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帝师，顾名思义是指皇帝的老师，但是自古以来在皇帝面前称老师都是一个表面文章，大多数时候是没有资格在皇帝面前摆姿态的。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时期，一般“帝师”都是代指曾经教授皇帝知识的老师。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诞生了一个“国师”的称号，而这个国师在当时主要用来尊称大德高僧。因此两者之间是存在区别，但是在元朝把这两者合二为一，统称帝师；元朝作为中国历史当中极具特色的一个封建王朝，曾经开创了一片广阔疆域，远超所有王朝。
正是这么一个具有特色的封建王朝，所以元朝拥有其他很多朝代没有的政治制度，其中帝师就是代表性之一，因此小编才会对元朝帝师制度及其对元代政治的影响进行探微。
元朝的帝师制度
1，元朝帝师制度诞生的原因
第一，为了统一吐蕃王国；公元1239年，元朝当时还是蒙古帝国时期，蒙古帝国在靠近吐蕃的地区由凉州王阔端进行管辖，阔端按照蒙古大汗的命令，派遣麾下的多达纳波向吐蕃发起进攻，这是蒙古帝国第一次针对吐蕃的战争。
战争场面是蒙古大军以压倒性的优势击溃吐蕃的抵抗，并且进行屠杀；此战过后，蒙古帝国直接把吐蕃给吓到了，尤其是吐蕃的佛教势力，他们不想让自己的教徒和势力遭受无谓的牺牲，于是被逼无奈之下向蒙古帝国臣服。
但是真正让吐蕃完全接受蒙古帝国的统一，是在公元1247年，因为在此之前，多达纳波在吐蕃境内四处考察，并且还写下《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向阔端请示应该要求吐蕃找谁来谈判。
阔端经过分析，看准当时吐蕃萨迦派高僧大德萨迦·班智达，让他作为吐蕃使者来到凉州，与自己进行外交会谈，而萨迦·班智达带了两位侄子一同前往，其中一位就是日后元朝的第一代帝师－八思巴，这次会谈也是蒙古族与吐蕃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
根据史书记载，萨加·班智达回到吐蕃之后，向吐蕃地区颁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宣告吐蕃全境，吐蕃至此成为蒙古帝国的附属。例如在《萨迦世系史》中有记载说：“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了解完《致蕃人书》的内容之后，无不欢欣鼓舞”。
可见当时吐蕃民众在萨迦·班智达的引导下，心甘情愿地接受蒙古帝国的统治。同时这次会谈为蒙古族与藏地佛教结下善缘，为元朝的帝师制度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础。此外，事实上这次统一吐蕃的最终目的，是要借到吐蕃，从而进军南宋的蜀地。
第二，对藏地佛教的尊崇；蒙古帝国从成吉思汗时代四处征伐，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打到亚非欧大陆的交界处；后来若不是蒙古第四任大汗突然病逝，恐怕已经攻入非洲；虽然蒙古帝国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但是同样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便是蒙古帝国的民众缺乏一个统一的信仰，或者说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呈现的情况是信仰多种教派（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等）；面对这个情况，在还未担任大汗的忽必烈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
因此在公元1252年，忽必烈带领大军向大理进攻时，特意在六盘山召见八思巴，这次召见，标志着元朝的帝师制度开始进入真正的酝酿阶段。忽必烈对八思巴的尊崇是较为虔诚的，因为公元1254年，忽必烈带着自己的察必王妃找到八思巴，请求八思巴为自己灌顶。
灌顶，是藏地佛教的极其重要的礼仪；灌顶之后，代表忽必烈与上师达成一条神秘的沟通渠道，还会得到诸佛的庇护。正因为这次灌顶之礼，让忽必烈奉八思巴为上师，私下里忽必烈在八思巴面前以弟子之礼相待。
因此在公元1260年，忽必烈成为大汗之后，立马册封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在公元1264年又颁布《优礼僧人诏书》，昭告元朝全境，由八思巴统一管理天下僧侣，同时还要求元朝各级官员和军人都不得随意冒犯僧人。接着在公元1270年，忽必烈又把国师改为帝师，至此元朝的帝师制度正式诞生。
帝师制度对元朝的政治影响
1，积极有利的政治影响
首先，为元朝长期统一吐蕃奠定政治和思想文化基础。通过前面的了解，已经知道元朝统一了藏区，可实际上只能算暂时的遥控吐蕃，因为当时萨迦·班智达只能代表吐蕃地区最大的佛教势力之一，还有其他的佛教派系是被逼无奈暂时屈服而已。
所以元朝想要长期统一吐蕃，必须要与萨迦派合作，主要也是萨迦派系自身想把自己的信仰之力辐射至更广的地方，让更多的民众接受萨迦派系的信仰，于是忽必烈找到八思巴合作，通过八思巴慢慢地蚕食掉其他派系，让八思巴成为吐蕃地区至高无上的存在。
