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北宋政治清明、人口激增，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了经济的飞速发展，GDP总量占据全世界的五分之一。繁荣的商品经济市场离不开货币的大量流动，所以宋朝自然成为我国古代铸币的高峰期，各种年号的宝文钱前后多达43种，年均铸币量更是唐朝的20倍，堪称历朝之冠。
北宋王朝的一百多年间，国家平均每年铸造货币超过一百万贯，鼎盛时达到惊人的五百万贯，经济的发达程度可见一斑。诡异的是，在市场经济和铸币业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北宋却深受“钱荒”之苦，时常陷入货币短缺、百货不通的窘境。这种反常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宋朝的统治者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一、北宋出现“钱荒”现象的原因：铜贵钱贱、铜钱外流、王安石变法
纵观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钱荒”的现象至晚在唐末五代时就已出现，只是由于两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这一经济学现象才被无限放大。海外贸易高度繁荣、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赋税制度上的深刻改革......对于宋朝来说，这些都是前所未有、头遭经历的，缺少前人的经验和预警，全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货币危机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铜贵钱贱
北宋出现“钱荒”最本质的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市场高度膨胀、货币数量大幅激增，最终导致一枚铜钱的购买力，竟然比其自身的实际价值还要低。据北宋思想家李覯记载，当时有不少精明的商人偷偷销毁钱币，熔制成更值钱的铜器出售，从而赚取暴利。根据他的描述，销熔十枚铜钱就能得到一两精铜，制成的器皿价格是原来的五倍之多。后来国家实施“铜禁”政策，铜矿资源更为稀缺，利润又涨到了十倍有余。
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民间涌现出大批效仿者，不论是富商巨贾还是平头百姓，都养成了“藏钱”的习惯，宁愿堆在家里攒灰生锈，也不愿意拿到市场上用。就连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铜钱的价值比它的原料价值还低，大量货币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流失掉了，从货币变成货物，流向了铜质器皿市场。
（二）铜钱外流
铜钱大量流入境外，是北宋出现“钱荒”现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边境海关每天都有大量富商巨贾进进出出，出则满载成车成船的货币，归则带回大量塞外、海外的商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量的北宋铜钱流向周边四夷，国内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自然就不够用了。
不过，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商品贸易的高度发达，不论是北边的契丹、女真、西夏、高丽，还是西南的大理、吐蕃，大大小小各少数民族政权都在使用宋币进行商品交易。这就好比今天的美元和人民币，之所以能在世界各国广泛流通，正是因为中美两国进出口贸易繁荣之故。
“钱荒”的问题深深困扰着北宋统治者，以至于时常在和臣子聊天时谈及此事。沈括《自志》记载，宋神宗有一次向他诉苦，说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铜币数量都不够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沈括回答说：四方小国境内均有宋币流通，每年从边境流出的铜币不计其数，当然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另外，宋哲宗也曾问计于苏轼之弟苏辙，苏辙出访辽朝回来后说：北方各国没有自己的货币，公私交易都用宋制铜币，虽然朝廷制定了一系列律法限制货币外流，但还是屡禁不止，这就是为什么不论官坊铸造多少铜板都不够用的原因。
北地出土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1958年，北京西郊发现两座辽墓，出土铜钱107枚，其中含唐朝的8枚开元通宝、1枚乾元重宝，其余皆为宋币。1953年，内蒙古发现西夏遗址，出土铜钱40多种，全部都是宋钱。
（三）王安石变法
1069年开始的王安石变法，深刻改变了两宋的政治经济面貌，也间接导致了“钱荒”的出现。在各项变法条目中，与货币危机关联最大的当属青苗法和免疫法。“青苗法”就是国家信贷，一年两次有借有还；而“免疫法”则是针对平民，只要交足钱就可免除应服的各项杂役。二者都变相增加了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加剧了“钱荒”爆发时的货币危机。
二、“钱荒”为何集中在东南地区？——朝廷采买加重东南财税负担
