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早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秦朝起也曾畅想过王朝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但是最终却落得一个二世而亡的结局。在这之后的历史长河中，先后涌现了几十个朝代。
时势造英雄，在动荡不堪的年代里，也不乏有少数民族建立起的政权，不过这其中真正意义上做到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也只有元朝和清朝了。
纵观元清两代，一个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一个是由满族女真人建立政权。
同样的由少数民族蛮夷地区入主中原的两个朝代，为什么一个存续了不到百年，一个却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直到近代才被推翻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
儒家和科举
这第一个原因自然是两朝文化政策上的明显不同。
蒙、清自古以来都被汉族人视为蛮夷之族，因此，当他们入主中原以后，迫切地想要巩固自己“合法”的统治地位。
为了确保他们的民族地位，他们便开始通过强硬的手段镇压经济、文化占有优势的汉族。
然而这种压迫制度，不仅没能达成他们的目的，反而让更多的汉人起了逆反心理。
无奈之下，两朝的统治者都开始在不同程度转变他们的文化策略，这主要体现在对待儒家及科举的态度上。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伊始，儒家开始被历朝历代所尊崇，虽然也曾在魏晋时期有过低谷期，但是它的独特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
元朝初年，忽必烈大量任用儒家学士，开设经筵，由翰林学士讲授儒家经典。
虽然表面上是要吸取儒家的治国理念，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对儒学深入了解，而仅仅是看中了其背后的影响力，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
久而久之，那些为帝王讲授帝王之道的儒士并没有受到重用，从而流传出了“十儒九丐”的说法。
除此之外，忽必烈曾下诏曰：“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
通过对儒家理学的大力推广，推动了四书五经的影响力，但是却也对真正的儒学一道有严重的束缚和抑制。
不仅如此，元朝对科举制度的漠视也是引发汉族人反抗的一大重要原因。
随着儒家正统文化被不断冲击，依附于此的科举制度也受到了重创，在元朝前期甚至一度被废止。
自忽必烈至武宗时期，关于是否恢复科举、如何恢复等问题的讨论始终没能有一个结果。
直到仁宗时期提出以儒治国后，于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才再度恢复科举。
只是此次恢复的进士科却将以人种划分试题难度和招录人数，一百个乡试名额中，四等人各占25个名额。
从人口比例上来说，人数最多的汉人平均所拥有的很少，这意味着这些学子们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而科举考试的过程中，不同人等也会被划分到不同组别：蒙古人和色目人一组，汉人和南人一组，前者的试题难度远小于后者。
张贴中选者的榜单也有区别，前两等人的姓名会被统一登记到右榜上，而后两等人则被登记在左榜上，两者以右榜为尊。
种种文化上的歧视，最终导致元代末期倍受压迫的汉人纷纷选择揭竿起义。
清代自顺治入关后便对孔子极为推崇，并且有意抬高孔子后人的地位。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顺治帝亲自到孔庙祭拜，并且拨下三万两白银用于修葺孔庙。
到了康熙继位时，亲自到孔庙祭拜，把这种崇拜拔到了一个新高度。
乾隆、嘉靖时期更是效仿先祖，将孔子与帝王并尊。
借助孔子及其儒学的影响力，形成了巩固其统治的文化凝聚力。
皇权至高无上的观念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清代统治者这种“尊儒重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拉拢了民心。
在对待科举上，清朝的做法与元代截然相反。由于明末战乱四起、民不聊生，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因为种种原因被搁置了下来。
于是，爱新觉罗·福临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昭告天下恢复科举考试，并且一应制度均沿袭明朝旧制。
诏令一出，不少有学之士纷纷热火朝天地迎接不久将至的考试，但是仍有一些有学之士或是有专长的人存在疑虑或是不愿承认清政府的地位。
在康熙继位后又下诏开“博学鸿儒”特科，亲自测试录用擅长诗词歌赋或是品学兼优、有特长的人才。
这一举动不仅进一步巩固统治，也替政府拉拢了许多于国家有利的人才，奠定了清政府尊崇儒学的格局。
也正是在统治者的有意推动下，也对后续满汉文化的合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外中国和内中国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元清两代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纵观元代以前的封建王朝，社会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
但是从忽必烈建立元朝政权后，反而又建立了“四等人制”，将统治内的百姓划分为四等。
蒙古人被归属于第一等，也被称为国族；
西北地区各族及东亚、中欧来到中国的人称为色目人，属第二等；
北方汉人、契丹及女真人则被统称为汉人，属第三等；
南方汉人及其少数民族被称之为南人，属第四等。
原本数量最多的汉族人都被划分到了第三等、第四等，位于社会的底层。
由于这四等人在政治观念上的不同，元朝政府对待不同人等的态度也截然相反。
政府内部重要的官职全部由蒙古人或是色目人担任，汉族人大多只能担任衙役、小吏等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
元代政权存在的几十年间，由汉人担任高层官员的寥寥无几，其中：做到丞相一职的只有史天泽、贺惟一两人；曾担任过枢密副使者的也只有赵壁、史天泽二人；担任御史大夫的汉人更是只有贺惟一一人。
御史台也向来有“不任用汉人”的惯例。
因此，贺惟一在上任前还特意将自己的姓氏改为蒙古姓氏，名字改为“太平”，以示自己是蒙古人，符合四等人制的用人标准。
这样一来，普通汉族人不仅没办法跨越巨大的阶级鸿沟，还要面临族群体制的压迫、忍受来自高阶级的层层剥削。
