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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沿袭隋唐五代旧制，仍置宦官机构内侍省，但在内侍省之外，复又增置入内内侍省。宋初有内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994年)改为入内内班院，又改入内黄门班院，再改内侍省入内内侍班院。
景德三年(1006年)，内侍省入内内待班院与内东门都知司等机构合并为入内内侍省。
宋初又有内班院，浮化五年改为黄门，又改为内侍省。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同为宋代主要的宦官机构。
1、宋代宦官的机构
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的分立，是为宋代宦官机构不同于前代的一个特点。入内内侍省当时号为“后省”，掌通侍禁中、役服亵近，故与帝王后妃尤为亲近。
内侍省号为“前省”，掌拱侍殿中、备洒扫之职、役使杂品。入内内侍省设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等职。
内侍省设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等职。都知、割都知、押班的官秩均为正六品。依当时规定，后省官缺，测以前省官补。
绍兴三十年(1160年)，宋高宗因内侍省所掌职务不多、徒有冗费，故下诏将其废并归入入内内侍省。
除了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等官名之外，前后两省的宦官又分为若干官阶，如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内侍高品、内侍高班、内侍黄门等。
政和二年(1112年)改易官制时，正式确定内侍官阶共分为十二阶，由高至低依次为：
供奉官（旧名内东头供奉官)、左侍禁（旧名内西头供奉官）、右侍禁（旧名内侍殿头)、左班殿直（旧名内侍高品）、右班殿直（旧名内侍高班）、黄门、祗候侍禁（旧名祗候殿头）、祗候殿直（旧名祗候高品）、祗候黄门(旧名祗候高班内品)、内品、祗候内品、贴祗候内品。
以上统称为“内侍班”。
内侍班下又有祗候班，祗候班内又分若干等级。由于宋代奉行抑制宦官的政策，故对宦官的官品限制较严。宋代的官品制度，大致与前代相同，由高至低分为一至九品，每品复分正从，共十八品。上述十二阶内侍阶官的相应官品，所居地位甚为低下。
如最高东西头供奉官，不过列为从八品，殿头高品则为正九品；高班黄门内品仅列从九品。
2、宋代宦官的机构
自北宋初期开始，为了酬答有功宦官，逐渐增置了一些新的宦官高级官称。
例如，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为奖赏宦官王继恩的战功。
“别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又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封禅泰山，宦官李神福因“经度行官道路”之功，故由宣政使升任宣庆使，“先是，诸司使止于宣政，故特置使额以宠之”。
再如，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宦官刘承规因疾病请求致仕，真宗“特置景福殿使名以宠之，班在客省使上”。
上述宣政使、宣庆使、景福殿使等陆续新增置的官称，一般并无实际职事，只是表示官宜在官阶地位方面的上升。
如宣庆使、宣政使、昭宣使均为正六品，改为中亮大夫，中卫大夫、拱卫大夫之后则均为从五品；内客省使、延福宫使、景福殿使均为从五品，改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之后则均为正五品。
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的下属官署主要包括：
御药院：
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以待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内东门司：
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检查宫禁人物出入、承接实封机密奏牍等事。
合同凭由司：
