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撰写作为汉人传统习俗，于隋唐时期渐趋完备，金代虽为女真族政权，但在攻打辽宋之后，多将其民众纳入自己的治下人们，原有习俗不会因政权的更迭立刻改变，因而为死者撰写墓志的行为，得以延续下来。
金太祖建国即收国元年（1115），到金朝灭亡天兴三年（1234）之间所撰写的金代汉文墓志，多载撰者姓名及其社会身份。
不仅是为死者歌功颂德，寄托丧家哀思的应用文体，还是丧家以死者名义与撰者进行联系与社会交往的桥梁。
奉敕撰铭：功勋与血胤
在金代，有些墓志是由皇帝亲自下诏，指定撰者为墓主所作的。皇帝往往通过敕令撰铭来表达对墓主的尊敬与哀悼，以这种方式嘉奖有功之人，不仅可以起到教化社会，激励臣民的作用，还可以树立自己开明仁君的形象，巩固皇权，稳定统治。
皇统三年（1143）的《时立爱墓志铭》由宇文虚中奉敕撰铭。时立爱，金朝故相，先仕于辽，于辽大康九年（1083）登进士第，由于其所治清明，颇受辽主赏识。
天辅七年（1123），时立爱因对其时辽朝政治情状失望，转而率部归金。金朝初定，“万里耕稼，民物熙阜”的太平景象，皆有时立爱之功。
皇统三年八月，时立爱薨，金熙宗令赵庆袭监护丧事，并命宇文虚中为其撰铭。宇文虚中是由宋投金之臣，其降金后，熙宗言：“得汴梁时欢喜犹不如得相公时欢喜”，后虚中又奉命为金太祖撰写《太祖睿德神功碑》，并因此进官阶为金紫光禄大夫，可见其颇受重用。
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金朝制度“并依唐制，衣服、官制之类，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太学并本朝十数人相与评议”，可见宇文虚中在金朝初期的制度建设中举足轻重，金人称其为“国师”，政治地位极高。
至于宇文虚中的文化素养更是不容小觑，赵秉文曾书：“本朝百余年间以文章见称者，皇统间宇文公，大定间无可蔡公，明昌间党公”。宇文虚中无论是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声望颇高，金熙宗命其为时立爱撰铭，反映了熙宗对时立爱的重视。
除上述为新亡者敕诏撰铭外，世宗统治时期，还诏令史臣为先前已逝女真功将补撰墓志。大定十七年（1177）的《完颜希尹神道碑》是“翰林直学士、中大夫、知制诰、兼行秘书少监王彦潜奉敕”所撰。
完颜希尹家族多出武将功臣，其本人亦跟随金太祖四处征战，是为开国名将。天眷三年（1140），金熙宗因疑希尹“奸状已萌，心在无君，言宣不道”下诏将其赐死。
直至皇统三年“上知希尹实无他心”，才为其平反，《完颜希尹神道碑》正是在完颜希尹逝世37年后，金世宗念其遭遇与功绩，为延功臣之赏以安定基绪而特敕王彦潜所撰。
同年的《完颜娄室神道碑》，亦是金世宗命王彦潜补撰而成。完颜娄室与完颜希尹同属完颜家族，祖、父皆军功卓著，幼年时便“简重刚健，矫捷过人，手之所及，无不超越”。
完颜娄室父知娄室军事才能，将其献予穆宗，穆宗寄之军族重任。完颜娄室少年时便追随穆宗讨伐萧海里，后又随太祖灭辽伐宋，一生都驰骋于南北疆场，“数千百战未尝不捷”堪称“常胜将军”，威名震慑南北。
完颜娄室军功之高“自国初迄今，言将帅臣无能出其右者”。因此，在其死后屡获殊荣，世宗诏王彦潜作《完颜娄室神道碑》表彰其功，亦有以其作为榜样垂教女真后世之意。
为皇亲贵胄撰铭
除朝廷重臣之外，皇帝亦曾下诏为其亲族撰铭，以示墓主地位及功绩，这些志主不仅包括皇帝的同姓血亲，还包含外戚，墓主因皇室亲族身份的加持，往往更易得到敕撰的赏誉。
泰和二年（1202）的《蒲察胡沙墓志铭》由墓主孙“塔失不立石”。据墓志与《金史·窨宗钦慈皇后传》可知，蒲察胡沙生于外戚世家，其祖父蒲察按不娶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妹妹，也即韩国大长公主为妻；其长姐为世宗皇帝兴陵崇妃。
蒲察胡沙本人亦娶世宗皇帝第三女兖国大长公主为妻，是为驸马，地位较高。与上文所记《时立爱墓志铭》《完颜希尹神道碑》《完颜娄室神道碑》不同。
《蒲察胡沙墓志铭》的题署中没有“奉敕撰”等明确表示撰者承皇帝旨意撰铭的字眼，然铭文所记“哲人其萎，上闻震悼……涯恩厚惠。特命重臣，以为致祭。”
表明章宗对蒲察胡沙的逝世深感痛惜，命重臣祭悼，并诏令塔失不撰其丰功于墓碑之上。除了上述奉敕撰铭的墓志外，金代还有两方特殊的汉文墓志，属于金朝统治下的伪齐政权。
金天会八年（1130）七月，金太宗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九月，刘豫在大名府正式受金册命称帝。
此两方墓志的主人正是刘豫的妹妹刘氏与妹夫傅谅。《齐故卫国长公主墓志铭》《齐故通侍大夫驸马都尉傅公墓志铭》二志撰者皆为罗诱，傅谅及傅谅妻墓志中，未记罗诱与二人关系及其撰铭原因。
然铭文中载“以阜昌五年二月十六日敕葬于济南府长清县和平乡”，由敕葬行为推测此墓志为奉敕所撰的可能性较大。
又考罗诱任官经历，其于伪齐阜昌四年（1133）癸丑进士及第，刘豫认为他“硕谋远略，灼见敌情，舆论佥从皆所毗倚”。
可见罗诱系伪齐政权的重要谋臣，是刘豫的左膀右臂，墓主刘氏又为刘豫妹妹，所以笔者颇疑刘豫命罗诱为傅谅夫妇作铭亦是有可能的。
