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王安石，家中弟兄七人，依次是：
王安仁①、王安道②、
王安石③、王安国④、
王安世⑤、王安上⑥、王安礼⑦。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有两任妻子，原配徐氏早亡，生有长子和次子，继妻吴氏生有王安石等五子。
下面咱们就一一介绍，看看王家到底几多俊杰。
王安仁，字常甫，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王益原配徐氏所生，是王安石的异母长兄。
他自幼好学，七岁时便已勤奋读书，自律严谨，不苟言笑。他在家读书二十年，直到庆历中期，宋仁宗赐给州县书籍，令各地置办学堂，学名远播的王安仁广受追捧，江淮之地的学子争相拜他为师。（庆历：1041年-1048年）
王安仁以《诗》《书》《礼》《易》《春秋》教授弟子，甚至有千里之外的学子慕名前来听讲。在此期间，受王安仁教诲，成材成器的学子数不胜数。
△北宋江南西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王安仁科举高中，为冯京榜进士。
这里解释一下为何叫冯京榜，因为这届科举以冯京为状元。值得一提的是，冯京是所谓的“三元及第”，也就是乡试、会试、殿试都拿了第一，分别是解元、会元、状元，而且他也是宋朝最后一位连中三元的考生。
高中之后，王安仁以进士的身份授官宣州司户（今江苏宣城），也就是管当地民事户籍的官，到了三月份，又调任江宁府盐院转运使（今江苏南京），主管江宁盐政的转运和监察，都是颇有实权的职司，可见其颇受朝廷重用。
可惜在任上干了没多久，王安仁当月就病逝了，七月安葬在江宁。
王安仁的生平记录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足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好学博识、行高德劭的学者，同时他也培养了许多弟子，可谓是桃李满天下。唯一有些可惜的是，王安仁在成为进士、任官不久后便病逝了，因而在官场上没能施展太多抱负。
他的生年不详，但可以根据其兄弟生年推测，他享年至少应为35岁。
王安道(1017-1051)，字仁甫，生母是王益原配徐氏，王安石的异母次兄。
入仕后，授官衡州军司法参军（今湖南衡阳），也就是衡州主管律法刑罚的官员。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道病逝，时年35岁。
王安石的两位异母兄长寿数较短，在皇祐年间相继去世，也就是说当王安石31岁时，作为家中老三的他，已经是实际上的老大了。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生母是王益的继妻吴氏，后来王安石还娶了舅舅家的表妹吴琼。
王安石自幼聪慧，酷爱读书，能过目不忘、下笔成文，堪称天生高才。
稍微长大后，他跟随父亲王益宦游各地，增长世事见闻，体验民间疾苦，文章变得越发高远深邃，旁征博引，字里行间透着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17岁的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章结识了曾巩，曾巩将他推荐给自己的老师欧阳修，得到了这位大文豪的盛赞。顺便一提，这一年另一位大文豪苏轼才出生。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赴开封赶考，高中进士，年仅22岁。
从隋炀帝开始，科举便以明经和进士为主要科目，到了唐代进士的地位逐渐超过了明经，这是因为进士比明经难上许多，录取人数往往只有明经的十分之一，因而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可见考进士的难度。像王安石、苏轼这些二十岁出头就考中进士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才。
原本主考官已经给王安石列为第一名。但殿试上，王安石的应试赋中引用了“孺子其朋”这句话，此句出自《尚书》，本是周公教导侄子周成王“要和群臣如友人般处好关系”，用在此处有教宋仁宗做事的嫌疑，因而惹得宋仁宗不快，把王安石的名次与第四名对调，就这样王安石错失了状元。
此事和苏轼颇有相似之处，苏轼本来也是第一的文章，最后因为意外事件被排到了第二，不过两人的水平摆在那里，堪称“无冕之状元”。
考中进士后，王安石授官扬州签判，也就是州里负责文书事务的官。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也就是放弃留京做清贵的官，毅然要求去地方上执政，这里能初窥王安石淡泊名利，心系天下的志向。而后来的苏轼就参加了京试，最后考出了百年不遇的好成绩，入职馆阁，名动一时。
之后，王安石历任鄞yín县知县（今浙江）、舒州通判（今安徽）、常州知州（今江苏）等职，任上均勤政爱民，政绩斐然，受到朝中重臣的诸多赞誉，甚至想要越级提拔王安石，但被王安石坚定拒绝。王安石不慕名利，始终把扭转大宋颓势为终极目标，积极地在地方的治政过程中开展尝试。
△王安石（右）与苏轼剧照
1058年，38岁的王安石进京述职，向仁宗皇帝上书请求变法。他主张对旧法进行全面改革，以革除积弊，扭转颓势，并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贪图安逸、逃避改革、最终亡国的事实为例，来强调变法的急迫性。可惜王安石大费周章地陈述万言，但仁宗顾虑重重，依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
