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的时期，中华文明经历着严重的危机。十国之一的南唐却在这时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推向又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自此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再只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国家财政的支柱，而且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地，人文荟萃，精英辈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与日俱增。作为南唐国的创建者李昪，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个为当时平民百姓所肯定的“好皇帝”。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李昪及其建立的南唐在挽救、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做出了自己时代的突出贡献。
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01期
南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南唐是继六朝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自此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再不只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国家财政的支柱，而且也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地，精英辈出，人文荟萃，直至近代，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与日俱增。作为南唐国的创建者李昪（李昪，是他称帝第二年（938年）复姓后的姓名。此前他作为徐温的养子姓徐名知诰；他在称帝之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曾改名为诰），对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中国的史学到了宋代，获得空前的发展，官私著述丰富。南唐是宋人的近代史，著述尤为丰富，经过历史的淘汰，流传下来的有关南唐的史乘稗说，加上后人编纂的，还有数十种。泛览官方或半官方著述的评说，李昪真够差劲，不像个创业立国的君主，同古代的可不作比较；就与同时代的在出身、经历、发迹方面都差不多的柴荣、赵匡胤也相差甚远。例如，柴荣以养子身份继位，当上大周皇帝之后，便日夜思念“致治”与“混一”天下，显德二年（955 年）命近臣皆上《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与《开边策》各一篇，集思广益，以制定统一天下之方略（《资治通鉴》卷二九二）。赵匡胤“欺人寡妇孤儿”，黄袍加身，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还是“睡不能着”，因为“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这位大宋开国皇帝于是和胞弟赵光义——未来的太宗皇帝深夜冒雪造访宰相赵普，讨论“削平诸国”之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这就是著名的历史故事“雪夜访普”。而李昪不管是“专吴政”时，还是自己做上皇帝之后，不要说行动，就是这类计划也从未有过。当臣下提出开边建议时，他说：“朕誓以后世子孙付之于天，不愿以力营也。大司徒（宋齐丘）其勿复以为言。”或托言自己“锥未得处囊中”，要等待“天启”。欧阳修说他“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新五代史》卷六二）
李昪就是同他的前辈杨行密相比，显然也差一截，既缺乏他那种开拓创业的精神，也少有他那种草莽英雄的气概。以“春秋笔法”自任的欧阳修，却对杨行密大为叹赏，而对徐温、李昪加以贬斥：“呜呼，盗亦有道，信哉！行密之书称行密为人，宠爱仁信，能得士心。……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而徐氏父子，区区诈力，裴回三主，不敢轻取，何也？岂其恩威亦有在人者欤？”（《新五代史》卷六一）与其义父徐温相比，李昪也不及。《资治通鉴》卷二七一载有一个典型事例，公元921年，李昪已知吴政，而徐温驻镇金陵， 遥秉大政。徐温听说寿州团练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征之”。李昪认为不妥，说：“寿州边隅大镇，征之恐为变，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徐温听了很生气，说：“一崔太初不能制，如他人何？”结果崔太初就征，并未发生事变。胡三省就此发表评论：“史言徐温权略过知诰。”
