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立国短暂，并酿成巨大动乱，疯狂的奢靡风气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西晋灭亡后，疯狂奢靡的习气并没有随西晋的灭亡而灭亡。刚渡江时的东晋小朝延财力困乏，偶尔搞到一只乳猪，算是绝顶美味，乳猪背上一块肉最为鲜美，专门给晋元帝号为“禁脔”。
可当时的江南土著士族依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江南名士纪瞻在乌衣巷立宅，馆池竹木，比建康皇官就还优美。东晋的武将在战乱中抢夺财产，暴富一-时。陶侃出身寒素小吏，家中贫困，以至于母亲断发换酒肉待客。陶侃后来在战乱中发迹，继王敦之后为八州都督，在对北方少族政权的作战及平定内部叛乱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生活奢靡，家中媵妾数十，家僮上千，珍奇宝货远比东晋朝廷还多，这些钱财来路不可能是清白的
。
另一大将刘胤为江州刺史，纵酒耽乐，顾不上为朝廷漕运物资，忙着自己做生意，金宝满库，姬妾成群。东晋时南迁的世家大族不久就在江南站稳了脚跟，恢复旧有习气。
东晋的名相谢安在建康近郊圈占山林，造起别墅，经常带着子弟游玩，一顿饭就要吃掉上百两黄金。他的弟弟谢石奢侈无度，贪污受贿，无所不为。琅琊王氏子弟王国宝，聚敛的财产连自己也搞不清数目，后房姬妾数以百计，天下珍玩，充满仓库。郗愔喜好聚敛，仓库里堆钱数千万，舍不得用，而他的儿子郗超却喜好挥霍。有一次都超和父亲谈话，软缠硬磨，郗愔无奈，答应开库一日，心想不过损失几百万：想不到郗超找来亲戚朋友，一天就把仓库里的现钱搬走了大半。都情心痛不已，而郗超却得到了豪爽的名声。
东晋士族的奢靡习气同于西晋，吝啬之病也和西晋一般。南迁的士族卫展，官至江州刺史，家财万贯，可对南迁的亲成朋友以不接济一个现钱。凡来投奔的亲友都送1斤药材“王不留行“寓意亲友起身。他的外甥叹着气说：“舅舅刻薄到驱使草木”，江南大族周札在王敦第一次起兵时帮助王敦进入建康，事后周氏一族有5人封侯，可不久王敦就以周氏勾结妖道、图谋不轨的罪名，派兵捉拿周氏五侯。
周札贪财好色，平时唯以产业为务，当抓他的士兵来临之际，手下人请求发放兵器、财物抵抗，他仓库里明明有很多上好的甲杖武器，却舍不得发放，只发放一些破旧兵器，更不愿散财奖励手下，结果手下顿作鸟兽散，周札当场被杀。
东晋士族贪鄙的典型可算是桓玄。史称他喜好奇异之物，特别对金玉宝物爱不释手，见别人有肥田美园，或好的书画，都极力想要夺取。或者用威胁逼迫，或者用小利引诱，甚至用“樗蒲之计”诱骗（古代的博戏，以投掷5个木制骰子看正反面多少定输赢。骰子的正面为黑色，两个绘有牛犊图案；反面为白色，两个绘有雉鸟的图案。一掷5子全黑为“卢”，为头彩；一掷两雉3黑为“雉”，为次彩；另有枭、犊、塞等等名目)。为了自己建造园林，派亲信到各地挖掘佳果美竹，篡夺皇位后更是荒淫无度，建造可坐30人的大轿，要用200个人拾，最后被刘裕起兵攻杀。
东晋皇族也早已不满足于区区一小块“禁脔”，无不骄奢淫逸，竞为浮华。最典型的就是会稽王司马道子。他少年时就以清谈著称，后以孝武帝弟弟的身份执掌朝政，迷信佛教，收受贿赂，任意挥霍，经常和亲信们为长夜之饮，不理朝政。亲信们为他建造新居，筑山穿池，列树竹木。他命令在池边建酒店，使宫女为跑堂，自己和亲信们坐船到店里饮酒作乐。
有一次孝武帝到他家里玩，委婉地批评说：家里就有山林可以游玩，是很好的事，但装饰太过分了，恐怕不是给天下人提供节俭的榜样。事后司马道子对主持建园的亲信赵牙说：“如果皇帝知道山林是人工堆建的，你必死无疑。他的亲信们也卖官鬻爵，无不暴富有上亿资财。他的儿子司马元显更是肆意妄为，家财超过皇帝。