这样的结果令王安石很失望，因而之后朝廷多次委以重任，王安石均固辞不受。这其实完全可以理解，王安石眼见朝廷存在诸多弊端，却无法改动分毫，倒还不如回家清净，免得看着郁闷。
仁宗死后，英宗在位的四年，也曾多次征召王安石，但对于没有革新精神的君主，王安石依旧不想伺候，屡屡托词拒绝。总之，淡泊名利的王安石当官不为权，也不为财，只为了革除旧弊、振兴国家，所以皇帝不批准改革，他干脆连官都懒得当了。
直到神宗继位，情况出现了变化。宋神宗是一位抱负宏大的皇帝，心中渴望扭转大宋颓势，这与王安石的政治理念一拍即合，因而王安石得到了神宗的器重。
熙宁二年（1069年），49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得以参与执政议事，同时由他主持的变法正式启动，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剧照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所谓的宰相。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大展拳脚。他推行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总的目标只有一个——富国强兵。
简单解释一下，财政方面的新法中，均输法是要解决粮食转运脱节的问题，新法通过灵活的采购制度从而降低粮食转运成本；青苗法是官府代替民间放贷，从而降低高利贷盘剥并起到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的作用；市易法是官府通过平价买卖，来保证物价稳定，抑制大商人对市场物价的控制；免役法是以钱代役，交了免役税就可以不用服劳役；方田均税法是要重新丈量土地，抑制广泛存在的偷逃田税的行为；农田水利法是鼓励兴修水利、耕种土地。
财政方面的新法确实令朝廷增收显著，但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多出来的收入是从何而来，本质上都是从官僚地主阶层那里抠出来的，而官僚地主阶层吃了亏，自然不肯罢休，一方面发动朝堂上的保守派攻击新政，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剥削平民，使得新政难以发挥好的效果，最后也就农田水利法使田里产出增加，令百姓有所受益。
军事方面的新法中，将兵法是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从而精简军队职级，合并淘汰，增强战斗力。大家有时看宋史常有“某地方第一将正将某某某”的说法，感觉好像是指“当地最厉害的武将”，其实不是，这是新法推行后，军队中的新编制，是指第一将的一把手；保甲法说白了就是成了民兵组织，闲时军训，定期巡逻，维持治安，从而节省军事开支；保马法就是委托民间代养马匹，养马户可以减免赋税。
军事方面的新法要比财政方面的效果显著，在王安石的整治下，宋军战斗力明显提高，扭转了西北战事屡战屡败的局面。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的全局统筹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táo 、岷mín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收服羌族三十万帐。这是北宋军事史上的空前大捷，也是两宋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作战时，开疆拓土、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在此过程中，还培养出了王韶、章楶jié等一众杰出将领，并建立起进攻西夏的有利战线，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局势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即使造就了如此大的功绩，王安石的变法也以失败告终，毕竟新法的整体效果不佳，这也意味着大宋君臣的自救行动失败。而因变法产生的内耗，使得大宋变得更加混乱虚弱，这也是王安石历来遭人诟病的原因。
△熙河开边，收复汉唐旧土
纵观历史上的变法，比如魏国的李悝（kuī）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等，它就像是鲤鱼跃龙门，跃过去便能成龙，魏国、秦国都因为变法成功而称霸一时，但跃不过去且耗尽了气力摔下来，那就是加倍的虚弱。
尽管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所做所想更是一心为公，但变法失败他也确实责无旁贷，这方面的批评并非刻意贬低他，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改革不是一家一户、一城一地的改革，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毫不为过，在给全国造成巨大的震荡之后，改革却没有完成，这会极大的损耗国家元气。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保守派的阻力极大，一个是新法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保守派，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在每一次变法时都会出来阻挠，这其实很正常，毕竟变法往往会断了他们的财路，不阻挠那才叫稀奇。但不管是李悝、商鞅还是张居正都顶着压力成功了，虽然后来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保守派的反扑，但改革的成果大部分是保住了。
