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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面貌，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运动。如果说王安石是这场变法的幕后倡导者，那么台前的实践者则是吕惠卿。
吕惠卿是北宋政坛杰出的改革家，其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与恩师王安石合作推行新政，；后又与老师产生分歧甚至决裂，为自己招来无数恶名。
世人对吕惠卿的评价，可以用毁誉参半来形容。王安石赞其“学先王之道而能用”，司马光骂他“巧言令色绝非贤士”，宋神宗夸他“进对明辨，亦似美才”，苏辙则直言他是“辩诈奸邪诡变无度”之人。
支持他的人无不认为他才华横溢、见识超群；但在反对他的人眼中，却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人。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走向如此夸张的两个极端？吕惠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一、知音难遇，同道难求
自北宋建立以来，朝廷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为所欲为，肆意兼并贫农的土地，同时又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
长此以往，全国的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地主贵族的手中，老百姓无田可耕沦为佃户，国家府库日渐空虚。
至庆历初年，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终于忍无可忍，民间各地的起义浪潮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北宋在北方边疆另有外患。受“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北宋将精干兵勇全部收归京师充作禁军，而驻防边疆的大都是一些臭鱼烂虾，他们根本不是辽和西夏精兵强将的对手，以致北宋的对外战争时常败北。
面对这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忧国忧民的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屡次向朝廷建言，要想解决摆在眼前的两大难题，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社会制度改革。
不过，此时的王安石并不知道，忧心如焚的另有其人，那就是尚未成年的吕惠卿。
吕惠卿少年时，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吕璹是福建漳浦一带的七品县令，勤于政务、性格正直，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深受一方百姓爱戴。但是，在北宋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区区一个县令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轻轻的吕惠卿已经具备了远超同龄人的见识和眼光，对社会万象的种种弊端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根治社会矛盾，首要任务就是禁止达官贵族和富商地主们继续兼并土地，而这一看法与王安石的政治观点正好不谋而合。
嘉祐三年，王安石苦心孤诣写就《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正式向天子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力主富国强兵，反对地主豪强。天子对他的意见很认可，但苦于朝内缺乏变法人才，王安石独木难支，这件事就被暂时搁下了。三年后，王安石经欧阳修介绍，终于和吕惠卿这位未来的改革干才第一次结识。
吕惠卿年少有才，在四里八乡算是小有名气，尤其得到了大文豪欧阳修的赏识。在仁宗皇帝面前，欧阳修对吕惠卿推崇备至，称其“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可谓端雅之士，足称贤才之选”。
起初，王安石对吕惠卿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他本人十分崇尚儒家经典，变法过程中也多以儒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世人对他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不过是个只知道寻章摘句的腐儒，对世俗事务并不通晓，所以长期以来，王安石没有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是因为神宗皇帝器重他，才得以在朝中站稳脚跟。
出乎意料的是，和吕惠卿一番交谈下来，王安石惊讶地发现，两人对儒家经义的理解出奇地一致，同时也为这位年轻人的才气所倾倒，认定他将来必定会成为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因而在神宗面前一力提拔。
同时，吕惠卿对这位伯乐，同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从前读儒家经典，只知道仲尼（孔子）值得尊敬；读其它治国经典，只知道佛家理论尤为可贵；如今才知道，介甫（王安石）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两人相见恨晚、志同道合，为后期在变法中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朝堂智辩，说服神宗
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掌国家大计，并安排吕惠卿在条例司，负责检阅文稿，变法正式开始。