桓玄作乱时，切断清运，建康供应紧缺，朝廷百官每日只有7升米（当时士兵每日的口粮为5升米），而他们父子及其亲信照旧花天酒地。
应该说凡是头脑清醒的统治者都会认识到奢靡之风将导致统治危机，西晋及东晋之后的一些统治者，尤其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某些开国皇帝，注意到这一历史教训，曾经力图扭转这种奢靡之风。
前赵主刘曜规定无官者不得骑马，俸禄在800石以上的官员的妻子才可以穿锦绣服装，秋收以后民间才可以饮酒。前秦主苻坚见关中地区的一些富商家累千金，车服享乐之具，拟于王侯，就下令长安百里之内，除朝廷官员以外，不准坐车出行，不准穿用金银锦绣，犯者处死刑。
特别是南朝历代皇帝几乎都发布过禁止奢靡的法令，其中不少皇帝确实能够身体力行。比如刘宋开国皇帝武帝刘裕，公主出嫁每人给20万，无金玉锦绣。大女儿出嫁时，给一件自己的破衣服，告诫不得奢侈。皇宫里保留各种农具，自己睡的寝宫，床头是土墙，挂着葛灯笼、麻蝇拂，他的孙子孝武帝刘骏看了说，这只比“田舍翁”略好。
南齐开国皇帝高帝萧道成可算是南朝时期最著名的力戒奢靡的君主。刘宋末年他执掌朝政后就发布17门条禁止“华伪”的法令，其中诸如不得以金银箱装饰杂物，不得穿锦履，不得织绣裙等等，严禁民间追求奢靡之风。当了皇帝后，下今把宫中的铜钉、潮饰都换成铁具，宫人都穿紫皮履，不准诸王兴建府第。
他经常说 “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
南梁开国皇帝武帝萧衍更是节俭，他常年吃素，每日只食一餐，不喝酒，不奏乐；身穿布衣，床上挂一顶黑色的木棉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宫廷里没有锦绣之物，宫女裙裾不拖地。
南陈开国皇帝武帝陈霸先出身贫寒，崇尚俭素，当了皇帝后仍然保持俭素，一餐不过数品，食具都用陶器，不用女乐。
北朝力戒奢靡最为著名的皇帝当推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即位后，把皇宫里的各种雕饰锦绣之物全都撤毁，原有的皇家园林有上善殿，雄伟壮观，他认为是给天下树立了奢靡的坏榜样，下令烧毁。后宫嫔妃不过十几个人而已，他自己穿布衣，睡布被，没有什么金宝之货。攻灭北齐后，下诏将北齐邺城及晋阳的大多数宫殿都予以撤废，允许平民百姓把里面的雕饰之物据为己有。
然而，这些以身作则的皇帝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对于他们的子孙起不了什么作用，往往是父祖越是节俭而子孙们越是奢靡。宋武帝的孙子孝武帝刘骏对“田舍翁”祖父的教海毫不在意，大起宫殿，终日长醉。既挥霍，就要聚敛，宋孝武帝开创了地方长官罢任还朝时必须要向皇帝供奉财物的恶例。如果地方长官带回的财物众多，必定要与之樗蒲，非全部搞到手不可。对朝臣也是如此。
宠臣颜师伯收受贿赂，家累千金，孝武帝常常和他樗蒲。有一次孝武帝一掷得雉，得意洋洋，颜师伯后掷得卢，孝武帝脸色大变，颜师伯识相，赶紧把骰子搅乱，说“差一点得卢”。这一天颜师伯就输给孝武帝100多万。
宋武帝的另一个孙子宋明帝刘彧自奉更丰厚，当时朝廷财政困难，文武百官减俸，可他凡是御用之物都要制“正御”30份、围翻”30份、“次御”30份。他的儿子（后废帝刘昱）结婚，暗示臣下送礼，一般都要上百两黄金。始兴太守孙奉伯只献上一部琴书，宋明帝大怒，派人送去毒药赐死，从此又开创了皇室喜丧等事群臣必须送礼的恶例。
