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外交
明朝初期，统治者对高丽国王的册封，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在同海外诸国的交往过程中，朱元璋主张“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诸国。其子朱棣在继承其父衣钵的基础上重申“广视无外”这一原则，明成祖所主张的“广视无外”，“并不是将明朝与其他国家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天朝的自我优越感并没有改变，他要求各国尊重中国，同时努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公平对待，不论这些国家对大明帝国的基本利益是否重要”。
这一特征尤其体现在明朝处理他国之间的纠纷时，总是保持中立，扮演调停的角色。如永乐五年的暹罗与占城、满剌加、苏门达腊冲突、永乐十七年的暹罗与满剌加冲突、永乐十八年的哈烈与别失八里冲突、榜葛剌与沼纳朴尔冲突，明朝均遣使进行调和。
朱棣父子将所宣扬的“一视同仁”、“广视无外”付诸践行，在对外交往中，以家长的姿态居中调和藩属国家间的矛盾恩怨，以上位者专有的权势弭和冲突，实现封贡体系内部的和谐相处。
1368年，朱元璋最终取得了元末群雄纷争的胜利，于南京应天府登基为帝。明朝建立初期，适值高丽王朝末期，为打开外交局面，甫一立国的朱元璋便于同年冬月即派遣符宝郎偰斯赴高丽宣告新朝的成立。朱元璋在诏书中传达其和平外交的思想“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朕虽不德，不及我国古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余不多及。”
由此遂开启明丽两国外交活动，同年，高丽“停至正年号”，同元廷断绝关系。同时派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入明朝贡谢恩，奉表称臣纳贡。朱元璋在册封诏书中陈述王颛绍承前王，世守朝鲜事实的同时，点明高丽能够顺承其意，在明朝遣使通告后立即奉表入贡，主动请封。
出于表彰的目的，朱元璋仍封其为高丽国王，并承诺“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不去干涉高丽的内政事宜。由此明朝正式册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明丽宗藩关系正式缔结。透过这份册封诏书，我们不难看出，明太祖在册封王颛的逻辑始末是经过其主动招谕，高丽上表请封，朱元璋因势利导，方才进行册封。
透过这一看似寻常不过的“请封-册封”逻辑，不难看出朱元璋在确认“东土名藩”的高丽在“备悉忠诚”的前提下方才做出册封之举，并有别于前朝过多干涉其内政而允诺其“仪制服用，许从本俗”。
此中很大程度上显露出朱元璋和平共处的友好讯息及谨慎小心的外交立场。是时，元朝尚蛰伏漠北，纳哈出则盤踞东北，而同元朝交往密切的高丽能够主动投入明朝怀抱，这不啻一柄双刃剑。在未摸清高丽的真实底牌前，朱元璋能够做出册封国王与不干涉内政的承诺实属意料之外的审慎之举。
主导的封贡体系之下
然而，高丽因地缘政治与区位因素的缘故，一直处于列强环伺的包围之下，来自于蒙古高原的蒙古势力以及盘踞在东北地区的纳哈出各自拥兵数十万。正如屈广燕所言“高丽源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国家一直具有寻求大国庇护的历史传统，因此对中原的变化十分敏感，以便相时而动”，为谋求小国生存，高丽朝廷一直就亲元与亲明争论不休，两派斗争激烈，致使高丽同明朝的政治关系摇摆不定，首鼠于明与元朝两端。
郑红英认为“元末明初时期高丽对元、明开展的外交，同样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特别是‘鹿死谁手’未定的局面下，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的千秋策略实属明智之举。高丽善于施展纵横捭阖的灵活外交，恐怕这也是它得以生存的原因之一。”
不唯是说，李新峰认为高丽“南有为元牧马之野的耽罗，海上倭寇猖獗，北与纳哈出等隔江相望，其四临强部，在明军不利时结元自保，亦在情理之中。”可见，明丽缔结宗藩关系的初期，是一场由明丽双方主导，多方势力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故而朱元璋谨慎小心自是情理之中。