而同样是有皇帝的全力支持，王安石却没能成功变法，坚定不移的他并不是单纯地输给了保守派，他更多地是输给了自己，因为他的新法从设计到实施都存在着巨大缺陷，而且执拗的王安石听不进去他人的改良意见，刚愎自用，从而使改革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就连天下百姓都不支持他，保守派更是以此不断攻击新政，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最后变成了“无根之木”，难有立足之地。
就拿青苗法举例，原本是想通过官方放贷，缓解民间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同时在灾年还能对百姓起到救济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好经全被唱歪了，官府为了完成业绩指标，强行令百姓借贷，而且原本定的二分利息，也在官吏的层层加息下，达到了六分利甚至七分利，搞得许多百姓无力还贷，从而家破人亡。而地方官原本都盼着风调雨顺，博一个丰收殷实的好政绩，但新法推行后，一到丰年都发愁，因为丰年百姓都不借“青苗钱”，业绩指标完不成，王安石那可是很严厉的。于是好好的年景，竟也出现了强迫百姓借高利贷的祸事，真可谓是仁政变苛政。如此新法，百姓岂能不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所以反对王安石的何止是保守派，其实是全天下的百姓都在反对他。
以小见大，王安石新法的缺陷，主要在于脱离实际和执行失真上，一方面新法存在漏洞且不能灵活调整，另一方面没有健全的干部团队去忠实地执行新法，反而趁机榨取民财。
由于变法负面效应太强，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一度罢相，过了一年后（1075年）虽然复相，但他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除了政敌司马光等人不说，就连他的老师欧阳修、好友曾巩等人都反对他的新法，再加上新党内部产生严重分裂，变法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推进。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安石心力交瘁，屡次上书请辞。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的长子王雱pāng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正式辞去宰相之职，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次年（1077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集禧观原名会灵观，是汴京供奉三山五岳神灵的道观。集禧观使是宫观官名，是宋代用来安置老病大臣及高级冗官的所在，只领俸禄没有职司。）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因而世称“王荆公”。（左仆射本是尚书省的长官，宋初时仅为虚衔。观文殿大学士作为皇帝的顾问官员，无职司，由曾经担任过宰相的官员担任，以示尊宠。）
王安石隐退后，宋神宗亲自下场继续主持变法，但终归未能如愿，史称“元丰改制”。
元丰八年（1085年），满腔抱负的宋神宗抱憾去世，宋哲宗继位，改元元祐，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太后一直以来都是强硬的保守派，终于等到自己掌权了，立即起用司马光，以“以母改子”的名义，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哲宗为了安抚王安石，加拜王安石为司空。
元祐元年（1086年），目睹新法被废的王安石，在钟山忧郁离世，享年66岁，获赠太傅。
绍圣元年（1094年），宋哲宗亲政，支持新政的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算是对王安石一生不懈努力的最高评价。
其实不仅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在文学上王安石也是颇有成就。做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的文、诗、词都有着大家的造诣。尤其是诗，王安石含蓄沉练、意境深远的诗风自成一派，世称“王荆公体”。
王安世，字不详，是王安石的同母二弟，家中排行第五。他的生年不详，但通过其他兄弟的生年，可以推测他应该生于1029年到1033年之间。
他曾在太平州当涂县担任过主簿，可惜英年早逝，去世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只活了二十多岁。
王安上，字纯甫，是王安石的同母三弟，家中排行第六，生卒年不详。
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为右赞善大夫（东宫属官）、权发遣度支判官，权三司使。（在宋代，度支使与户部使、盐铁使，总领全国财赋，合称三司使，度支使名下设有副使、判官等，负责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会计核算。）