然而，野史则持相反的看法，《钓矶立谈》作者说：“叟（作者自称）尝笑诸葛孔明，号称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单，穷兵不休，两川之人坐是不聊生。忠则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毛瘠薄，土泉不深，其人轻狡剽悍，不能耐久，非中国之敌也。自有宇宙以来，未有偏据而动可以成大功者。稽考永陵（李昪陵名）之心，夫岂不欲以并包席卷为事耶，顾其所处事有未便故也。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间，父不哭子，兄不丧弟，四封之内安恬舒嬉；虽流离侨寓之人亦获安堵，弗夭弗横，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李昪庙号）为有大造于斯土也，明矣！”这是比较客观的议论，站在平民的立场上，痛恨唐末以来的混战，造成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希望社会安定，生活和平。
如果仔细分析史料，并从五代十国的总体背景上观察南唐，那就会发现李昪所能凭借的外在条件和他本身拥有的政治资本，既不能同柴荣、赵匡胤相比，也不能与杨行密、徐温相比。但是他有自知之明，因势利导，做了时代要求他做的一切。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机智、坚韧和勤勉，在五代十国那种大动荡时代，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给予推动，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好皇帝”。
二
一个人的成长、抱负及其所完成的业绩，都要受到他本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李昪出身于一个平常人家，一开始并不就想做皇帝，后来“受吴禅”，乃时势所使然。
李昪生于唐文德元年十二月二日（889年1月7 日）（注：某些近人著编的史书或辞典，提到李昪生卒年代，用公元纪年时作888－943年。这是不准确的，应为889－943年。），正是黄巢大起义之后，唐朝中央政权更加衰弱，地方军阀各占一方，混战不已，造成中原大地“白骨蔽地，荆棘弥望”。李昪的父母就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混战中双亡，他从家乡徐州流落到泗州（今江苏盱眙）、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乾宁二年（895年）杨行密攻占濠州，军士俘虏生口，获年仅7岁的孤儿李昪，杨行密喜爱，便养以为子。但长子杨渥不能相容，杨行密不得已，把李昪送给手下大将徐温为养子，取名徐知诰。《资治通鉴》卷二六○记载：“知诰事温，勤孝过于诸子。尝得罪于温，温笞而逐之；及归，知诰迎拜于门。温问：‘何故犹在此？’知诰对曰：‘人子舍父母将何之！父怒而归母，人情之常也。’温以是益爱之。”李昪深知自己的身份，极为勤谨。《江南野史》卷一载：“温之嫡子皆好骋田猎，先主（李昪）唯习书计，暇则肄射，所志必精。”因此逐渐得到徐温重视，“逮十余岁，温知其必能干事，遂试之以家务，令主领之。”徐温性格暴躁、家务繁琐、人际关系复杂磨炼了李昪，使他性格柔顺、坚韧、精明，善理繁杂，做事谨慎、细密，使“家人之属且无间言”，从而巩固了他在徐温家中的地位，为以后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李昪崭露头角，是在徐温执吴政后镇压大将李遇的战事中，以功受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这年是公元912年，李昪24岁。马令说：“时江淮初定，州县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知诰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远近向风，郡政大治。”（《南唐书》卷一）徐温镇润州（今江苏镇江），“闻知诰理昇州有善政，往视之，见其府库充实，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迁知诰润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把这一事件定在后梁均王贞明三年（917年）， “知诰求宣州（今安徽宣州），温不许，知诰不乐。”可见这时李昪的理想和追求只是做一个好的地方官，润州的地理位置虽比宣州更为重要，但正因如此，其政治风险也大，且与吴越相邻，时有争战，不及宣州清静安全。“保境安民”这是当时做一个好的地方官的首要任务，然而，他在昇州招延的士人中不少人却不这样想。他们是想在这四海翻腾的时际保一位真主，打下江山，自己也成为张良、陈平之流。洪州（今江西南昌）宋齐丘密言于李昪：“三郎骄纵，败在旦夕。润州去广陵（扬州）一水耳，此天授也。”所谓三郎，即徐温的嫡长子徐知训。徐温握重兵镇金陵，把他留在扬州知吴政。
