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上位时仅十八岁，清除阉党行动证明了少年皇帝的才能，最开始崇祯帝并不相信宦官，对东林党信赖有加。但他又很矛盾，他十分痛恨官员结党结派，对官员好坏评价也以是否结党为主要标准，因此崇祯帝对东林党抱有戒心。温体仁正是抓住了皇帝这一特点，借势除掉了东林党最大头目钱谦益。
温体仁玩弄手段排挤钱谦益是阁臣之间相互倾轧的开端。温体仁在皇帝面前，给自己塑造成无党派依靠的“独立派”官员，但并非如此。史书上记载温体仁一生都在党争，他扶持同乡亲信上位，还意欲使用阉党官员，形成以他为首的另一支党派队伍。
然而在皇帝面前，他表明自己没有党派依靠，因此居然获得皇帝长达八年的重用，温体仁也成为崇祯时期最有权势，任职时间最长的阁臣。入阁后，他运用皇帝的信任，将异己阁臣说成党派人士，令皇帝对其厌恶，迫使阁臣致仕。
他还通过与吏部尚书合作的方式，肆意打压朝中异己官员，使崇祯时期官僚队伍鱼龙混杂，职位换人频繁，官员办事不利，重要政治决策出现失误，最终导致明王朝大厦倾塌。
他的政治生涯充斥着党争和误国色彩，甚至被称为明朝灭亡三大罪魁祸首之一，归入奸臣行列。
国内学者张学亮解释了明朝内阁党争不断的原因：“内阁地位和权力的提高，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这与权力的双面性是分不开的。巨大的权力带来巨大的控制力与支配力的同时，也为权力掌握者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风险。
这种风险既有来自外部的事功成就与否和皇权对内阁事功德评价标准，还有来自内阁内部及中枢政治体系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倾轧。四崇祯时期阁臣权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便于阁臣处理政务，但被别有用心的阁臣利用，就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温体仁和吏部尚书联合，利用阁臣职权扩大自己的官吏任免权。
明初由皇帝“特简”决定内阁大学士的任用，中期以后阁臣权力膨胀，可以向皇帝举荐有才能的人进入内阁，皇帝决定最后入阁名单。崇祯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是明朝党争激烈时期，也是救亡图存的关键时期。正值少年天子临朝，内阁辅政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阁臣却利用手中权力，延续着天启朝党争，不仅对朝中大小官员肆意打压，还迫使内阁大臣致仕，崇祯时期内阁大臣共47位，更迭频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阁臣之间相互倾轧，如温体仁排挤周延儒、钱谦益等阁臣，温体仁还伙同吏部尚书对内阁之外异己官员，肆意罢免，对同伙官员大举提携担任。在这种趋势下，朝堂上的官僚队伍质量自然很低，正直能干的官员越来越少，严重影响国家的决策制定和实施，最终使大明王朝万劫不复。
纵观整个崇祯时期，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官员们自愿乞休的人数最多，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辞职说法，其次是被弹劾致仕，按照非正常离职和正常离职比例来看，崇祯时期非正常离职阁臣多于正常离职，这不仅说明阁臣离职出现了问题，也反映出此时明朝政局不稳定。