熙宁十年（1077年），权发遣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提刑官，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监察官。
元丰三年（1080年），王安上因事被罢官，剥夺一切职务。
晚年，王安上负责管勾江宁府的集禧观。还记得前面讲的王安石的集禧观使吗？王安上晚年正是负责管理这个宫观。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是王安石的同母大弟，家中排行第四。之所以放在后面说，那是因为王安国④与弟弟王安礼⑦、侄子王雱并称为“临川三王”，这是对他们文学成就的赞誉。
王安国与王安石类似，自幼聪颖，文采超群，13岁时便写出惊艳文坛的诗作《题滕王阁》。
他发奋读书，诗文词赋尤为擅长，虽然多次参加科举，但因仕籍纠葛，加上不愿借助兄长王安石的关系，因而空有进士之才，却屡考不中，连欧阳修都感到惋惜。
王安国不但文采出众，而且侍亲极孝，广结善缘，是远近闻名的贤士。
熙宁元年（1068年），在韩琦的举荐下，经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时年业已41岁。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王安国表示不理解，认为新派的人敛财的方式太激进了。神宗也因为他这样的态度，而感到不悦，对他未予以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jiào书，也就是从事文字书籍编纂整理工作，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jiào理，世称王校理。
后来随着王安国对新法的认识逐渐加深，他也开始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并且看不惯新派的骨干吕惠卿和曾布。这也使得吕惠卿怀恨在心，趁着王安石罢相的间隙，搞了一桩冤假错案，诬陷王安国为反对新派的乱党，革职放归乡里。其实吕惠卿整王安国，也是想借机打击王安石，让王安石不能回朝，这样吕惠卿就可以独揽大权。
熙宁七年（1074年），朝廷决定重新起用王安国，可惜王安国不幸病逝，时年47岁。
王安国的名头没有王安石、苏轼等一众顶流显赫，但他也算是一代文豪，诗、词、文皆很擅长，留下的三类作品十分丰富。据曾巩的《王平甫文集序》记载，王安国逝世后，他的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共100卷，可惜这些诗文现今大多已经佚失。同时曾巩在序中还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礼（1034-1095年），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同母四弟，家中排行第七，比王安石小13岁。
他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考中进士，进入当时在河东路的北宋名臣唐介幕府。
宋神宗继位后，他历任崇文院校书郎、润州知州、湖州知州，同时修订《起居注》、知制诰。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礼持反对态度，曾上书神宗中止新法。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诬陷下狱，性命垂危，一时无人敢救。唯有王安礼从容面君，仗义执言，对神宗谏言道：自古有气量的君主，都不因言加罪于臣子，如今苏轼一旦因为文字狱而受刑，恐怕后人都要说陛下不能容才。神宗本就不想深究此案，王安礼进谏后便从轻发落了苏轼，可以说王安礼对营救苏轼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王安礼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任开封知府时，勤于任事，执法严明，善于断案，到职不过三个月，就把经年累积的大批案件审理完毕，这份才能广受朝野内外赞誉，神宗也给予他官升一级的特别嘉奖。
元丰四年（1081年），拜尚书右丞，再迁左丞，也就相当于副相，参与执政议事。
元丰七年（1084年），因为多次劝阻神宗对西夏进攻，最终被御史弹劾，以端明院学士的身份外放知江宁府。后来对夏战事果然惨败，神宗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一命呜呼，可见王安礼眼光之精准。
哲宗元祐中期，加王安礼为资政院学士，先后知扬州、青州、蔡州、舒州、永兴军等地。
绍圣二年（1095）任太原知府，在任上病逝，享年62岁，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魏国公，因而世称“王魏公”。
文学上，身为临川三王之一，王安礼的造诣自然差不了，他尤其擅长文词，著有《王魏公集》20卷，可惜到了明朝中叶后佚失了，只有部分篇章收录于《四库全书》等古籍中。
现如今，大多数人只知王安石，却不知王氏书香深厚，七兄弟皆成良材。
要说最优秀、成就最高的，仁、道、石、国、世、上、礼七人中，不论政治成就还是文学成就，皆以“王荆公”王安石③为首；
其次应该是临川三王的“王魏公”王安礼⑦和“王校理”王安国④；
再次应该是学完行高的王安仁①和东宫属官王安上⑥；
最后是司法参军王安道②和英年早逝的王安世⑤。
别看都是亲兄弟，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却是没有，反对的倒是不少。所以别看王安石最优秀、成就最高，但同时他也是最孤寂、最苦涩的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