果如宋齐丘所料，事过一年，即公元918年， 徐知训被大将朱谨所杀，朱谨也自杀，扬州城内一片混乱。李昪在润州得知，用宋齐丘策，即日引兵渡江，抚定军府。这时徐温考虑到自己亲生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便承认了既成事实，以李昪驻扬州知吴政。李昪“悉反知训所为，事吴王尽恭，接士大夫以谦，御众以宽，约身以俭。以吴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916年）以前逋税，余俟丰年乃输之。求贤才， 纳规谏，除奸猾，杜请托。于是士民翕然归心，虽宿将悍夫无不悦服。”（《资治通鉴》卷二七○）李昪对自己的政治分量有多重是很清楚的：既不是杨行密起事的“三十六英雄”，也不曾为吴国的开疆拓土立下过汗马功劳，只是依靠义父徐温的权势，也是机遇好，才做上“左仆射参政事”。所以他从不直接触动那些“宿将悍夫”们，而且还要拉拢他们支持自己。吴顺义七年（927年），马军都指挥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弹之，再用不服”。这时官居侍中的李昪就“阳于便殿误通起居，退而自劾”。不明其用意的吴王“优诏不问”，但李昪“固请夺一月俸，由是中外肃然”（《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南唐近事》也记载了一个典型的事例：“烈祖（李昪）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纵禽聚饮近野，或骚扰民庶。上（李昪）欲纠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可）求。求曰：‘无须绳之，易绝耳。请教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鹯，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
然而，李昪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极强的人，他可以全不顾黎民百姓死活，放纵“宿将悍夫”，以确保自己的权位。吴武义二年（920 年），“庐江（今安徽庐江）民讼县令受赇”，李昪明知是庐州（今安徽合肥）德胜节度使张崇所使，但“舍大而诘小”，派侍御史知杂事杨廷式前往查办，“欲以威崇”；但事涉徐温作罢。可是徐温死（927 年）后，李昪大权在握，仍放纵这个以征“渠伊钱”和“援髭钱”臭名昭著的节度使（注：史乘稗说对于张崇的贪暴不法记载颇多，清人吴任臣在《十国春秋》卷九中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张崇）居官好为不法，士庶苦之。尝入觐广陵，庐人意其改任，皆相庆曰：‘渠伊不复来矣！’崇归闻之，计日征‘渠伊钱’。明年，再如觐，人多钳口不敢言，惟捋髭相庆。归，又征‘捋髭钱’，其贪纵多类此。”），任其“贪暴不法”；并于吴大和三年（931年）晋爵为清河王， 使其“为庐州患者二十余年”（《资治通鉴》卷二七一，二七七）。
李昪很清楚，对自己权位最大的潜在威胁还是来自徐温。因此，他知吴政后对徐温的孝谨有加无减，以保住义子的身份。这身份对李昪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五代时期义子与亲子享有同等权利，甚至可以继承帝位，如李嗣源、柴荣（注：详见魏良弢：《义儿·儿皇帝》，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五国故事》卷上记载：徐温入觐， 住于李昪家中。李昪“侍奉弥谨。（徐温）初更睡觉，见有侍于床前者，问之。曰：‘知诰。’温因遣其休息，知诰不退。及再寤又见之，乃曰：‘汝自有政事，不当如此，以废公家之务。’知诰乃退。及温中夕而兴，又见一女子侍立，问之。曰：‘知诰新妇。’亦劳而遣之。他日，温谓诸子曰：‘事在二哥矣，汝辈当善事之。’”李昪虽想把吴国治理得好一些，但其行事，一旦徐温不赞成，则立即改办。李昪想进用亲吏宋齐丘，但徐温“恶其为人”，以为殿直、军判官。结果，齐丘“浮沉下僚十余年”（马令《南唐书》卷二○，陆游《南唐书》卷四）。严可求屡次劝徐温以亲子徐知询代李昪知吴政。李昪得知，出可求为楚州（今江苏淮安）刺史。但徐温不同意，留可求“参总庶政”。李昪“知可求不可去，乃以女妻其子绩”（《资治通鉴》卷二七○）。吴顺义三年（923年），有人告寿州团练使钟泰章“侵市官马”， 李昪“欲以法绳诸将，请收泰章治罪。徐温曰：‘吾非泰章，已死于张颢之手（注：杨行密死后，其左、右衙指挥使张颢、徐温争权。徐温处境危险，求钟泰章夜刺杀张颢于牙堂，徐温转危为安，始专吴政。详见陆游《南唐书》卷一六，《资治通鉴》卷二六六。），今日富贵，安可负之！’命知诰为子娶其女以解之。”（《资治通鉴》卷二七二）李昪当然遵命照办，这位钟氏女就是以后的南唐元宗光穆皇后，后主李煜的生母。李昪不仅对徐温孝谨顺从，而且对其亲信如不能除去，则厚结之。吴镇海节度使判官、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是徐温的亲信。彦谦“有病，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继嗣事，遗之医药金帛，相属于道。”但陈彦谦临终，仍“密留书遗徐温，请以所生子为嗣”。严可求及行军副使徐玠也继续劝徐温以徐知询代李昪，“并言之不已”。吴顺义七年（927年），“温欲帅诸藩镇入朝，劝吴王称帝，将行，有疾；乃遣知询奉表劝进，因留代知诰执政。”徐知询到达扬州，李昪顺从，“草表欲求洪州节度使，俟旦上之。是夕，温凶问至，乃止。知询亟归金陵。”（《资治通鉴》卷二七六）徐温的突然死去，徐知询的匆匆归去，才使李昪未去相位；否则他的未来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对李昪来说，真是“天授也”！