此外，崇祯时期阁臣任免还有一个最突出问题，在被致仕后重新返回朝廷做官的人非常少，只有周延儒和李标二人，做了两次阁臣。崇祯在后期也感觉到国家危急，认识到之前误判了部分阁臣，便拟旨重新起用，被重新召回的有清廉臣子何如宠、首位外职入阁的张至发、回乡闲住的韩爌，但他们都频繁上疏致仕，不愿再次进入朝堂。究其原因，一是对皇帝失望。关于崇祯皇帝性格，学者普遍认为其刚愎自用且极度自负，听不得与他意见相悖的进谏。二是对党争厌恶。有学者认为周延儒二次入阁是对权力的渴望，其实不如说他有极高的思想觉悟。在他二次入阁之后，整顿吏治，亲自申请带兵出征，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当时百官都缩起来不敢任事的时候，这一行为非常勇敢。
上文提到，温体仁打压阁臣，是阁臣之间的较量。除此之外，还有阁臣与言官或者阁外官员之间的斗争。到崇祯时期内阁己经发展成为国家重要决策中心和权力中心，内阁首辅是百官之首，阁臣是官员典范，为树立权威对不肯附已的言官或阁外官员，阁臣们想方设法予以打击。
给事中傅朝佑曾弹劾周延儒“削言官以立威”“挫直臣以怵众”，周延儒便心生怨恨，利用身份地位，在皇帝面前摸黑傅朝佑，引诱崇祯对其发怒：“责以颠倒贤奸，恣意讪侮，廷杖六十，创重而卒。一个敢说真话的大臣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无独有偶，给事中袁恺弹劾辅臣薛国观奸佞，“国观闻而衔之，每袁恺具一疏，不曰殊属沽名，则日何得市恩。若上一改票，便加降调耳。很快薛国观就做出反击，他利用票拟权和皇帝“改票”心理，驱除袁恺。在阁臣打压官员的过程中，最为严重的当属温体仁，他除了瑞摩皇帝“改票”心思外，还与吏部尚书勾结，对朝中大臣肆意打压。
温体仁的入阁方式充斥着党争色彩，他利用皇帝对官员党争的厌恶情绪，将钱谦益划分为结党分子，这种办法初见成效。此后在温体仁执政期间，频频用这种办法对付异己阁臣。对于内阁之外官员任免事宜不需要事事上报皇帝，但温体仁是以礼部尚书进入内阁，没有任用和罢免官员权力。
为便于排斥异己官员，他采用和吏部尚书勾结的方法，扩大自身官吏任免权。原吏部尚书王永光致仕后，温体仁举荐同乡亲信闵洪学担任吏部尚书，在闵洪学协助下，温体仁开始操纵人事，凡是异己官员通过吏部内部商议就可对其罢免。
温体仁为确保自己肆意打压官员的事情不被发现，发动内阁首辅权力，规定凡是重要人事的变动奏疏，一概不存档，都立即毁掉。为的就是不给受害者以查证和翻案的机会。
温体仁说：“密勿之地，不宜宣泄，凡阁揭皆不发，并不存录阁中，冀以灭迹，以故所中伤人，廷臣不能尽知。”
朝中揭发他的人很多，上到皇族功勋，下到平民百姓，可越是这样，越能间接地显现出温体仁没有结党嫌疑，这也是崇祯一直纵容他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成为他的下台原因。
后期的温体仁开始些飘了，颇有舍我其谁的霸气，他为对钱谦益展开二次打击，不惜把皇帝心腹太监曹化淳也拉下水，然而温体仁高估了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依旧向往常一样，假意致仕，却没想到曹化淳请求审理此事，并将张涵儒等的奸邪情况和温体仁的密谋都写进了讼案，崇祯帝信曹化淳深于信温体仁，看到这份讼案，皇帝深受打击，一直以为清白廉洁的重要辅臣，竟然也会结党谋私。待到朱国弼再次揭发温体仁时，皇帝一改常态，同意了温体仁罢官请求。
温体仁铺政期间，主要是利用权力进行党争，对于国家重要军政事未能做出正确判断。在其位不谋其政，温体仁向朝廷举荐的军事将领也大多平庸之辈，苟以充位而已。无论是面对辽东抗清兵南下，还是应对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都没有给出有意义的见解或策略。
每当皇帝询问兵饷事宜，温体仁都表现的束手无策，不发表任何看法，让崇祯自己定夺方案。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流贼攻陷颍州，许誉卿请求紧急调遣五千人驻守凤阳。等到批准奏疏下来，凤阳已经沦陷，皇陵被毁。许誉即悲痛气愤，直接告发兵部尚书张风翼固位失事、大学士温体仁和王应熊的包庇之罪：