改革中不论大事小事，王安石都会向吕惠卿征询意见，就连向圣上奏请的折子，也基本上都让吕惠卿代笔。
很快，均输、常平、青苗、农田、水利、募役等众多法令逐一颁布，朝野面貌焕然一新。吕惠卿的出色表现令神宗皇帝龙心大悦，决定将变法事务交给司农寺全权掌管，并晋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兼判司农寺。
王安石变法受惠的是老百姓，自然得到万民拥戴；但它不可避免地动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蛋糕，所以很快遭到皇亲国戚的极力反对。
其中闹得最凶的，就属三朝元老魏国公韩琦，以及御史中丞司马光。有一次，司马光为神宗皇帝读《资治通鉴》，以汉代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例，称自古以来“因循守旧则治、改弦更张则乱”，言外之意就是祖宗之法不可擅动，王安石变法居心叵测。
一旁的吕惠卿虽然年少，但在这位老前辈面前却是当仁不让，不卑不亢地说：汉惠帝除“三族罪、妖令言、挟书律”，汉文帝除“收拿令”，每一项都是千古巨变，最终也收获了很好的成效。
您老人家怎么能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呢？吕惠卿一番辩驳，将司马光被怼得哑口无言，下不来台。最终，吕惠卿凭借有理有据的辩才，赢得了神宗皇帝的肯定，赢得了这场新旧势力的大辩论，也维护了变法的顺利进行。
熙宁七年春，中原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致使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对变法心怀不满的文武百官趁机发难，将天灾人祸全部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认为此等天灾就算放到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可无奈旧势力人多势众，连慈圣皇后和高太后都跑到神宗面前嚼舌根，说“王安石乱天下”，搞得神宗左右为难。无奈之下，神宗只能罢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贬为江宁府知府，挂衔吏部尚书，由韩绛和吕惠卿接替变法大权。
三、变法受阻，惠卿蒙冤
王安石遭到陷害之后，领导变法的重任一下子落到了吕惠卿一个人的肩上。任参知政事期间，他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和推荐，继承遗志、推陈出新，一边与顽固守旧派勇敢斗争，一边捍卫新法的改革进程。
万幸的是，在这条无比艰难的道路上，有一个人一直坚定地做他的后盾，那就是宋神宗。神宗私下里常和吕惠卿聊天，说：自从王安石罢相后，朕能仰仗的只有你一个人了。
如今小人们消停了许多，爱卿定能有所作为。可见这位天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只不过他孤掌难鸣，无法为改革家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了。
在此期间，吕惠卿杀鸡儆猴，将郑侠、李士宁等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送进了牢狱，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遭受了牵连。
王安国时任秘阁校理一职，虽然和王安石血脉相亲，却一贯反对变法，屡屡纠结朝中旧臣，对变法大肆攻讦。为了保护变法成果不受破坏，吕惠卿秉公无私、铁面执法，给予王安国严厉处分，将其罢归乡里。从这以后，吕、王之间生出嫌隙、渐行渐远。
有阴谋论者认为，吕惠卿兴狱问罪、罢黜王安国，本质上是为了陷害王安石，逼迫其远离北宋权力中心，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其实，这种揣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客观来说，王、吕之间在新法条目、官员任免等方面，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分歧，但说到根上也只是政争而已，远远谈不上政敌。从变法的角度来看，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是师徒、知音、同道和至交。
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拜相，吕惠卿主动向宋神宗请辞参知政事之职。神宗不解：“王安石此番回朝，你二人正当齐心协力，重整变法，何言辞官呢？”吕惠卿答道：“朝廷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王安石。
之前王安石罢相，我在朝中尚可代理新法大业。如今恩师既然重归相位，只要陛下坚定支持他的变法策略，让其发挥出全部的才能，那么天下必然大治。倘能如此，实乃社稷之幸、万民之幸，臣纵然离去，也像还在朝中一样。
”这种顾全大局、心胸宽广的豪言，绝不是一个贪图权势、忘恩负义的小人所能说出来的。
结语：
近代以来，不断有权威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梁启超赞其为“夏商周之后第一完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列宁更将其肯定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虽然王安石和吕惠卿深陷北宋党政泥沼，主张的变法也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在宋朝乃至整个古代封建社会当中，都堪称卓越的改革先驱。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同道情谊，经过岁月的洗礼打磨，也是历久弥坚。
参考：
1、《资治通鉴》
2、《宋史纪事》
3、《涑水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