监官二人，以入内内侍省宦官充任。掌禁中索取物品时开列合同凭由事务。凡特旨赐予，皆具名数凭由，交付有关机构发给。
往来国信所：
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任。掌宋辽通使交聘事务。往来国信所原属内侍省，后改属鸿胪寺，又改属礼部。
后苑勾当：
勾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任。掌苑囿、池沼、台殿种艺杂饰，以备游幸。
后苑造作所：
监官三人，以内侍充任。掌造作禁中及皇属婚丧之名物。
龙图、天章、宝文阁勾当：
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任。掌藏祖宗文章、图籍及符瑞宝玩之物。
军头引见司：
勾当官五人，以内侍省都知、押班及阁门宣赞舍人以上充任。掌供奉便殿禁卫诸军入见之事及马步两直军员之名。
翰林院：
勾当官一人，以内侍押班、都知充任。总管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掌图画棋琴等内廷供奉事务。
除入内内侍省与内侍省之外，当时宦官多有在其他机构任职者。
3、宋代宦官的来源
北宋初期的宦官，大多来自五代后周政权。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称帝时，原后周宫廷的宦官队伍整体被其所接收留用。
在有关北宋初期的宦官身世的史籍记载中，对此有不少例证。如窦思俨五代时为内侍，宋初任皇城使；王继恩后周时为内班高品，北宋太祖、太宗朝深受信用，官至宣政使；李继美后唐时为内侍，后周时为御厨都监，宋太祖时至右领军卫将军；阎承翰后周时为内侍，后入宋事太祖，并历仕太宗、真宗朝。
此外，北宋王朝在先后削平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政权的过程中，当也俘获并收用所灭敌国宫廷中的部分宦官。例如，北宋初期的宦官蓝继宗、苏保迁等人，原均为南汉政权的宦官。
南汉亡国后，蓝、苏等宦官“自广州以阉人从(南汉后主)刘入朝”，遂为北宋王朝所收用。
根据有关记载可知，宋代如同汉唐一样，仍然准许宦官养子，并且继承了唐代宦官养子多为阉儿的传统。
如同唐代一样，宦官之养子亦是宋代宦官队伍最基本的补充来源。
北宋初期，为了防止宦官势力的扩张，曾就宦官养子问题提出过一些限制性的规定。
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提出了宦官收养继子的资格条件。“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满三十无养父者始听养子”。
第二，限制了宦官收养继子的数量。“内侍人许养一子，以充继刷”。
第三，规定了宦官收养继子的程序，须以“其名上宣徽院”。
第四，提出了违犯上述规定的惩罚标准，违者“抵死”。
然而，这些限制规定并没有禁止宦官养子，而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规定本身也常常遵到破坏。
以宦官养子的数量为例：
宋初虽然提出了宦官只许收养一子的规定，但实际上收养二子以上的宦官大有人在。李神福、李神祐、周怀政、蓝继宗等宦官的养子至少均有二人；宋真宗时的宦官徐志通曾取男四人为假子，仁宗时的宦官蓝元履有养子五人。
宋代的宦官养子，大约多数并非来自宦官本人的同宗本族，而是通过购求、强索等方式而得来的异姓他子。
宦官收养的继子，在被宫成为阉人之后，通过荫补进献等渠道得以入侍内廷，从而成为当时宦官队伍的最基本的补充来源。
宋代承袭前代旧制，实行荫补任子制度。中高级文武官员按品阶高低可荫补其子孙亲属为官，当时的宦官亦享有此项特权。
如当时规定：
延福宫使至昭宣使任入内内侍省都知以上，子可荫补为保义郎，孙及期亲可荫补为承节郎，大功以下亲可荫补为承信郎。
每年一度逢在位君主诞辰时，宦官可进子荫补。另外，具有一定品阶的宦官死时，亦可奏补其养子或其他亲属入仕。
除了合法荫补之外，还多有宦官利用权势而滥任其子者。仁宗时，“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被监察御史所弹劾。
为了限制宦官势力的过度扩张，两宋君主间或采取过暂停宦官进子的措施。
宋仁宗年老无子，朝臣认为其原因在于宦官太多，仁宗，“遂权罢内臣进养子”。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每逢需要裁抑宦官势力、限制宦官数量时，总是采取了权罢宦官进子的措施。
