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
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
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
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为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
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
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
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
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
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
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
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
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
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
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
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
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
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即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
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
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
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
那什么是理财呢？
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
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
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
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
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
二、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
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
但动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能改变北宋的局面了吗？
大概率也不行。
北宋走到那个时候，已经立国百年了，如果算上五代十国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历史周期律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既得利益者是北宋的支柱。
如果彻底推倒重来，既得利益者们必然抛弃赵官家，重新选择利益代言人，那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北宋连一天都苟不下去。
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不是最好的，但起码不是最差的。
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完全着眼于理财，同时以理财为手段抑制兼并，但王安石又怎么能保证，理财的改革政策一定能抑制兼并呢？
比如青苗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秋收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年息是两分，比民间私人贷款利息低很多。
政策是有利于农民的，但金融贷款的权力收归官府，官府又没有适当的监督，结果就是腐败和层层加码。
很多地方春季发放一次贷款，秋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然后秋季再发放一次贷款，春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这样一来，两分的年息变成四分。
相当于贷款十万块，王安石规定收利息两万，地方官府能收回四万甚至更多。
这些钱自然都出在农民身上。
那农民不借高利贷行不行？
不行。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借钱就活不下去，而且官府有放款指标和盈利指标，完不成任务是要摘乌纱帽的，所以官府会主动给农民放款，留下一句话：
“这些钱你拿着，半年后连本带息给我，就这么定了。”
青苗法，就这样演变成官府强制发放的高利贷。
在徭役方面，原本北宋实行的是差役法，即轮到出徭役的时候，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尽其能。此外还有大量“下户”可以免徭役。
王安石认为，没钱的人强制出徭役，必然耽误农时，不利于北宋的经济发展。
于是王安石推出免役法，不论家庭资产多少、上户还是下户，都要给官府交钱，官府用这些钱招募劳动力做工程，这样便不耽误农时。
对于富人来说，差役法和免役法没有区别，反正都要出钱。
但对于穷人来说，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可以“以身代钱”，现在实行免役法必须“以钱代身”，那些免徭役的下户也得出钱。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穷人的有余是身体，不足是钱，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反过来了，损了穷人的不足。
保甲法是兵农合一的强制征兵制度，这就导致农民在出钱之后，还得出人当兵，司马光评价为“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两任。”
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安石改革政策的核心是货币，但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不足，所以唐朝用绢帛做为货币的替代品。
在王安石追求货币的改革政策下，原本就数量不足的货币，价值开始迅速攀升，可能之前一文钱能买一斤米，现在一文钱能买五斤米。
于是为了给官府交够规定的钱，农民必须多卖粮食，有人甚至卖田卖房、典妻鬻子。
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官员、豪商又能赚一波。
回顾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可能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既要农民出钱出力，又要农民感恩戴德，还要富国强兵，典型的献了钱再献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比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强到哪里去。
所以王安石改革几年以后，被剥夺经济利益的地主豪强不满意，被以改革之名排挤的官员不满意，被剥削财产和身体的农民不满意，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宋真宗景德年间的683万石，增长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5201万石。
说到底，王安石改革是一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国进民退。
三、
同样是改革派，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为何截然不同，王安石又凭什么认定，他的改革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答案很简单，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风气，塑造了王安石和司马光。
五代十国的各系军阀里，太原李克用和汴梁朱温是实力最强劲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河东系开始一枝独秀，此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本质上都是是河东系的延续。
所以北宋的政治法统，源头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政治上属于北方政权。
从人事构成上来说，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后来的宰相里，吕端是幽州安次人，吕蒙正是河南洛阳人，寇准是陕西渭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富弼是河南洛阳人，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
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
也就是说，北宋初期是由北方人主导的北方政权。
但是自从宋太宗赵光义搞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并且希望在北宋的政坛中，开拓南方人的生存空间。
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年间，南方人的代表便是王安石。
所以王安石的早期政治生涯，结交了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北方人，一旦执掌政权开始改革，搜罗的改革派成员便都是南方人，如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章惇是福建南平人。
可以说，王安石借北方人的支持执掌朝政，然后联合想夺取北宋政权的南方人搞改革，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的反对。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表象是改革路线之争，背后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性权力斗争。
而改革路线之争、地域性权力之争，最终目的是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制定倾向于己方的政策。
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
北宋时期的南北方经济总量，差不多是五五开，比汉朝的北富南穷、明朝的南富北穷均衡一些。
但经济总量的均衡，不代表经济模式相同。
北宋的北方，依然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
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
而南方经过六朝和晚唐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
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等南方人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经济上解放人力，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最终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国家模式和社会结构。
站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但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就搞一国两制。
到底用哪种经济模式的政策改革，那就需要争一争了。
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产生了南方喜气洋洋，北方怨声载道的局面。
北宋文人邵伯温就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
罗从彦也认为：“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只适合东南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改革派，拥护司马光为拨乱反正的老同志。
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归根到底是南北方的经济模式之争。
四、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到唐，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关东和关西之争，从宋到清，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北方和南方之争。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东西之争的终点，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是南北之争的起点。
终北宋一朝，围绕王安石改革产生的新党和旧党，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新党上台清算旧党，旧党上台清算新党，直到女真南下，把汴梁一锅端了，才结束这场六十年的斗争。
后来南宋不积极北伐，并且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和新旧党争未尝没有关系——
既然争不出结果，不如南北分家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经济模式过自己的日子，不必照顾另一方的感受。
后来朱元璋混一南北，再造中华，但南北方的隔阂依然很严重，直到朱元璋在科举上分南北榜，朱棣迁都顺天府、疏通大运河，才在政治经济上打通南北，重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根基。
不过在人事方面，明朝阁老们还是以南方人为主，难得出一个北方籍的内阁首辅张四维，还是以清算张居正改革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张四维和张居正的斗争，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翻版。
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
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
千年历史上，真正混一南北的政权，只有以全民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人事方面讲究五湖四海的新中国。
没有区别了，人心也就定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国企和重工业基地集中的北方积重难返，南北方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
所以现在要求全球化自由经济的，大多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崇尚计划经济和体制的，北方人居多。
最近疫情放开，江浙政府马上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北方省份还在纠结要不要做核酸、病毒大规模传播怎么办。
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理念。
所以吧，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以后还会以相同的内核、不同的形式，继续演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