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腐败是自古以来的老大难问题，无论古今政权对腐败如何打压，钱和权的关系仿佛从骨子里就带着暧昧不清的味道。有钱人的物质条件优渥于他人，基本生存需求得以满足，便对名望和权力有了渴望；有权的人又羡慕人家有钱人的胡吃海喝、出手阔绰，便想着通过手中权力换取金钱以供俗世潇洒。
在整治贪腐这条道路上，明太祖朱元璋可谓是大刀阔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不近人情的意志力推动了大明反贪政策的执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曾对朱元璋大喊，天下那么多的贪官，你杀不完。朱元璋反问了5个字，随后便是几万人人头落地。
朱元璋是有名的农民皇帝，在元末那个动乱和灾荒频发的年代，作为社会最底层的朱氏一族，受够了官府和地主阶层对其家族的迫害。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只因“泥腿子”出身的父亲给孩子起个文雅一点的名字都不敢奢望。并非朱氏一家如此，最底层的农家百姓世代这般。既然有名无名都没什么实际意义，索性以父母的年龄相加、或者孩子出生的日期命名。
对名字的不重视，体现出了整个社会对底层人民的不重视，进而便是对其生命的不重视。人的存在与否都无所谓，更何况会在乎你叫什么吗？
朱元璋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自己排行最末。朱家老四当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践行者，在他要完成大一统那个伟大事业的前夜，老天给他安排了一个近乎灭门的惨痛教训。
至正四年的两大灾难成为压垮元末朝廷这个昏暗大机器的最后一根稻草。朝廷当然要赈灾，可是好不容易搜集起来的钱粮，朝中大员的克扣一些，地方封疆大吏还得克扣一些，各州、府、路再克扣一些，到灾民手里的，能有一些陈谷皮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什么都拿不到的人比比皆是。
朱家是彻彻底底的底层难民，当然拿不到多少救济粮。先是大哥和三哥被饿死，接着是父亲朱五四被饿死，母亲和大侄子也紧随其后。最终还是借了刘家的一块地，才将父母草草安葬。
随后，朱元璋便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乞讨，要饭，哪怕是当和尚，只要能活下去，朱元璋全都不在乎。
可早年的遭遇，使一个憎恶的种子在朱元璋心里种下，若是没有那些贪官污吏，他家或许能分到粮食，父母也许不用死，大哥、三哥也不用死，二哥、姐姐也不会死在逃难途中。所以在朱元璋的心里，世间最可恶者，莫过于贪官污吏。
提着三尺剑，征服天下后的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时，对朝中吏员之俸禄的发放苛刻到了极致。比如一个正七品县官的俸禄是90石米，即6372公斤，够35人吃一年。
这些米粮若足额发俸，对于一个小士林家庭还是够用的。只是其中40%都是以绢布、棉布等物相抵，其实际价值会缩减很多。况且明初的各种官场打点应接不暇，许多当职县官的俸禄不但养活不了家庭，过节送礼还需家里接济。因而朝廷上下充斥着大大小小的贪墨之风。
胡惟庸是明朝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的同乡加姻亲，经其推荐，被朱元璋任命为右丞相。李善长致仕后，胡惟庸升任为左丞相，成为淮西政治集团在朝廷的一把手。
胡惟庸任丞相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广建朋党、大力打压异己之上，对元朝留下的制度弊病没有尽心革除，致使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更加巩固和发展，普通百姓仍是奴隶般的粮食生产者。
最让朱元璋不能容忍的是，胡惟庸嚣张跋扈，靠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元朝遗留下来腐朽的政治生态，大行贪腐之道。
胡惟庸不知收敛，当时明朝与北元连年征战，中原压力巨大，他便借此乱机收服了一些武臣，企图染指军方。这一切都被锦衣卫暗中掌握，朱元璋终于忍不可忍，着手处理淮西集团。
胡惟庸的儿子骑着马在集市上飙马时，一不小心撞死在了一辆马车下，胡惟庸直接杀了那个驾车的人。朱元璋知道后愤怒不已，准备严惩胡惟庸。胡惟庸见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便联系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人准备密谋起事。
洪武十三年正月，胆小的涂节见事情难成，便告发胡惟庸谋反，朱元璋立即派人将涉事人员捉拿下狱。胡惟庸的诸多做法实在太过恶劣，朱元璋当即要以“枉法诬权”“擅权枉法”“蠹害政治”等罪名将其处死。
胡惟庸很不服气，认为朱元璋只是在做徒劳无功的事，他胡惟庸不贪，自会有杨惟庸、李惟庸出来贪。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朝代可能会存在没有清流的，但绝不会存在没有贪官的。
行刑前他向朱元璋很不屑地说：“天下那么多贪官，你杀不完的。”朱元璋冷冷回答：“怎知杀不完？”是啊，不杀又怎么知道杀不完。
要说推行“做官就别想发财”之理念的，朱元璋可能是第一个，亦是执行的最彻底的那个。他以帝王手中不可反抗的屠刀告诉天下官吏，你不许贪，也别想着贪。
只是还真如胡惟庸所言，天下的贪官，朱元璋没能杀完，直至今日，贪腐仍未杜绝。所以天下贪官不可能毙之于一役，而是要将反贪制度长期化，正常化，时时警醒，刻刻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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