由此亦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宦官养子是为当时宦官队伍的最主要的来源。
4、宋代的宦官世家
在《宋史·宦者传》中，立传宦官共有五十三人。
其中多有出自累世为宦官的阉人世家者。宦官石知顺历仕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自其曾祖右承渥为后梁宦官，至其孙石金彬为北宋神宗朝宦官，其家族至少有连续六代为宦官的历史可考。
神宗朝宦官李舜举，“世为内侍”，其曾祖李神福为太宗朝宦官，李神福之父亦为五代时宦官，其家族亦至少连续五代为宦官。
其他立传宦官，也多为宦官家族出身，大抵是以宦官养子的身份缘其宦官养父而荫补进入内廷。
如：
李神祐“初以父任授殿头高品”，蓝继宗之次子蓝元震，“以兄荫补入内黄门”；宋用臣“以父荫隶职内省”；王中正“因父任补入内黄门”；李继和“以父任为内侍黄门”；高居简“以父任为入内黄门”；任守忠“荫入内黄门”；等等。
在五十三名立传宦官中，明确可知出身于宦官家族者即达十九人，其余三十四名身世不可详考的宦官，大约也多是宦官养子出身，只是缺乏明确的记载罢了。
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宋代的宦官选用制度，具有选用范围比较狭小、宦官来源比较单纯的特点。
此种特点，在宦官来源的地域分布方面也有反映，具体表现为宦官的籍贯相对集中于少数特定区域。
《宋史·宦者传》中立传宦官五十三人，其中南宋时期的十名宦官，籍贯情况不详，北宋时期的四十三名宦官，以开封、真定、并州、广州籍者居多。
其中：籍贯陕州1人，楚州1人，广州3人，并州3人，真定6人开封22人不详7人。
宋代宦官来源的地域分布相当集中，开封籍的宦官即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此种状况，与当时以宦官养子作为富官队伍主要来源的选用制度不无关系。
选用范围有限，籍贯自然也就相对集中。
需要指出的是，真定、并州、广州籍的宦官。主要集中在北宋前期，其中有不少原系五代十国诸政权的宦官。至北宋后期，在新选用的宦官中，开封籍者则占有更大的比例。
5、宋代宦官的升迁路径
选用宦官的事务，当由枢密院、宣徽院主管。
据《宋史·职官志》,枢密院的职掌包括“除授内侍省官”，宣徽院的职掌包括“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
前者主管宦官的除授，后者主管宦官的名籍。宦官收养的继子，须以“其名上宣徽院”。
大约因为宦官之养子即为未来之宦官，故需提前在宣徽院登记备案。选用宦官时，可能需经一定的考核程序。
“试以墨义”，即中程者方等候引见供职。初入内廷的年幼宦官，或许还要经过一定的培养和训练。
如仁宗朝宦官王中正，“因父任补入内黄门，迁赴延福宫学诗书、历算”，真宗朝宦官杨守珍，初“为入内黄门，习书史，学兵家方略”。
宋代的官制，具有一些与前代不的特点。
这些特点，在宦官的叙迁任职制度方面也有反映。
宋初制度，官称与职掌相分离，本官不理本职事，职事另有差遣官主管。官名只是用以表示品级和俸禄，仅作为铨叙与升迁的依据，故称为“寄禄官”。寄禄官的迁转，皆有定年。凡任职满一定年限、经勘验劳绩过尖并复查合格后，即予迁转寄禄官阶。
此种制度，称为“磨勘”。
宋代宦官初无磨勘之制，“宋初以来，内侍尝磨勘转官，唯有功乃迁”。
至景祐年间，宋仁宗诏令：“内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勤劳，经十年未尝迁者,奏听旨。”
此时宦官磨勘之制虽未详备，但却初步形成了两条原则：
一是宦官入仕三十年始得磨勘，二是宦官入仕满三十年后乃十年一磨勘。
此类原则的形成，当主要出自抑制宦官势力的意图。
另外，宦官入仕满三十年方始磨勘，恐与宦官初入仕时年龄过小不无关系。
嘉祐年间，枢密院再次延长了宦官磨勘的定年。并对因劳减年的幅度进行了限制。经此更动，宦官遂成为二十年一磨勘，而当时的文臣三年即一磨勘，“文臣七迁，而内侍始得一磨勘”。
后根据一些朝臣的建议，上层宦官仍行“十年一迁官”的旧制，“无劳而尝坐罪徙者即倍其年”。
上述规定，旨在限制宦官势力的扩张，防止宦官升迁过早过速。
但在实际上，这些规定是根本不可能得到严格遵行的。
倘若严格按照规定，宦官入仕三十年后始得磨勘，其后十年或者二十年一迁官，即使宦官十岁即入仕，终身最多不过只有两三次磨勘升迁的机会。
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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