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标是天生的君，朱棣是侥幸的君，两者不是一个级别的人物。
严格来说，朱棣根本不可能成为朱标的对手。
朱元璋出身虽卑微，但他传统的小农思想却让他牢牢遵守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汉代高祖刘邦就曾想过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想要废长立幼，而朱元璋则是完全没有想过这种荒唐事，当朱标出生的那一刻，他的一切注定都将由这个孩子继承。
随着朱元璋在割据的环境越来越强大，朱标的地位就越来越高，对于朱标，朱元璋采用了很接地气的办法，那就是让儿子回到凤阳老家住一段时间，感受祖辈的辛苦，而朱标为人睿智，忆苦思甜的生活确实让他感悟到了很多东西，年少便有深刻阅历的朱标，让朱元璋很是看重。
大明建立后，朱标毫无疑问成为当朝太子，他的地位没人敢动摇，一是因为朱标确实是嫡长子，是朱元璋诸子的大哥，二是朱元璋对朱标不加掩饰地偏颇倾斜，没人觉得朱元璋会把皇位给其他儿子，除了朱标，无人能够染指。
虽然朱元璋的一切都是要传给朱标，可天下很大，其余的儿子当不了皇帝，当诸侯王那还是可以的，安排朱家人坐镇天下，这保证了朱元璋“家天下”的构思，而这些诸侯王们臣服于大哥朱标，这是再合适不过的模式。
除了朱标以外，朱元璋还有三个出色的儿子，分别是秦王朱樉、晋王朱棡、燕王朱棣。
三人之所以出色，因为他们乃是大明镇守北部防线，抵御蒙古的三大地区藩王。
这三位藩王和朱标的年龄相近，前后相差不过五岁，所以当朱元璋安排朱标未来继承所有天下的时候，这三位皇子则是继承朱元璋保卫天下的指责他们的担子最重，也和朱标的关系最好。
朱元璋是聪明的，他把政治利用到了家人父子、兄弟身上，他让朱樉等人明白，他们与朱标，既是兄弟，也是君臣。
在一开始，朱樉有些猖狂，似乎很难管教，于是朱元璋将计就计，让朱标“降服”朱樉。
朱樉其实比起朱棣的作战能力更强，但朱樉这个人的性格暴戾，爱好铺张浪费，俨然一副暴君的样子，洪武十一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秦王朱樉不听朱元璋的劝告，强行大兴土木建立宫殿，而朱樉打仗时因为跋扈的个性从而屡战屡克，所以这种性格是有双面性的。
洪武二十四年，朱樉因为犯错太多被人弹劾，朱元璋趁机召朱樉入京，并声称要废掉秦王，换另一个人来当，这件事情一时之间闹得非常大，而朱元璋让太子朱标前往陕西考察，看一看陕西的官员、百姓对朱樉到底是不是有很大的意见这就等于给予了朱标一个机会：降服朱樉的机会。
让朱标去考察，而不是某一个大臣，这说明了朱元璋已经提前将这件事情定性为“家庭内部矛盾”，如此一来，朱标的考察结果和表态，就会直接决定朱樉的命运。
再嚣张跋扈的人，面对权力和财富的即将逝去，都会软弱下来，因为这才是他敢目中无人的基础。
而朱标考察了陕西后，对朱樉治理陕西的评价很高，也对此向朱元璋求情，让朱元璋原谅弟弟朱樉，朱标的尽心尽力让朱樉十分感动，对大哥的尊敬，便是如此加深了。
一个太子的地位高低，既决定于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同样还取决于皇帝的辅助，所以朱元璋对朱标的青睐，是其他皇子都无法超越的一个门槛，朱元璋也愿意给太子增加威望，丝毫不忌惮太子做大威胁自己的地位，这是布衣出身的朱元璋独特的手段。
除了朱樉以外，朱棡、朱棣等人必然也经历过朱元璋为朱标增势的手段，事实上这是一种“阳谋”，大家都知道朱元璋的处罚是刻意为之，但面对朱标的求情和宽容，又不得不生出感激之情，比起阳谋更高级的是人性，朱元璋对于人性有着足够的把控。
试问在心理上都无法厌恶的人，如何与之斗争？
心理是一个底层逻辑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力量上的客观因素。
在《明史》中，朱标担任太子之前以及担任太子后所接受的教育、培养都一一详尽列出，而朱棣则是几乎没有记载，这既有两者地位差距的原因，也有接受教育程度差距较大的原因。
要知道，在朱元璋的开国团队面前，藩王的力量是不值一提的。
朱棣再强，不可能强过朱元璋的手下三十四王侯，这些人征战天下，能力斐然，而他们，都注定是拥立皇帝的人。
洪武元年，朱元璋任命开国第一文臣李善长担任太子少师，第一将领徐达担任太子少傅，而强大的“常十万”常遇春则是担任太子少保，这是大明第一梯队的人才，而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还有汤和、冯胜、廖永忠、耿炳文等武人，杨宪、刘伯温等文人辅佐朱标。
朱元璋等于是把自己的“文武武装”交给了朱标，自古以来的开国帝王，像朱元璋一样在一开始就让大权的皇帝根本就没有，而朱元璋对朱标的看重，让朱标的力量无人能及，谁敢与朱标做对，本质上就是和朱元璋抗衡。
同样的，朱元璋对朱标的行为，可以认为是一种权力的“共享”，朱元璋并非是把权力全部转移给朱标，而是一种共用，当朱元璋外出巡幸天下时，又或者是亲征时，朱标就要担起监国的责任，在南京充当临时皇帝，比起篡位得到的君，朱标这种就是天生的君。
在军事力量上，秦王、晋王、燕王终究是草创团队，他们在各地招募士兵抵御蒙古，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跟大明的核心军队根本无法比，所以在藩王们坐镇边境的前期，他们只是大明官军的“辅军”，根本无法成为主力。
