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代之时，夏遥远而无文字记录，且考古实物不多，史料匮乏。商朝则相对清晰，还有大量的甲骨文，虽大部分没有破解，但已经破解的一千余字和现存的史料比对，所记述的内容与史记、左传，竹书、尚书、诗经等具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基本吻合。证实了这些史书记载的真实性。
在商周迭代过程中，周文王一直被当作正义的化身，后人多美化周公，而把商纣王当作暴虐淫乱的第一个反面典型。作为亡国之君，备受后世批评、唾弃！就如刘邦问周昌自己是什么人时，周昌说他是桀纣之主。商纣王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从史料记载来看，商纣王的罪名无非是和妲己淫乱，生活奢侈，酒池肉林，设置炮烙之刑。仔细分析，这些罪名都比较牵强！
商纣王后宫有多少美女，自己有多少嫔妃，不得而知，但无论哪部史书，都记载只有苏妲己一个女人。这和后来的任何一个皇帝比，都微不足道。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英明的帝王，后宫也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纣王一个苏妲己怎么就是淫乱了呢？
至于酒池肉林，的确是有点荒诞，但似乎没有危害到谁。没有说商纣王如何残酷对待老百姓，也没有记述他如何搜刮财富以至于民不聊生的。后来的大多数帝王哪个奢华程度不是超过商纣王的？为何单单把他的这个行为当作罪证呢？
如果说炮烙之刑过于残酷，和后来的任何一个酷吏发明的酷刑相比，都是微不足道。朱元璋对犯罪的官员“剥皮实草”，包括后来的凌迟这样的刑法，都比炮烙要残酷的多，似乎也没有人说他们如何暴虐。而商纣王却被冠以这样的罪名而为后世诟病，成为反面典型。说到底，就是为取代殷商的周朝寻找理论上的合理性，周从一开始就有了推翻殷商的野心，商纣王不幸成为了一个好的借口！
周古公亶父在武乙时迁到歧，武乙将岐邑赐与他。古公亶父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小儿子叫季历。史记记载季历生昌，出生时有祥瑞，古公亶父说，周朝兴旺可能在昌。于是太伯虞仲逃到荆蛮地区，于是古公亶父死后季历便接班了。
之后的周一直忙于扩张和征伐。应该说，古公亶父所谓的周兴在昌，就有了发展壮大、取代殷商的想法！后来的征伐都是为了积攒实力，收拢人心。《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文丁二年，周公季历伐燕京之戎，四年，周公季历伐余无之戎。五年，开始筑城，作程邑，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十一年伐翳徒之戎。
商纣王帝辛即位后，任命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周开始壮大。十七年，西伯伐翟三十一年，西伯开始治兵于毕，得吕尚。三十二年，西伯伐密。之后商纣王任命西伯专征伐。为西伯提供了法理上的合法性。三十四年，西伯攻取耆和刊，然后占领崇。
三十六年，西伯从程地，迁到丰地，并让姬发营建镐京。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逐步东扩，野心显现。同时诸侯开始朝周，并于同年征伐昆夷。之后开始伐殷商。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从周公季历开始，就不断征伐四方，扩张地盘，积攒实力。到了文王、武王时，把自己的老窝从咸阳一带逐步向东迁，到丰镐一带，威胁殷商。
周朝的发展壮大是有计划、有目的的。从古公亶父萌发野心开始，到文王时期逐步壮大，这个过程非常清晰。商纣王囚禁文王也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感受到了难以控制。
由于周的四处征伐，各路诸侯都畏惧周的强大，主动靠拢过来。后来牧野之战，兵不血刃，拿下殷商。至于什么凤凰集于周社、五星聚于房，白鱼跳到周公的船上，鱼眼睛下面有字，说商纣可伐，还有什么文王梦见日月著于身等等，这些所谓的祥瑞，或者说天命所归。都是给自己找的一个所谓的合法理由罢了。
自古以来，帝王们都喜欢给自己取代他人找个合适的理由。周文王也一样。如果真的如史书所说的那样德行高尚，他灭掉商纣王，为什么不扶植纣王的儿子呢？如果真是忠臣，为何自己取而代之？
胜王败寇，自古如此，后世文人，再怎么涂抹美化，也盖不住人们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