垣闳在孝武帝时为交州刺史，罢任还朝，带回财物巨万，走到半路上孝武帝已死，垣闳得以拥资为富豪。到明帝朝，垣闳又出任益州刺史，还朝时带回价值几千金的财物，献给明帝一半，哪知明帝贪得无厌，派人把他押到廷尉去审问，垣闳赶紧奉献全部财物才得以脱身。
齐高帝节俭一生，他的儿子齐武帝萧颐即位后已开始挥霍，而齐武帝的孙子萧昭业（史称废帝、郁林王）更是败家子，作为皇太孙为了继承皇位，他故意装出节俭恭谨的样子，可一且当了皇帝，立刻露出荒淫面目，整日与一批无赖混在一起赌钱斗鸡，放鹰跑马，随意滥赐左右亲信钱财，动辄百数十万，见了钱就说：“过去我想你一个都没有，今天可就要用个痛快。”
齐武帝在位期间聚钱七八亿存于宫内，萧昭业在位一年，就花掉了一多半。到齐废帝（史称东昏侯）萧宝卷，荒淫奢靡已是登峰造极。在位第三年时皇宫发生火灾，3000多间宫殿房间被毁。他下令重建，从江南各地的寺庙里拆卸装饰物品。所起宫殿穷极奢华，尤其是所宠幸的潘妃的神仙、永寿、玉寿3殿，以麝香合泥涂壁，挂满锦幔珠帘，在地面上铺有凿金而成的链花铺地，让潘妃在上面行走，号为“步步生莲花”。建筑所用的黄金耗尽了南齐皇朝的积蓄，就派人到市场上去勒索。潘妃的服饰也是极尽奢华，一只號珀钏就价值170万。
梁武帝的以身作则丝毫设能感动他的子弟。个个都贪财容靡。他弟弟临川王萧宏，聚敛的财物装满了上百个库房，仅现钱就有3亿多。府第和皇宫相当，后庭的婢妾多达近千人，所宠的江无畏，服饰比齐东昏侯的潘妃还要奢华，一双宝屐价值千万。宠幸的江无畏爱吃鯖鱼头，常常一天吃300多，鱼身都被抛弃。梁武帝的侄子南平王萧伟被赐以齐朝的青溪宫为府第，又大加扩建，果木珍奇，有侔造化。所建“游客省”，冬天设有暖笼炉，夏天设有凉扇，寒暑得宜，为诸王府之最。
南陈后主陈叔宝是古代著名的荒淫皇帝，专门和十几个宠信的“狎客”鬼混，在宫中起临春、结绮、望仙3阁，供自己及所宠的张贵妃等居住。全都采用檀香木，饰以金玉珠翠，微风吹拂，香闻数里。阁内珠帘宝帐瑰奇珍丽，阁前假山水池，种植奇花异草。选择千百名宫女演唱贵妃、狎客所制《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歌曲，供陈后主取乐。
皇室奢靡之风进一步煽动百官贵族追求奢华的风气。南朝官场风气的腐败也是骇人听闻的。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是节俭的，而开国功臣刘穆之就热衷追求奢侈排场，每餐食必方丈，他对宋武帝说：“我出身贫贱，自跟随主公才得以富贵，虽然想要节俭，但每日的需要确实是多了一点，除此之外，丝毫不会对不起主公。”
另一个著名武将王镇恶，北伐至关中，极力收敛财富，败退回江南时，所携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宋武帝以其功高，置而不问。南齐武帝时宠臣刘悛，日常供费极奢靡，又极力巴结齐武帝，每次出任地方官还朝，倾资贡献。出任益州刺史，还朝时准备了黄金打制的浴盆及其他的黄金用品，打算送给武帝，但恰好武帝已死，他给即位的郁林王萧昭业的奉献就减少了一点，金浴盆也想留下自已用了。郁林王知道后，指示司法部门将他逮捕关押，打算处死，后来在萧鸾（以后的齐明帝）劝告下才改为禁锢终身。
齐明帝的重臣到撝资产丰厚，宅院园林号为建康第一，家中的姬妾以美色著称，所宠爱的陈玉珠名闻建康，齐明帝得知。向他索要，到撝扔不肯，齐明帝就使唤朝臣弹劾到撝。到撝被关入廷尉监狱才几天，须发都变白了，只得破家救命，好不容易才免一死，从此再不敢过于奢华。