与元朝“内北国而外中国”这种带有严重民族歧视的政治政策不同，清代统治者选用的“外藩内汉”的政策显然更得人心。
满族入关之初也曾尝试了强制剃发、易服等压迫性的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并没有压下百姓们“反清复明”的决心，反而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地位。
为了改变汉族人怨声载道的现状，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一味的强权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有时候“温水煮青蛙”才是上上之策。
于是，清代统治者开始打柔情牌，通过以汉族国礼安葬崇祯皇帝、广招工匠大修明代皇陵等行为表明他们的态度。
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女子、老人可以循明朝旧制、穿明代服饰，这在很大程度上拉拢、安抚了汉族百姓。
在官员任用方面，统治者选择沿用明朝的制度，并且重用汉族官员而非进行打压。
设立与满八旗对应的汉八旗这一举动，也向许多汉族人证明了清政府推动满汉平等的决心。
到了康熙九年，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皇帝更是谕令吏部称：“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
这种满汉双官位制度，不仅给了许多汉族人迈入官场实现阶级跨越的机会，也能让满汉两族之间相互制约，维护帝王的统治。
这些举动得到了汉族人尤其是读书人的支持，也为清王朝拉拢到了一大批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命。
法律和文字
这第三个原因则是两朝法律制度上的不同。
同罪异罚、种族优先的法律制度，是元朝让人诟病颇多的原因之一。
元朝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也创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版图，这也是许多蒙古贵族引以为傲的成绩。
在蒙古入关后，这些领主阶级始终处于支配地位，对其他种族都怀有强烈的偏见。
尤其是四等人制度确立后，蒙古人享有最优越的法律地位，色目人次之，而汉人和南人却只能处于被剥削阶层。
成吉思汗时期曾下律令：杀害一名蒙古人或是色目人，需要赔偿四十巴里矢黄金；
杀害一名汉人，只需要赔偿一只驴的价格。
元代的法律更是规定了“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勿还报，许诉与有司。”
汉人在面对蒙古人的挑衅和殴打时不仅没有反抗的权利，即使上报到官府也往往会因为歧视无法保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不仅如此，蒙古人还在律法上还有诸多特权：如即使是犯了罪的人，也不能用镣铐禁锢他们；除了犯死罪以及犯罪后逃逸的人可以监禁外，其余的都不需要监禁或是拘留。
元成祖忽必烈时期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位于大都的百姓因为不满蒙古的统治奋而起义后被强制镇压。
而这些起义的失败者，都遭到了“皆醢之”的酷刑，不少小头目更是被残忍地“剥皮”后曝尸荒野。
并且元代的死刑主要是“斩刑”和“凌迟”两种，史料记载：“死刑，则有斩而无绞，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
元代后来的司法实践中，又再度增添了割舌、断手足、剥皮、抽筋等十数种酷刑。
种种残忍的刑罚却大多都是对汉人实施的，蒙古人往往能凭借他们独特的地位躲避刑罚。这与唐宋时期的律法相比，无疑是一种倒退。
清政府时期的法律虽然也很注重维护满族的利益，但是律法的公平性明显要强于元代。
清代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法律制度，只是在一些地方做了改变，加强了对满族人的经济保护和种族优待。
从律法规定上看，清代并没有对汉人和满人的罪名和刑罚进行明显的区分。
只是如果满族人犯了法，需要根据他们的身份和所在地区来选择恰当的专门机关。
如有关皇室宗亲的案件，需要经过宗人府受理；八旗中上三旗交由内务府的慎刑司审理；京城所在地的普通满人诉讼案件由步军统领衙门审理等。
除此之外，蒙满两族对待汉文化的抵触程度也不相同。
蒙古作为一支强劲的游牧民族，在中原的影响下也开始渐渐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他们的主体仍旧以游牧文化为主，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不高。
反观满族的祖先也在很久之前就开始经营农业，并渐渐将文化重心转移到了农业上，更加认可汉族的农耕文化。
元朝的统治者对儒学和汉文化的了解很少，从搁置科举、放任儒学讲师等行为，也能看出蒙古始终对汉文化抱有抵触心理。
蒙古祖先只创立了语言并没有创立文字，在元太祖、元世祖的努力下才得以“用西僧八思巴造蒙古字”，随后便开始大力在国内推广蒙古字。
虽然汉字在这段时期内被禁用，但是汉字上千年来不断传承的生机始终渗透在汉人的心中，等待着重现天日的一天。
在清王朝建立时，皇太极曾多次明确地表示要遵循“古圣王之成法”和“古制”。
这也说明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明朝封建法律的封建等级伦理道德观念所渗透了。
也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清代的历任统治者开始了“以礼入法”的趋势，将学习汉文及其应用当成必修课。
以至于在乾隆时期竟然出现了“满语满文日渐生疏”的奇景。
纵观元清两代的发展进程及其相关政策，也不难看出为何元代不足百年而亡，而清代却能延续近300年之久了。
因为元代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保障汉族人的权利；而清代统治者却一直抱有积极拉拢汉族，使其自愿维护其统治的念头。
过度的剥削和压迫，必然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当这种情绪渐渐积累下去，一个王朝的覆灭也尽在眼前了。
以上的种种原因都是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的，其实还有一个微观的原因便是在明清时期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土豆、玉米、红薯等高产量的作物从南美洲等地传入中国，解决了亿万普通百姓的温饱问题。
荀子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一个政权充满压迫、人民食不果腹之时，也就是百姓们揭竿起义、奋起反抗的号角吹响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