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政策
北宋时期，朝贡贸易带来了丰厚的回赐，却也增加了宋廷的财政负担——北宋仁宗“天圣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司言，左班殿直赵世长，先差广州押香药纲上京，三运了当，各有出剩，合依敕酬奖，诏减一年磨勘。”减一年磨勘等于提前晋升，缩短一年的考查时间。
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十月十三日，诏自今广南市舶司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以二万斤正，六百斤耗为一纲，如无损违限，依押乳香三十斤例推赏，其差募官管押等，依见行条法。”
神宗熙宁六年（1073），大食“来贡乳香等，诏香依广州价回赐钱二千九百贯，别赐银二千两。”对于积极招揽外商的官员，宋廷赐宴予以慰劳，“（马亮）以右谏议大夫知广州，海舶久不至，使招徕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
政府的一系列招徕商人的措施，无论是经济上的补偿，还是政治上的奖励，都极大地鼓励了外商向中国贩运香药。官方主持下的航海仪式——祁风祭海以及举办的市舶宴，表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优待。
对蕃商的一些列宽容管理政策、对蕃坊的管理措施能吸引蕃商定居中国，以便积极展开长期的中外贸易，也便于对蕃商的管理。
总之，宋代香料贸易能在古代封建王朝普遍重农抑商的背景下蓬勃发展，政府宽松而又积极的贸易政策功不可没。专设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这是香料贸易能正常开展的制度保障。
官方主持下的航海仪式——祁风祭海以及举办的市舶宴，表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优待。对蕃商的一些列宽容管理政策、对蕃坊的管理措施能吸引蕃商定居中国，以便积极展开长期的中外贸易，也便于对蕃商的管理。
朝贡贸易亦称“随贡贸易”、“贡舶贸易”，主要是指宋以后政府准许外国使节在进贡的前提下，随所乘船舶、车马携带商货来进行的贸易，属于官方贸易形式。宋朝接受外国朝贡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同时也获得若干自身所需的物品。
境外诸国入宋朝贡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朝贡贸易中双方各取所需，不能仅从经济利益上衡量。在华夷观念下，无论是有贡有封，还是无贡无封，宋朝一律将周边的海外国家视为藩属国，以朝贡之礼待之。
海外蕃商以所在国名义，冒充或依附他国使节向宋朝政府进贡本国特产或奇珍异宝，部分香料便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输入中国，为了便于描述，本文对国外使者进贡香料的行为称之为“香料朝贡贸易”。
一般来说，外国贡物以原材料产品为主，其中香药犀角等奢侈品占较大比例，同时也有一些实用的矿物和军事用品，这些都是中国比较稀缺的。宋廷回赐以精美的手工产品和金、银、铜币，往往为外国所青睐，其价值也远超贡品原有价值。
在这种朝贡制度下，外来贡使不仅获得优厚的回赐物品，还能享受高规格的使节接待之礼，普通商贾则不易入境，还要缴纳各类商税，所以海外商人往往伪装或依附朝贡使团来华贸易。
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占城遣使入贡：“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诃散”是Hassan的异译，“蒲”姓又为阿拉伯人常用姓氏，因此可以判断蒲诃散是侨居占城的阿拉伯人，并凭借占城使节这一身份来华贸易。
《宋会要》记载：“天禧元年(1017)六月三司言，大食国蕃客麻思利等回，收买到诸杂物色，乞免缘路商税。今看详麻思利等将博买到真珠等，合经明州市舶司抽解外，赴阙进卖。今却作进奉名目，直来上京。其缘路商税不令放免。诏特蠲其半。”
麻思利等人因是为免去沿途商税而伪装成商人的进贡使者，被宋朝官员看穿其身份，但宋廷依然减免了他们一半的沿途商税。从三司口中的“作进奉名目”也可猜测出，商人冒充使节已经成为当时常态了，所以才难逃有司法眼。
随着南宋时期香料朝贡贸易规模的减少，政府对这类事件加强管控，香料民间海外贸易发展得更加迅速，大食商人冒充“使节”的现象大大减少。宋代的朝贡贸易制度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来华使节人数更多、次数更为频繁，进贡的香料数量也更多。史籍明确记载当时来贡香料的国家一共有19个。
一类是海外各国，如大食（阿拉伯半岛的统称，除大食国，还包括其属国，如层檀国、勿巡、俞卢和地、陁婆离）、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交趾（今越南北部）、蒲端（今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平原）、注辇（今印度科罗曼德耳海岸）、渤泥（今文莱）、阇婆（今印尼爪哇岛）、真里富（今柬埔寨北部吴哥）。