从此李昪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把他抚养成人又把他推上今天权位的徐氏家族，特别是徐知询已成为他的头号政敌。他一方面继续实行“保境息民”的内外政策，团结中央和地方官员，加强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则利用徐温亲子间的不和，扩大其矛盾，争取知询之外的诸子转向自己或保持中立。李昪在其政治地位比较稳固之后，于吴乾贞三年（929年），用计骗握重兵、居上流的徐知询入朝，剥夺了他的军权，“自是始专吴政”（《资治通鉴》卷二七六）；继之又想鸩杀知询，虽未成，但其幕府皆去；徐知询本来暗懦，“遂绝愿望”，完全离开了政治舞台。而徐温的其他亲子也都承认了李昪对徐温权位的承嗣权（马令《南唐书》卷八）。这样李昪在对徐温亲子的斗争中取得完全胜利，再无内顾之忧。
李昪军政大权在握，政治地位稳固，在那种“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语，道出了五代军事强人的普遍心态，见《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新五代史》卷五一所载略异：“天子宁有种邪？兵强马壮者为之尔！”）的时代，他再不以做“曹操”为满足，而要做“杨坚”。“昪照鉴见白须，顾其吏周宗叹曰：‘功业已就，而吾老矣，奈何？’宗知其意，驰诣广陵见宋齐丘，谋禅代。齐丘以为未可，请斩宗以谢吴人；昪黜宗为池州刺史。”（《新五代史》卷六二）周宗和宋齐丘都是李昪的心腹，都想李昪早日当皇帝，自己也随之飞黄腾达。宋齐丘固然嫉妒周宗抢先提出“禅代”，争了头功，但时机也确实尚未成熟。当时杨氏宗族中有抱负、有才干的杨濛还在，还有忠于“我家郎君”周本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将，也有全不理会李昪的讽喻而决意挫败其异志的徐融这样一类文士。李昪是一位处事谨慎、善于考虑反面意见的政治家，于是冷静下来，开始“禅代”前的“政治大扫除”。
《资治通鉴》卷二七九载：后唐清泰元年（934年）六月甲戌， “吴徐知诰将受禅，忌昭武节度使兼中书令临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历阳公，幽于和州，命控鹤军使王宏将兵二百卫之。”杨濛逃出，被杀于采石。通过周本的儿子周祚（《资治通鉴》作周弘祚）软化了周本，使其也参与了以镇南节度使、太尉兼中书令李德诚为首的劝进班子。周本“由是愧恨数月而卒”（马令《南唐书》卷九）。对“禅代”持消极对态度的宋齐丘，从吴都扬州调还金陵，免得他在那里起阻碍作用，“以为诸道都统判官，加司空”，实际“于事皆无所关预”。宋齐丘是明白人，便“屡请退居，知诰以南园给之”（《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对付文士徐融的办法就简单了：“夜收投江”（《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注引《五代史补》），免得他再“乱说”，也给当时处境比较松宽自由的士人们造成一种心理恐怖，还是收敛些为好。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李昪也有利。北方的后唐长期内乱，公元936年石敬瑭勾结契丹，夺取政权，建立后晋，正忙于安定国内， 无暇外顾；同年，地居上游的南平王高季昌遣使奉书，劝李昪即帝位；“已而，闽、越诸国皆遣使劝进，昪谓人望已归。”（《新五代史》卷六二）于是次年，吴天祚三年（937年）十月，李昪“受吴禅”， 国号齐，改元昇元，变成了皇帝。这是一次很平稳的改朝换代，范文澜先生对其评论是：“徐温、徐知诰谨慎缓进，远比北方武夫有识见。换姓本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但往往因此伤害民众，唐代替吴，国内免于战乱，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现象。”（注：详见《中国通史简编》，第3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5页。）
李昪称帝后，为了巩固政权，于昇元二年（938 年）复姓李氏，以应“东海鲤鱼飞上天”的谶语；又自言为唐宪宗子建王恪之四世孙。既姓李，又是唐室后裔，自然也要“恢复”国号为唐（注：此据《新五代史》卷六二。关于李昪的出生地、家世、其复姓李氏和改唐号，以及他自称唐室谁人之后裔，宋代官私著述各异。诸葛计先生在《南唐先主李昪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中为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下了很大功夫，但也未作结论。）。他也就成了唐朝中兴之主，在昇元六年（942年）十月的诏书中甚至以东汉世祖刘秀自比（马令《南唐书》卷一）。这种做法，臣下也乐意接受，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出身高贵的官僚，也使其“士族”心理得到一种满足，所以李昪死后被尊为“大唐烈祖”。原初并没有想过要做皇帝的李昪，可一旦坐上了皇帝宝座，而且是来之如此不易，便想永远地坐下去，于是吃起长生之药，结果在昇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943年3月30日）背发疽而死，在位还不到七年。