北宋的“钱荒”现象具有地理位置上高度重合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东南江淮一带，且大都发生于农作物收获的秋季前后，这与东南地区极高的经济地位密不可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言，农业的兴衰都是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农业税收也是朝廷最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北宋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属江淮。
北宋思想家李覯曾言：如果没有江淮每年几百万斛的粮食供应，天下百姓无所食，北宋不可能成为如此强盛的国家；但江淮离了北宋，却完全具备独成一国的实力。“吴楚之地，方数千里，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外来商品，将江南经济的繁荣盛况描绘得淋漓尽致。
在唐德宗“两税法”改革之前，我国的农业税收一直以实物征收为主，即将剩余的农作物按比例上缴国家。但到了北宋年间，则变成“夏税秋粮”的模式，广大农民必须先将农产品带到市场上出售，再将一部分卖得的收入上交。由于收获时节集中在秋季，每年这个时候，江南的农业市场贸易都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货币的需求量也会随之骤增。
北宋设置了负责统一采买军粮的“发运司”，以调配南北粮食分配不均的问题。《宋史》记载：“宋岁漕以广军储、实京邑。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籴买，以息边民飞挽之劳，其名不一。”就是说北宋为了加强北方边疆防务，每年都会通过发运司，从东南一带统一采买大量粮食养军，并统一运到东北地区。
北宋人口过亿，军队人数也高达一两百万，统一采买军粮自然要耗费很大一笔数目。每年采买过后，朝廷府库空虚，国家就会对最富庶的东南地区提高税点，如此一来，东南百姓的负担过重了。
宋神宗熙宁十年，朝廷曾对全国各地的赋税征收情况进行统计，其中税收超过一万贯的城市有204座，而东南一地就独占64座。国家财政过度仰赖东南地区，却没有为其额外投放足量的流通货币，所以每到农民收割粮食、运往全国各地的秋季，东南一带就经常出现货币不足的问题。
三、北宋朝廷应对“钱荒”出台的政策：从杂币到“交子”
包括李覯、王安石等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北宋“钱荒”乱象的祸根，本质上源于铜币的面值低于实际价值。从这个症结入手，北宋先后进行了多次货币改革，主要进行了两个方向的尝试：一是降低货币的原料价值，二是提高货币的面值。
北宋朝廷最先想到的办法，就是在铜币的质量上做文章。比如减少小钱的铸造量，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铁钱，或者在铜币中掺杂其他金属。《宋史》记载，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许申曾向朝廷建议，将铁与铜混铸，以减少货币中铜的含量。一枚铜钱可用三分铜、六分铁，剩余一分掺杂铅、锡等便宜金属。没想到投入生产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方法成功率太低，耗时一个多月才造出来一万枚，铸币工人苦不堪言，这种方案也宣告失败。
后来，北宋宰相蔡京对这一思路加以改进，采用黑锡和白锡掺杂在铜液中，制成“夹锡钱”在陕西一带推行。但随着蔡京被罢免，这种刚刚流通了两年的新币也被朝廷废除。
第二个方法则是提高单个货币的流通价值，最先由王安石提出，已经非常贴近今天的经济学思想。宋神宗年间，朝廷出台“折二钱”政策，即宣布市面上正在流通的所有铜币价值翻倍，原来的一文钱，现在可以当做两文使。如此一来，既能够减少货币的流通频次，降低“钱荒”的压力；又能减少老百姓“熔钱”“藏钱”的现象，让更多的铜币回归市场。
与第一种方法相比，增加货币面值无疑是更加科学有效的法子。果然，“折二钱”普及后不久，东南一带的“钱荒”危机终于开始缓解，不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平民百姓，都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甜头。此后，每当宋廷遇到“钱荒”，都会沿用这一方法，陆续推出了折三钱、折十钱等，直至1023年首次发行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比欧洲领先了近三百年。
结语：
北宋经济高度发达，但缺乏完善的商贸、财税制度与之相匹配。因此，每年秋收季节出现在东南地区的“钱荒”，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学现象，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经济危机类似。北宋的改革家们虽然针对币值问题做了很好的尝试，但受限于时代和思想上的局限，一直试图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暂时缓解“钱荒”乱象，却达不到根治的效果。困扰北宋一百多年的“钱荒”难题，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
1、《略论北宋“钱荒”现象出现的原因》
2、《北宋钱荒成因考》
3、《略论宋代解决钱荒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