是想在蒙古这个异族的政权里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应有的尊严，就只能为这个异族的政权，不断的建功立业。
如若战争一旦停止，这些人便丧失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们将不会再有跻身权贵的有效途径。所以，他们不希望这场灭宋的战争停下来。这些人，就是如谋士刘秉忠，汉将史天泽，张弘范，刘整等等这批人。而忽必烈也希望通过灭宋来完成自己一统四海的“千古伟业”，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天命之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灭宋这个问题上，忽必烈的利益和这些蒙古汉臣的利益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眼下的时局，忽必烈眼前所面临的天灾与人祸的问题，又是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要对其正视并加以解决，哪怕是解决其中的一件。
然而，在忽必烈的坚持和汉臣们的极力怂恿之下，这该死的战争肯定是不会停止了。而忽必烈他们也就只剩下阻止天灾的降临这一条路可走了！
可是，这阻止天灾的降临，又比杜绝人祸的发生，难度要高的多！
从种种的情况来看，忽必烈似乎是面临着一个悖论，亦或是遇到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但是，这世间很多看似不可能解决的事情，最终似乎都被解决了。
忽必烈建国大元
自从蒙古诸王反对用兵南宋的呼声响起之后，忽必烈已经很久没有睡上一个好觉了。平日他向众谋士问计最多的话语便是：“自南下用兵伊始，襄阳围而不下，漠南汉地旱、蝗之灾不断，忧患何解？”
见忽必烈终日忧心忡忡，精通儒学的谋士刘秉忠向忽必烈进言道：“蒙古历代先汗，引领蒙古诸部，奋数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以弓马之利，入主中原，建不世之功，个中不易之处，难以细表。大汗若想国祚既长久，当顺应天道，行中原历代王朝所行之汉法！”
关于汉法之事，蒙哥在世之时，忽必烈便在他所经营的汉地之内推行。刘秉忠此刻提起，似乎是属于老生常谈。忽必烈便于此时言道：“汉法之行，阻力重重。阿里不哥、海都之乱，蒙古诸王参与者众，皆因汉法而起。凡此种种，多年来你我所共见。由此观之，汉法之推行，宜缓不宜急啊！”
可以说，忽必烈所言确是事实。而这也是推行汉法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刘秉忠却近乎莫名其妙的言道：“近年来，中原汉地，天灾不断，天下动荡，正是推行汉制之良机也！”
对于刘秉忠这出人意料的回答，忽必烈是一头雾水。但刘秉忠既然这么说，自有他这样说的道理。作为大汗的忽必烈还是耐心的听完了刘秉忠所说的话。
刘秉忠剧照
刘秉忠又告诉忽必烈：“蒙古入主中原数十年，汉法却不能尽行于汉地。今天灾人祸不断，实乃上天示警。大汗唯有以汉法治汉地，以汉制驭汉民，上承天道，下顺民心，以天子之尊，统御万民。上天受其感召，则天灾自然消弭，万民受其恩德，则人祸消于无形！”
忽必烈听及于此，觉得刘秉忠之言颇有几分道理，于是问道：“依先生之言，眼下虽可急行上承天道之事。然下顺民心，则任重而道远，恐非一代人之功所能完成！”
刘秉忠当然明白，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以弓马之利入主中原的蒙古能完成上承天道之举已经实属不易。要做到下顺民心，即使有心行之，恐怕也要穷数十年之功。
看着略有所思的刘秉忠，忽必烈又问道：“朕欲行承天受命之事，以先生之见，当以何处入手！”
刘秉忠告诉忽必烈：“历代中原王朝，国运长久者，无不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以华夏正统自居。远至强汉，近观盛唐，皆以此制强盛于当时，光耀于千秋。今南国未平，大汗为蒙古国运所计，当托古改制，效法汉唐，以中央集权治世，以帝王之尊御民，成不世之伟业。”
待刘秉忠说完，忽必烈听的是心血澎湃。作为一个曾经极力推行汉化的大汗。忽必烈深知汉人推行几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对于王朝的稳定，对于国计民生的发展，甚至对于一统天下的进程，与蒙古现有的制度相比，都有着高于蒙古现有体制的优越性。
但是，仅仅忽必烈一个人明白这些是不行的，他所要做的便是要让所有的蒙古权贵都明白，继而产生认可。
最终，在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说服了蒙古上层贵族的反对，而后下诏天下，宣布昔日蒙古国号已经成为过去，而后建国“大元”，承天受命，以中原古制统治中原汉地。
为了保证汉制的有效推行，次年开春，忽必烈将大元帝国的都城由漠南的开平迁往汉地的大都燕京（北京）。
由此，中国历史上一个由蒙古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正式挂牌成立。
说来也巧，忽必烈建国“大元”，迁都燕京之后，次年的中原汉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之前那些蒙古上层的反对者们，也便统一的没有再说出停止战争的这类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