南梁时的风气更是奢靡，从北魏投奔南梁的武将羊侃，生性好挥霍，去衡州上任时，特意造双体船，船上架起楼阁，满饰珠玉锦绣，排列作乐的歌姬舞女，一路笙歌乐舞，引得两岸观者如堵。在建康招待北魏的使节，举行300多人的大宴会，食器都用金玉杂宝，以3部女乐，晚上以百多名侍婢手举金花烛照明。
梁武帝时掌握机要二十多年的朱异，豪富也不减羊侃。其宅第穷尽美丽，台池玩好，终日可游。如此豪富的财物都是从民间巧取豪夺而来。南梁时各级官员都必须向其上级进奉财礼，礼多者可以考评为“称职”，礼少者必定考评为“弱惰”。官员也必然要向其治下的百姓勒索，南梁时的官员鱼弘曾公开宣布，他到地方上做官要有4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
北朝初期的官场风气主要为贪鄙，豪侈的现象还不多。当时文武百官都不发放俸禄，清廉的官员连饭也吃不饱，所以贪鄙之风盛行。公孙轨为上党太守，收受贿赂，到任的时候是“单马持鞭”，卸任的时候是“从车百辆，载物南归“有的官员在东门接受贿略财物，转手就在西门出卖。北魏室及鲜卑贵族主要依靠战争掠夺、勒索臣服北境各民族的进贡，积聚财富也极为可观，但还不怎么注重夸耀。
公元477年柔然遣使上贡，使者请求观赏“天朝珍宝”，朝廷为此下令将皇宫里的珍宝、文绣、器物、御马、奇禽、异兽等等排列于市场，让使者参观。使者看了，叹服道：“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冯太后临朝时大起兴建之风，宫廷用度大增。她宠信王睿，秘密赏赐的财物以亿万计，王睿家的府第、田园、奴婢都号为京城之首，赏赐一些亲信太监的财物也动辄百万。
两晋夸富奢靡风气又在北方重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此风更盛，甚至要超过南朝。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洛阳城的寿丘里，为皇室成员住所集中的地方，民间称之为王子坊。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居住上要争奇夸耀，出行也要夸耀财富，富贵之家都着意装扮几个身材好的奴婢，服饰华美，出行时让他们随行左右，做“车后容仪”，炫耀道路。
北魏时权豪斗富规模远远超过了西晋。如河间王元琛和高阳王元雍事事争锋。高阳王元雍曾为丞相，贵极人臣，家中僮仆6000，姬女500，出则骑兵开道，文武成行，乐声震天；人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他的园林比皇宫的园林还要漂亮，芳草如积，珍木连荫。他每餐以几万钱为限，山珍海味，方丈于前。
元琛起造文柏堂，与皇宫的徽音殿相仿，家中置有玉井、金罐，连打水的井绳都是用金五色绩制成。姬女300，尽皆国色。元琛曾任秦州刺史，遣使去西域买马，最远到达波斯，买得一匹千里马，命名为“追风赤骐”，又有日行700里的名马十多匹，一起养在家中，以白银制马槽，黄金制马具。时常对人说：“晋朝的石崇不过是平民出身，还能够雉头狐腋、画卵雕薪，何况我身为大魏天王，怎么能够不为华侈？”大会宾客时，陈列金瓶、银瓮之类的宝器几百件，器有水晶练、玛骚杯、琉璃碗、赤玉卮等等几十件，做工奇越都从西域而来。
他带着宾客参观自己的库房、马厩，财物不阿胜数。北魏的其他王侯也着意摆阔，但都比不过这两位。章王元融有一次到河间王元琛家做客，元琛领着他参观完毕，对他说：“不根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元融见元琛如此豪富，又妒又羡，回到家里病了3天，卧床不起。