功勋与血胤：以巩固皇权为中心
在“奉敕撰写”的墓志中，撰者往往未表明自己与墓主的关系，皇帝作为联结二者关系的桥梁，在撰写墓志这一社会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古代，由皇帝下诏为死者撰铭，是死者家族至高的荣誉，肯定了死者对朝廷的贡献及其家族在社会上的地位，而此殊荣必非常人可得，死者要么有功勋加身，深受皇帝尊敬，要么与皇帝有血胤关系，亲情加持。
而对皇帝来说，敕撰除具有赏誉功用外，还是他拉拢功臣贵族，巩固政权的有力手段。
时立爱逝世后之所以得到敕撰的待遇，或与其下原因密不可分。首先，时立爱于战乱时献忠于金，且面对宋朝的威逼利诱不为所动，对金的忠诚可见一斑。时立爱原为辽朝旧臣，因其“刚正敢言，忤权贵”而备受重视，累迁至高官。
天辅七年，金太祖占领辽燕京，派遣平州人韩询持诏招降时，时立爱审时度势，率众归降。
金朝占领平州之初，未拢民心，民间多传金朝存恤百姓只是缓兵之策，时立爱因此劝谏太祖应以招抚降民为重，建议金帝“下明诏，遣官分行郡邑，宣谕德义”，太祖对其嘉叹不己，并纳其上言“约束兵士”，若“秋豪有犯，必刑无赦”，命时立爱率众安抚百姓。
时立爱的安抚之策减少了汉人抵抗，使女真得以迅速征服汉地，利于女真统治的安稳。未几，时立爱归还家乡新城，恰逢金“以燕、蓟与宋，新城入于宋”，宋慕时立爱名甚久，屡召其入朝做官，因见“宋政日坏”，时立爱拒不应诏。
待金兵伐宋之时，时立爱率子孙欣然往之，拜于金师麾下，追随完颜宗望。其次，时立爱军功卓著，吏治清明。
时立爱仕金多年，征战四方，多次出谋划策，立下大功。除军事功业外，他还治民政，“以清净安民为先”，使得战乱之后，民众得以安宁，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太祖即位之时“天下大定，岁屡丰稔”。
因此在时立爱逝世后，熙宗亲自下诏令宇文虚中为他撰写墓志铭，鼓励其为金效忠、建功立业的行为，以教化时人，稳定政权。
金世宗完颜雍是趁海陵王伐宋失利之际即位的，虽官方将其称帝曰为天命所归，实质却是篡位夺权。
世宗即位初，贵族矛盾与人民叛乱频仍，因此他迫切需要塑造自己的政权合法性，并拉拢世家大族，巩固皇权，下诏为完颜希尹等开国大将补撰，是其达到此政治目的的方式之一。
完颜希尹，官至大金左丞相。初，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常在行阵”为金朝的开国立下卓越功勋。
金太祖去世后，希尹跟随金太宗，获辽主，执宋主，在灭辽伐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国后，由于女真民族没有文字，故“与邻国交好，乃用契丹字”，随着抗辽进程的加快，金朝政治地位急剧上升，从辽朝附庸一跃成为可与辽分庭抗礼的政权，迫切需要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字。
希尹担此重任，奉敕“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创制女真文字，为日渐势强的金朝打下文化基础，对提高女真民族的整体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除此之外，金熙宗即位后，希尹任左丞相，“有大政皆身先执咎”积极辅助熙宗进行政治改革，促使女真迅速向封建社会转变。
虽然完颜希尹在金朝初年取得不朽勋绩，但最终被金熙宗赐死。金世宗为希尹补撰不仅是对他生前所作贡献的肯定，也是借为其平反一事塑造自己的仁君形象，更加强化海陵王喜杀戮的负面印象，让人们在心理上对世宗即位有所认同。
除此之外，据《完颜希尹神道碑》《完颜娄室神道碑》等载，完颜希尹家族在女真完颜部兴起、统一各部落、灭辽立金到建国后政治、经济、军事建设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多担宰职，在朝廷上具有着很大的话语权。
金世宗敕诏补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完颜家族地位和声望的进一步抬高，完颜家族必定对世宗心怀感激，从而拥护世宗，达到其巩固皇权的目的。
如时立爱、完颜希尹、蒲察胡沙等，由皇帝亲自下诏撰铭的墓主，皆为金朝开国功臣或皇亲贵胄，他们多随金主征战辽宋，建国后又在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有所建树，深受皇帝的重视。
且皇帝下诏为功臣、亲族撰铭的先例自辽宋即有，如宋李清臣《韩献肃公绛忠弼之碑》、宋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辽王晓《耿崇美墓志》、辽王师儒《萧袍鲁墓志》等皆奉皇帝敕诏所撰，志主也多功勋等身。
金随前朝及汉王朝遗制，亦对功臣施诏敕撰铭之赏。而对皇帝来说，其命重臣护葬、撰铭不仅是对功臣的赏誉，更欲借此彰显自己仁爱君主形象，拉拢墓主背后的世家大族以巩固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