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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周国祚八百年，开华夏文明之先河，创文章典制之规范。中国法治思想体系源于《周礼》，西周的立国之演变就是《周礼》的发展过程。
西周统治者将礼仪规范渗透到国家治理的方方方面面，试图建立一个稳固可靠的社会秩序，因此《周礼》完全可以被视为西周的立国宪法。
周王朝的法律有着浓厚的人本思想，相比于商朝时期的“神判”司法，西周王朝倾向于“人判”，即发挥人在司法案件受理过程中的作用。
周天子作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最高的司法代表，拥有对全国所有案件的决断之权。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周天子及其司法机构拥有无限的权利，“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等充满人本观念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周王权力的运行。
蕞尔小国的崛起之路，武王伐商
周朝之所以会走上以礼治国的道路，最后形成与商完全不同的司法体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将时间的年轮往回倒，追根溯源至周人的崛起之路和建国初期，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周人的疆域远不如商人辽阔，人口也不及商人，那么周人是如何夺得天下的呢？
周的先祖们将其归于商纣有失天德，而自己则是顺应天德。显然这种说法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味。
牧野之战时，商朝主力正在讨伐东夷，留下的军队几乎都是俘虏之流，并非商的正规军。这支军队在牧野之战时临阵倒戈，并不奇怪。这跟周人自认为的得民心，却无丝毫关系。
倘若周人真的得民心的话，为何在攻破商的国都后，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立马统治商所留下的百姓和附属国。直至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并开始制定周礼后，周朝的江山才逐渐稳固。
所以可以说周人是在趁人之危的情况下，窃取了商的江山。正因为得国不正、统治基础薄弱，所以才搞出了一套所谓的周礼。
周朝没有明文的法律文书，《周礼》既是掌国家万事风俗的标准，也相当于一部周朝的立国宪法。
《周礼》的制作与完善非一人一时一地之功，周礼的制定并非始自周公。文王、武王时期周人便已经开始制礼，周公制礼只是西周以礼治国的开端。
周礼的完全成熟并渗透到国家的各个层面，应是在西周中期周穆王时期。
周礼的发展总是伴随着西周国力的兴衰，周穆王时期除了重现成康之治的光景外，还颁布了《吕刑》。此刑法比起建国初期的旧刑法，体现了明德慎罚的司法理念。
经过西周初期五代君王的发展，周朝的礼教治国思想基本已经深入人心。伴随着礼教发展起来的司法制度，也愈加完善。
商朝时期的司法制度多带有巫术占卜色彩，周朝的司法制度的初衷虽回归了人本，但仍然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士大夫。”的标准，凸显了西周礼教和法治的阶级特征。
武王伐商，西周建立一套不同于前朝的规章典制，这些规章典制以宗法制和礼教为主要依托。西周之所以会选择宗法制和礼教，与西周建国初期统治基础薄弱，统治根基不稳有关。
而西周的司法制度也是在宗法和礼教之上发展来的，与其说西周是一个法治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人治德治”的国家，与法治关系不大。
譬如司法审理过程中的明德慎罚、五听审判等标准，都带着非常主观的个人色彩。这些独具特色的审判方法，相比于商朝时期将案件交给神明作判断，进步了许多。
但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相比，这种作法仍然不能算作依法治国，只能说相比于愚昧，开明了一点而已。
西周司法制度的人文核心，明德慎罚
可能是因为武王趁人之危窃国贼，得国不正，建国初期的西周朝，各方面的统治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所谓的“周公制礼，天下归心”实属无奈之举。
在周人眼里商朝人民是野蛮的，需要开化的。商朝人确实没有周人更开化，但差距也没那么大，二者都是半斤八两。
周人自以为懂礼数有法律，但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他们的礼数和法律亦不过是一种愚昧。
西周和商朝都是奴隶制国家，只不过奴隶制的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建国初期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周王室为天下共主，而非天下之主。各诸侯国相当于一个个小头头，周天子就是这些小头头的头头。
周天子名义上是周朝最高的司法权力代表，拥有对整个王朝的司法决断权。笔者在这里用的是整个王朝而非国家，是因为周朝本质上是一个联盟。
虽然周天子拥有对这个联盟里所有国家案件的决定权，但其实这么做的可能性比较小。
首先周朝有自己的核心势力范围，其次各个诸侯国高度自治，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字、货币、风俗等。
周天子不可能也不会随意干扰他国的司法案件，除非这些诸侯国发生了政变或相互吞并等极端情形，否则一般情况下周天子是不会随便插手他国事物。
周天子之下的司法职位为大司寇，大司寇主要任务是“师其所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掌建邦之三典，以佑王刑邦国”。
很显然，大司寇的最后一句“以佑王刑邦国”基本可以看作一句空话。因为在现实的国家政治中，大司寇不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将手伸到其他国家去，进而影响他国司法案件的决断。
西周的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这些大大小小的司法机构，共同组成了西周王朝庞大的司法系统。
前文提到的大司寇掌三典，三典指的是西周建国初期的刑法，即中典、轻典、重典。后来这些旧的刑法被废除，周穆王时期颁布《吕刑》取代了原来的三典。
颁布新的刑法是因为原来的刑法，已经不足以维护新的阶级利益了。《吕刑》相比于三典，更兼具“明德慎罚”的人文关怀。周穆王时期，西周的司法审判流程已经相对完善。
百姓诉讼案件主要包括两类，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民事类案件是“讼”，刑事类案件则为“狱”。司西周的法机关在审理这两类案件时分别叫作“听讼”、“断狱”。
在具体审查时，西周的司法人员采用“五听”法，即用察言观色的方法判断受审人员所言真伪的五种方式。
这种不依靠逻辑推理和证据举证的方法带有非常主观的个人色彩，在今天的人看来与智障办案没什么区别。虽然智障但比起商朝时期的“神判”，还是进步了不少。
古时的办案条件有限，倘若官员不按照法律规章来做事情怎么办？关于司法官员的过错该如何处置，西周王朝出台了“五过”政策来惩罚徇私枉法的官员。
这“五过”主要是指收人钱财、包庇亲属、以公报私、巴结权势等五方面。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实际的司法办公中，暴露的问题肯定不止这五类，不然就不会有官逼民反一说了。
西周统治者以礼立国，建立一套完备的司法体系，可西周的当局最高统治者几乎从来不遵守这套系统。
随着西周最后一代君主周幽王被外族杀害，西周宣告灭亡。关于西周灭亡有的人归结于周幽王个人的无作为，这显然是荒唐且无知的。
西周的国运从周昭王便开始下滑，周穆王算是中兴了一把，但奈何周穆王好大喜功，将周王室最后一点国运也消耗殆尽。
周人总是讲“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可笑的是周的统治者们没有一条做到的。周礼救不了西周，司法制度也救不了西周，内部的阶级矛盾无解缓解，再先进的理论和制度都是枉然。
结语：
西周取代商朝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制的奴隶制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颁布了宗法制和礼教。西周的司法制度便是在宗法制和礼教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
明德慎罚、以德配天是西周司法精神的人文内涵，从商朝的“神判”到西周的“人判”，体现出了中国司法的进步性。
这种礼刑结合的司法基调，奠定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法体系。西汉的“德主刑辅”，唐初的“德本刑用”，明朝的“明礼以导民”，等治国模式都是源自西周的司法制度。
中国当今的政法体系是从古代司法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相比于西方的司法人文内涵，我国的法律建设之路带有不可忽视的中国烙印。其中“明德慎罚”的司法人文观念，贯穿每一条法律条文中。
参考文献：
《周礼》
《东周列国志》
《西周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