三
一个人的品性作风，必然会影响他个人的行为和业绩。作为一个政治家，其个人品性作风就会影响除他个人以外更多人的行为和业绩，以至影响人类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趋势，在集权制度下其影响尤为明显。
宋代的史家通过自己的著作，以其“史识”对李昪的品性作风作了不同的概括和评价。欧阳修认为李昪“宽仁为政”、“自励为勤俭”，都是延誉，“收人心”，乃“区区诈力”（《新五代史》卷六二、六一）。但是其后的马令，虽也使用欧阳修用过的材料，但却有不同的评价，而认为李昪“深沉宽裕，本于天性。”（《南唐书》卷一）更晚的陆游则更加肯定，称赞李昪“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也！”（《南唐书》卷一）
个人的品性作风，固然有其先天的生理基因，但主要还是后天的社会实践所塑造。根据本文前面对李昪个人经历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长期的社会实践造就他这样的品性作风：柔顺、坚韧、精明、勤谨、富有同情心和善解人意，以及同一切历经艰辛而成功的政治家一样，残酷的斗争把他炼成残忍和说假话。这种品性作风帮助他由一个孤儿一步步登上皇帝的宝座；这种品性作风也帮助他完成了同时代人难以完成的业绩。李昪一生艰苦朴素，不为声色所迷惑，作为一个帝王这已不是个人的私事，而直接影响到其爱惜民力、政治清明。
李昪作为五代十国时期一方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不是从公元937年“受吴禅”，当上皇帝才开始的，而是早在929 年他收回徐知询的军权，“专吴政”时就已开始。此前，从918年他已开始“知吴政”，虽说徐温仍“总吴朝大纲”，特别是军权和人事权完全控制在徐温手中，但“自余庶政，皆决于知诰”（《资治通鉴》卷二七○）。他从知吴政开始，到943年去世，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做了许多于国、于民、 于整个社会发展有利的事，现概述如下：
（一）轻徭薄赋，发展生产
《资治通鉴》卷二七○记载，918年，李昪知吴政后， 首先免除百姓916年以前的全部欠税，对917年的欠税暂时也不征，待丰收之年百姓宽裕之后再征。接着又改革了税制，“先是，吴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齐丘说知诰，以为‘钱非谷桑所得，今使民输钱，是教民弃本逐末也。请蠲丁口钱；自余税悉输谷帛，绸绢匹直千钱者当税三千。’”当时有人反对，说：“如此，县官岁失钱亿万计。”齐丘说：“安有民富而国贫者邪？”李昪接受了宋齐丘的建议，并贯彻执行，“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李昪称帝后又进一步改革税制，使百姓负担合理。《江南野史》卷一记载：“自登位之后，遣官大定检校，民田高下肥硗，皆获允当。”《南唐近事》记载：“金陵建园之初，军储未实，关市之利敛率尤繁，农商苦之而莫达于上。时属近甸亢旱日久，祈祷无应。上他日举觞苑中，宣示宰臣曰：‘近京三十五里，皆报雨足，独京城不雨，何耶？得非狱市之间冤枉未伸乎？’诸臣未及对，申渐高历阶而进曰：‘雨惧抽税，不敢入京。’上因是悟之，翌日下诏停一切额外税。信宿之间，膏泽告足。”这虽有些传奇色彩，但也反映出了南唐先主关心民生，意欲减轻赋税。
在封建社会，农民最沉重的负担莫过于徭役，除应征外出驻防打仗外，还要修城筑宫，承担各色差使。李昪称帝后，再未扩建金陵，该城为徐温于公元920年建成（《资治通鉴》卷二七一）；宫殿也是当年的府衙，“唯加鸱尾，设阑槛而已，终不改作”。他于昇元四年（940年）二月特下诏，“罢营造力役，勿妨农时”。地方贡献皇帝观赏的珍禽奇兽和品尝的时鲜水果，极为扰民耗财，各级官吏并借以敲诈勒索百姓。李昪深知其弊，下令“放诸州所献珍禽奇兽于钟山”，又诏“罢宣州岁贡木瓜杂果”（陆游《南唐书》卷一）。
李昪在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的措施。除上面提到的他在知吴政时的一些措施外，于昇元三年（939年）正月下诏，忧恤境外来附之民，皆“授之土田， 仍给复三岁”。四月又发布诏书：“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陆游《南唐书》卷一）吴与南唐政府均有“条制”，规定地方长官要“修葺陂塘”，进行水利建设。例如，废弃近百年的丹阳练湖，经地方官组织百姓修浚，又发挥抗旱蓄洪作用（注：详见诸葛计《南唐先主李昪年谱》第111－112页关于这一问题的考释。）。