江阳王元继来看他，说：“你的财富应该可以和他抗衡，何必羡叹如此？”元融回答：“我本来以为只有高阳王的宝物比我多，想不到还有河间王在我之前。”北魏斗富摆阔与西晋相似，而贪鄙吝啬的风气也与西晋相当。北魏满朝文武不以贪得无厌为耻。胡太后临朝，打开皇宫的仓库，让文武百官任意自取，人力所能背负的绢帛就算是赏赐。文武百官个个争先，背、抱、挟、拖，各施绝技。
章武王元融和陈留侯李崇竟然因为背得太多而摔伤了脚踝。胡太后见了，反而下令他们两人只准空手出宫，引得在场的人哄堂大笑。只有待中崔光仅取了两匹绢帛，胡太后问道：“待中怎么拿得这么少？”崔光回答：“臣只有两手，得两匹已是足够了。”于是朝贵们都赞叹崔光清廉。
贪的另一面就是吝。北魏官僚崔和聚敛财富几千万，把几百斜的铜钱理在地窖里，平时生活破衣粗食，吝啬到连母亲想吃堇菜，崔和都不肯买。不曾想他的儿子把他的钱偷了儿百万逃走了。当时的尚书令陈留侯李紫，和两王一样高候天下，家中奴仆上千，但吝啬异常，恶衣粗食，常常吃素，最多吃点韭菜。
自己说“高阳王一餐抵我千日食”。他的门客对人说：“李令公一食十八钟”，听众都当作新闻，门客又说：“是二九（韭）》一十八。”听众无不大笑。《颜氏家训》中提到当时邺城有一个领军，家僮800，发誓要凑足1000，每天每人的伙食费用限制在15钱以下，有时临时来客就毫无办法。后来犯罪被抄家，从家里抄出来一屋子的麻鞋，几库的破衣服。这是他为
奴婢淮备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疯狂的奢靡风气，反映了当时较为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一时期，超经济剥削形式、以武力或其他胁迫手段进行强制性掠夺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剥削方式之一。钱财的多少往往直接反映着拥有者的政治权力、社会势力、军事实力的消长，夸耀财富常常也就是夸耀权势，“夸富”往往就是“示贵”，所以才造成这种病态的、疯狂的斗富摆阔。
而且，既然钱财得来的途径是“无本经营”，那么挥霍起来也常常是毫不心疼。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的内部冲突极其激烈，经常发生权力、财产的易手沉浮，险恶的政治环境造成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醉生梦死、及时享乐，奢靡之风也就随之而盛。
战国、秦朝厉行贵贱等级由法律严格控制的法家政治，享乐消费都受法律的严格限制；两汉时儒家尊尊贵贵的等级观念、士大夫应自我约束的思想对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还有着号召力。而到了东汉末年的大动荡时期，法家政治早已过时，儒家的思想也普遍受到怀疑，“名教即自然”的玄学兴起，大大“解放”了土族阶层的思想。奢靡纵欲既不受现实法律的严格限制，又不用受到自己良心的约束责备，当然就可以随心所欲而自认为“不逾矩”。
同时，随着这一时期对外贸易路线的开通，远方的珍奇宝物源源不断而来，客观上也提供了挥霍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对外贸易只能是奢侈品贸易，输入的奢侈品大大刺激了统治阶级追求享乐的疯狂欲望。在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这一时期的奢靡风气具有异乎寻常的疯狂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