而军事力量就是朱棣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除此之外，他根本没有比朱标更擅长的东西，可也就是军事力量，朱棣也是比不上朱标的。
在胡惟庸案以前，大明开国的百战将领仍旧很多，即便有一些逐渐老去或者死去，朱元璋都不忘培养一些新的大将崛起，凉国公蓝玉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蓝玉本是常遇春的小舅子，因为朱标和常遇春之女的婚姻，蓝玉和朱标也成为了一家人，而在明朝讨伐北元的战争中，蓝玉成长得越来越快，也被朱元璋刻意地扶持，捕鱼儿海一战，北元的势力被击溃，官职体系打得破碎，北元皇帝的妃子都被俘获，这份实力，并不是藩王能有的。
所以有蓝玉在，朱标就有一张强势的底牌，而蓝玉后来之所以被朱元璋论罪处死，根本原因是朱标在洪武二十五年病逝，培养数十年的太子忽然去世，这种变故让朱元璋措手不及，在精神上受到了最大的冲击以外，政治上的部署也被打得混乱。
朱标去世，朱元璋的继承人问题成为大问题，按照常理来说，朱元璋要选择朱标的弟弟作为储君，加上朱元璋立下的《皇明祖训》，里面所讲诉兄终弟及原则，理论上也是需要朱元璋从诸子中再选储君。
可朱元璋思来想去，都还是立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储君，册封皇太孙，朱元璋晚年的这个举动，是朱棣和朱允炆矛盾爆发的根源，因为在朱棣等人的人眼中，朱允炆在继承顺序上并不可以高于他们。
而朱棣和朱允炆的矛盾，朱元璋在世的时候是知道的，不过朱元璋并没有太当一回事，因此根本没有调和，朱元璋真正在意的，还是外人的问题，比如嚣张跋扈的蓝玉，他觉得朱允炆掌控不住，所以便在洪武二十六年掀起蓝玉案，将蓝玉论罪处死。
事实上，蓝玉案只是借了蓝玉的名字所起，本质上是朱元璋对开国功臣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扫，这也是朱元璋最受争议的一次“大案”，因为蓝玉案中还有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定远侯王弼等等开国功臣。
这批人坚挺活到了洪武末年，已然成为国柱，在一般的认知中，他们的地位是绝对不会被动摇的，可最终谁也没有想到太子朱标会忽然去世，更没有想到，朱元璋为了稳固朱允炆的皇位会对他们再次发动屠戮，这场屠杀的结果不言而喻，虽然朱允炆的皇位稳住了，来自于朝廷的威胁变得无限小，可藩王的隐患却直线上升。
面对蒙古势力时，朝廷力量和藩王力量就是可以互相合作的力量，可在另一个角度来看，藩王的力量和朝廷本身又是一对矛盾，这个道理，汉代的七王之乱，晋代的八王之乱已经清清楚楚地体现过了，控制不好藩王，那么朝廷就会有被颠覆的危机。
朱元璋到底是对朱允炆的能力过分自信，还是对朱棣的忠诚过分自信，以至于对朱棣毫无防备，这件事情的背后原因很难说清，但正是因为朱标的死，让一大群开国能臣给朱标“陪葬”，最后让朱允炆失去了最强的底蕴。
所以说白了，一切的变局都因为朱标，朱标在，这份力量就在，蓝玉不会死，傅友德、冯胜等人更不会死，他们不死，藩王再强都掀不起什么浪花，因为这是军队素质、军队底蕴的碾压，但他们这群老虎不在了，猴子在山中就能称大王。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开始激烈削藩，当时的朝廷有着大量的军队，单在人数上来说，朝廷对任何一个藩国都有碾压性的力量，当然，这只能是在人数比较上来说，实际上的结果，还是要看军队指挥的能力。
靖难之役爆发时，朝廷方面还有老将“耿炳文”在世，但朱棣这一边也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张玉”。
张玉本是北元官员，洪武十八年，张玉弃元投明当了贰臣，这种经历让张玉并不太受朝廷的重视，虽然张玉有着突出的作战能力，但还是被分配给了燕王朱棣，担任燕山左护卫。
把张玉给朱棣，是为了让朱棣更好地抵御蒙古，张玉本来就不算第一、第二梯队实力的武将，但蓝玉案的一番屠戮，让矮个子也拔尖了，张玉不知不觉成为了当世的顶尖将领之一，他成功地抵御了耿炳文、李景隆的进攻，保住了北京和朱棣，虽然后来战死，却已经完成了最大的职责。
所以张玉被朱棣列为“靖难第一功臣”，后来追封为河间王，是大明开国几位异姓王之一。
从张玉在靖难之役中的功劳就不难看出朝廷的弱势，失去了开国将领领导的大明军队，已经变成了乌合之众，在朱棣这种原班人马紧密配合的团队下，少数击败多数成为了常态。
除了朱棣本身的团队力量以外，诸侯王们对建文帝也已经因为削藩从而失望，所以绝大部分藩王都是对朱棣展现暗中支持的态度，在朱标、朱樉、朱棡先后去世后，朱棣已经是当时大明皇室中辈分最高的人了，虽然君臣地位上有所缺陷，可道德地位却至高无上。
这一点是重要因素，而如果朱标在世的话，朱棣是根本不可能占据这种道德地位高点的，所以朱棣能够成功，更本质的因素是朱标离世后，朱棣继承了朱标原有的一些特权，朱棣和朱标不能当成对立面来看，两者在皇权上，有着很大的重叠面。
所以，朱标是天生的君，朱棣是侥幸的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