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1264年，忽必烈特意设立总制院，交由帝师八思巴管理，全权负责天下佛门和吐蕃地区的管治。此后元朝一直到灭亡，共确立十四位帝师，让帝师一直代表元朝皇帝统一吐蕃地区，如此才让元朝长期统一吐蕃地区的目标则真正地实现。
其次，成为元朝统治天下的文化手段。忽必烈虽然是在公元1276年，正式接受南宋太皇太后与宋恭帝的投降后，才标志着元朝真正的统一天下；但是忽必烈在登基之后，就进一步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忽必烈要为元朝确立一个统一的官方信仰，否则过于混乱的信仰局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谁也无法预料，某一天会某个谁因为信仰某个教派而做出疯狂的举动，所以忽必烈认为要尽可能统一天下的信仰思想。
因此帝师制度让元朝在官方基本上都信藏地佛教，这样由佛门思想去引导人向善，扼杀民众对元朝的仇恨，心甘情愿接受元朝的统治。因此在公元1270年，八思巴对忽必烈进行第二次灌顶之礼后，忽必烈立马册封八思巴为帝师。
史料记载，为了进一步提高藏地佛教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还在诏书中称：“八思巴是普天之下、大地之上的西天佛子，是佛陀的化身，所以既能创造文字，还能护持国政，应该称之为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因此，忽必烈的一系列操作，让元朝王公贵族和诸多大臣通通信仰藏地佛教、至此从八思巴这位元朝第一任帝师开始所形成的帝师制度成为元朝统治天下的文化手段。
2，不利的负面政治影响
第一，元朝上下过度信仰佛教，严重影响元代朝廷的官场秩序；自从忽必烈确立帝师制度之后，帝师继任者都是与八思巴有着直接关系的藏地佛教高僧，不是侄子就是弟子。
例如在《南村辍耕录》中有记载：“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倍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这是在讲元朝历代皇帝和身边人都是信仰佛教。
例如前面提到的总制院，在公元1288年，担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的桑哥认为自己的政治地位还不够高，他宣称“总制院要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粟”，应“品秩宜尊”，上奏皇帝把总制院改为宣政院，至此成为一品大员。
对吐蕃地区实行财政、人事、军队等全方位的掌控，相当于是吐蕃地区实际上的土皇帝。这种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朝廷制度的帝师，对元朝官场秩序的正常运转没有任何意义，反而给后面的帝师嚣张跋扈提供了很好的“榜样”。
第二，元朝的帝师制度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成为破坏朝廷法度的祸源之一。自从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僧人在全国各地的政治地位再一次提高，原本僧人是慈悲为怀的大德之人，但是在元朝成为危害社会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因为在史书记载，在公元1309年，宣政院向皇帝请旨，要求“欧（殴打）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可见藏地佛教僧人在当时社会的恶劣影响。例如在《元史》与《新元史》的记载，因为僧人而逃过惩罚的犯罪人员特别多，释放理由都是僧人找的；
比如某位高僧圆寂或大修佛事，如同皇帝登基一般，还要大赦囚犯；比如在公元1312年，云南行省右丞算只儿威获罪，通过当时的帝师搠思吉斡节儿向皇帝求情，帝师直接奏请释之；接着在第二年“以作佛事，释囚徒二十九人”，可见帝师制度在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破坏朝廷法度！
帝师制度成为把元朝拉进深渊的罪魁祸首之一；在帝师制度确立之后，元朝上上下下，全国各地都是修建寺庙，而且尽奢华之风.
同时每年有诸多理由进行佛教法会，并且为了召开法会也是绞尽脑汁，巧立名目；这些荒唐的背后都是需要大量的金钱，所以元朝皇帝和王公大臣都为了信仰佛教，从始至终都在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元朝才会在百年不到的时间里走向没落！
综上所述，元朝的帝师制度是一个有利于长期统一吐蕃的政治手段，但是元朝皇帝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导致帝师制度成为元朝不可控的一个问题，并且推动着元朝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的深渊！
参考文献
《元朝简史》
《萨迦世系史》《藏传佛教在元代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元史》《南村辍耕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