明丽关系的恶化
洪武七年（1374），高丽恭愍王被属下洪伦弑杀，其养子辛禑继位。因辛禑身份不明，血统不正，在当时便引起诸多质疑。而远在漠北的北元政权更是未曾知晓辛禑的存在，在获知恭愍王被弑之后，遂“封沈王暠孙脱脱不花为王”，此举在高丽引起轩然大波。
高丽此前因发生弑杀明使蔡斌等人的行为，明丽关系恶化，在这般进退维谷的境地下，高丽只得向北元妥协。洪武八年（1375），北元朝廷一改此前坚持由沈王继位的策略，个中缘由，屈广燕推测“可能是北元担心强行使沈王继位很难迅速实现，如果深陷高丽战争泥潭将影响对明朝的战事，当时北元不可能再调用更多兵力解决高丽问题”。
洪武九年（1376），亲元派李仁任以高丽百官名义上书北元中书省，阐明“伯颜帖木儿王生子牟尼奴，见今袭位，以俟明降”，为辛禑继位找寻正统依据，请求北元朝廷承认辛禑继位的既定事实并遣使册封。在高丽的主动请封下，日薄西山的北元朝廷也只好顺水推舟的承认既定事实。
洪武十年（1377），北元派遣翰林承旨孛刺赴高丽册封辛禑为高丽国王，显然，相较于辛禑的身份血统，此时的北元更重视其忠诚与否，故而在高丽大妃请求之后便草草册封其为高丽国王，明言其为合法正统的王位继承者。然北元作出此举的显性动机在于高丽大妃“请章偕至”，主动请封，重新回归北元的封贡体系之下，重为其藩辅。
究其实质则是在元明角逐的竞赛之中，蛰伏漠北的北元朝廷已出下风，故而对高丽这一旧时藩属、昔时外甥，不多过问，表诚足矣。同年七月，高丽重新启用北元宣光年号，停用洪武纪年，重新回到北元的封贡体系之中。
然而，退居漠北已是风烛残年的北元早已无法与新兴强盛的明王朝抗衡，更遑论重返中原，“鉴于这种形势，高丽与北元的往来只限于礼仪外交，并未提供过任何实质性援助，当北元要求高丽出兵夹攻明朝助其复国之时，高丽则以‘天寒草枯，不可出师’等借口来掩饰其不愿出兵的心态”。
同年十二月，明朝放还丁彦等三百五十八名高丽人，向高丽释放信号，高丽随即派出判缮工寺柳藩赴明谢恩，同时派礼仪判书周谊向明朝请求谥号承袭。然朱元璋则认为“弑君之贼为之将后，多诈并生”，对辛禑身份提出质疑不予册封，并要求高丽上交巨额贡物来证明“王位真而政令行”。
此后，朱元璋又曾于洪武十六年（1383）再次向高丽使节金庾等确认辛禑身世真假，《高丽史》载“帝引庾于内，诱之曰‘汝先国王无子，朕所知，今王谁之子？’庾不之辨。明日，本国宦者崔安至兴圣寺，绐庾从者段得春曰‘汝主所出，庾昨已奏，汝何讳耶？’得春曰‘庾言妄矣。’”
辛禑的正式获封
朱元璋之所以反复求证辛禑身世真伪，其原因在于“被皇帝册封的国王死得不明不白，而即位者的血统又不清不楚，在统治者的血缘受到绝对重视的时代，这无疑是政治上的重大问题”。洪武十八年（1385），高丽再度派遣门下评理尹虎、密直副使赵胖赴明“请袭爵并请其故王王颛封谥”，朱元璋经过多年考察之后，最终决定“从其请”册封辛禑。
是年九月，明使张溥、段祐入高丽册封，显然，明太祖经过其多年考察，辛禑已经成年且“智可临民”，具备了统治高丽的执政资格，随即要求其“奉尔祖考”，效法前代恭愍王，遵循其训，不得怠政与沉溺田猎，该制书显示出长者对后辈寄予期待的谆谆教导。
然而透过字里行间的，不难捕捉到朱元璋高丽亲元政策的敲打，朱借助中书代笔一事进而发挥，“钦天命尔，弗敢礼违”不啻为对此前高丽种种叛逆行径的警示，而在告诫辛禑不得怠政与沉溺田猎的下文便要求其“洁祀境内，以格神明”一语，恐有对敬畏神明一事借题发挥，进而对高丽本国亲元势力的敲打的嫌疑。
随着辛禑的正式获封，高丽重回明朝封贡体系之下，再次成为其中的一员。洪武二十一年（1388），围绕铁岭卫问题，明丽关系白热化，高丽决定先发制人，派出由曹敏修、李成桂等人率领的四万攻辽部队北上，行军至鸭绿江边，李成桂以“前有大川，因雨水涨”等理由，请求回师，随即遭到辛禑和崔莹的拒绝，李成桂遂以“四不可论”断然回军，史称“威化岛回军”。
李成桂回军之后发动政变，诛杀崔莹，废黜辛禑，改立其幼子辛昌，并与同为征辽将领导曹敏修共同担任左、右侍中。由此，高丽的实权落入李成桂手中，李成桂篡权之心已如司马昭之心。威化岛事件使高丽统治者内部矛盾迅速激化，集中表现为以李成桂为主的新兴士大夫和原有的以李穑为代表的权门势族以及以禑王为主的宗室集团之间的矛盾。
总的来说，为彻底铲除辛禑等集团的势力，李成桂于辛昌元年通过制造“金佇事件”以及事后宣传“废假立真论”，将辛禑一派彻底铲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