天竺（今印度次大陆）、占城（今越南中圻）、丹眉流（又称登眉流、单马令，今马来半岛洛坤附近）、三麻兰（今印度缅甸间孟加拉湾上小岛）、婆罗（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等。
另一类是西域诸国，有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吐蕃（今西藏）、归义军（今武威以西及新疆东北部地区）、瓜沙二州（今甘肃至新疆一带，属独立进贡）、龟兹（又称高昌回鹘，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甘州回鹘（今甘肃）等。
其中，进贡香料最多的国家有大食、三佛齐、阇婆、占城、交趾、于阗、回鹘，“岭南平后，交趾岁入贡，阇婆、三佛齐、渤泥、占城诸国亦岁至朝贡，由是犀象、香药、珍异充溢府库。”章深在《宋朝与海外国家的贡赐贸易》中认为，宋代朝贡贸易的的规模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北宋立国初年（960）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六月属于第一阶段，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至北宋末（1127）属于第二阶段，南宋初（1127）至南宋末（1179）属于第三阶段。总体上，宋代香料朝贡贸易的的规模也大致是这种特征，呈现着从积极到收缩，再到衰落的过程。
前期积极开展
北宋初年，宋朝对香料朝贡贸易采取积极的态度，外国贡使可自由进入中国，朝贡使节所携货物均视为贡品。这是因为，在王朝初期，为了彰显国威，统治者往往积极地招揽向海外诸国来华朝贡，宋朝也不例外。但与历代王朝有所区别的是，宋代是个“积弱”的朝代。
宋太宗、真宗两朝对外战争连连失利，甚至要向周边新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称臣纳贡，这无疑大异于以往象征君臣主从关系的朝贡体制
对于遭受屈辱的宋朝而言，朝贡贸易更有“柔远人以饰太平”的政治意味，试图借频繁朝贡，装点升平。在政府的积极招徕下，北宋初年朝贡贸易络绎不绝，短短56年内海外诸国朝贡共达156次，占史载两宋朝贡次数的40.05%。
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说道“二圣己来，四裔朝贡无虚岁，何但此也。”大量的香料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输送到中国。从朝贡贸易国的地域分布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地处东南亚、中亚的占城、交趾、三佛齐、大食等海外国家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较为频繁。
其中，占城进贡次数多达16次，其频繁进贡主要是出于自身的安全和政治目的，希望宋朝能够帮助抵御交趾的侵扰。此外，大食进贡两次，交趾两次，三佛齐两次，加上其它南海诸国，一共达35次。而西域诸国总共加起来才五次，足以可见这一阶段的香料朝贡贸易中海外诸国是主角。
在所有进贡香料的国家中，除了占城一家独大，进贡香料次数多达16次，其他国家的进贡都显得比较平均。
中期贸易收缩
到了北宋中期，除了获得丰厚的回赐外，迎送和接待朝贡使节的费用也增加了宋廷财政负担。最初，贡物尤其是香料常用来购买西北驻军的粮草。“澶渊之盟”以后，北部战事减少，香料用于军事的经济价值随着下降，贡赐贸易的非经济性质凸显。
此后，宋廷开始控制朝贡贸易的规模，对朝贡的人员、物品、国家加以限制。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大臣陈世卿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栋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重物，望令悉纳州，估价闻奏，非贡奉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使、判官。
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阇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勃泥、古逻摩伽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予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
总的来说，这一规定表明宋朝已经开始对朝贡贸易的规模加以控制，限制使者人数、禁止蕃商假冒贡使、控制贡物数量。此后，广州等市舶司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限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