“贼在秦晋，早设总督，遏其渡河，祸止西北一隅耳，乃侍郎彭汝楠避不肯行。及贼入楚、豫，人言交攻，然后不得已而议设之。
温体仁在这件事中，撤掉彭汝楠和汪庆百的就职奏疏，包庇二人。据《明史》和其他史料记载，彭汝楠和汪庆百并非昏官、庸官，相反二人风评很好，二人也没有因此被罢官，汪庆百此事之后回乡请罪未允，彭汝楠是因为筹饷清刺一事与当事大臣意见不合，自请离去。至于为什么二人不敢就任，史料已不可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温体仁包庇的不都是没有才能、浑浑噩噩的官员，他对于好的官员也是爱护有加，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想拉拢二人扩大自己的势力。
美国学者富路特提出，温体仁精通文学，兼备能力和忠心，配得上皇帝为其精心挑选的谥号“文忠”。明朝灭亡后，南明福王政权追论前朝罪臣，下令剥夺温体仁、周延儒和薛国观的谥号，可三人中只有温体仁有谥号，并且在半年后再度讨论这件事，温体仁的谥号又被恢复了。因此，富路特认为史书对温体仁的记载太过负面，记载者又大都是东林党人士，缺少正面叙述。温体仁执政时期得罪人太多，从朝堂在民间，都没有一个好风评，因此史书中关于他功绩记载，几乎看不见。
不过有一点倒是史家都承认的，他“用廉洁自结于上，苞苴不入门”。温体仁长期能获得皇帝信任，主要在于他对崇祯帝性格琢磨的相当透彻，不违背皇帝意愿。因为皇帝不喜贪污，不喜结党，不喜阁臣意见与自己相悖，因此温体仁执政八年，不敢贪一丝一毫。用言官弹劾掩饰自己结党的预谋，看到崇祯对阉党人士态度强硬，便立即终止引荐阉党官员，皇帝问他意见时表现的唯唯诺诺，说自己只会依照皇帝意见票拟，不敢有一点逾越。温体仁在忠君人设下，迅速成为皇帝最推心置腹的人，成为官员争相巴结的对象，可谓风光无比。
纵观50名阁臣的权力史，不难发现有权有势的阁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会瑞摩皇帝心思，不忤逆皇帝，不说和皇帝相悖的言论。温体仁、周延儒、王应熊、杨嗣昌、陈演、李建泰，他们都是崇祯时期在位时间长，或权势较大的阁臣，他们上位途径一样：发表让皇帝满意的言论，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为网”、陈演通过太监提前拟好让皇帝满意的答案、王应熊借用典故为皇帝任用宦官做合理解释；上位之后巩固地位的手段一样：
表面上孤立无援，背地里拉帮结派，利用权力打击异己：维护权力的方法一样：讨好皇帝。
温体仁之后的外籍内阁首辅张至发，更是以温体仁为标杆，以温的行事方式为准则，因为他知道，这样会让他拥有很大权力。事实证明，温体仁的影响是久远的，从他崇祯十年(1637年)致仕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周延儒废除温体仁时期政策，四年间，阁臣们办事原则还是用的温体仁行政方式。相反，与他们不同的另一派正直官员，往往因为忤逆了皇帝想法，被皇帝革职，且因为这个致仕的不在少数。
朝中党派斗争风气严重影响了正直官员的从政热心，被党争排挤下去的阁臣，愿意再度出仕者很少，仅有李标和周延儒二人，然而，他们能力实属一般，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之才，通通过周延儒、陈演、魏藻德等崇祯末期阁臣手中握有的权力可以看出，穷途末路时皇帝几乎将权力都给了他们，“只要你能提出意见，我都会准从”。崇祯妄想能凭借他们挽回大明衰亡局势。这时候昏庸无能的阁臣在朝位极人臣，正直有才的却在家闲职养老，岂不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