李昪采取的以上政策和措施，大大促进了南唐经济的发展。公元943年李昪去世时，史载德昌宫——南唐外府的积聚达到“兵器、 缗、帛七百余万”（注：见《钓矶立谈》；陆游《南唐书》卷一略异，为“戎器、金、帛七百万”。11此年代系据《资治通鉴》、《吴越备史》；而《新五代史》、马令《南唐书》作昇元六年（942年）。），为南唐国家社会的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戢兵睦邻，稳定国家
前面已讲过，李昪战功甚少，更不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所以他知吴政后，对那些战功赫赫的功臣宿将总是硬不起来。公元919 年徐温率领诸将与吴越军队战于无锡，结果吴越军大败。“知诰请率步卒二千，易吴越旗帜铠仗，蹑败卒而东，袭取苏州。”看来他是想借此机会建立战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但是徐温不同意，说：“尔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诸将也认为应该进兵，一举灭吴越。徐温叹曰：“天下大乱久矣，民困已甚，钱公亦未易可轻；若连兵不解，方为诸君之忧。今战胜以惧之，戢兵以怀之，使两地之民各安其业，君臣高枕，岂不乐哉！多杀何为！”遂撤军返回本境。李昪虽未能一显身手，建功立勋，赢得声望，但却真正领悟了徐温立国安民的基本战略思想，而且终生贯彻执行。史称“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资治通鉴》卷二七○）
李昪即帝位后，“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唐主曰：‘吾少长军旅，见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使彼民安，则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李昪一直尽力与后晋保持着正常关系，礼尚往来。公元940年南唐边将不遵守命令， 进入后晋安州（今湖北安陆）抢掠，被击败，损失将士二千余人。李昪闻之，“辍食咨嗟者旬日”。为惩一儆百，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引起大规模战争，他拒绝后晋遣返的战俘，让后晋依法处置，并致书石敬瑭澄清事件发生之原因：“边校贪功，乘便据垒。”李昪清楚地意识到中原王朝是自己国家的潜在危险。他临终“呼元宗（李璟）登御榻啮其指至血出，戒之曰：‘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钓矶立谈》）所以他在世时极力与辽朝结好，使节往来频繁，目的在于通过辽朝遏制中原王朝对自己国家的不利举动。他甚至采取宋齐丘的建议，暗杀辽使，破坏辽晋的密切关系。
公元941年（注：此年代系据《资治通鉴》、《吴越备史》；而《新五代史》、马令《南唐书》作昇元六年（942年）。），“吴越灾，宫室、府库、甲兵殆尽。群臣复请乘其弊。帝曰：‘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畜财养锐以俟时焉。’使使唁越于武林（杭州之别称），厚币以周其阙。”（马令《南唐书》卷一）这一年吴越又遭水灾，南唐允许其民“就食境内，遣使赈恤安集之。”（陆游《南唐书》卷一）
南唐在李昪统治时期，对周边其他小国也实行睦邻友好政策，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南汉主曾派使臣到南唐，“谋共取楚，分其地”；但李昪反对，未成（《资治通鉴》卷二八二）。李昪甚至派出使臣到福州，调解闽王与其兄弟的关系。他这样做，是想使周边国家都安定，创造一种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自己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长期戢兵的结果，不仅人民生活安定，负担减轻，生产发展，而且也减弱了武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从内部稳定了李昪所建立的国家。勤学好问、善于观察思考的李昪，从历史上、从现实中得出结论：战争，特别是混战，加强了武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甚至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武人用枪刀可以开疆拓土，打出一个政权来；也可以用枪刀逼宫，篡夺一个政权。如果想确保自己的政权，而且使自己的子孙继承下去，那统治者就必须削弱武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创造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建立文官制度。所以他在他晚年多次反对用兵，并严惩不遵命而掠后晋安州的边将。他明白地告诫自己的接班人、长子李璟：“吾既弃代，汝善和邻好，以安宗祀为意。不宜袭隋炀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钓矶立谈》）
削弱武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两种典型方式，都获得了成功。赵匡胤原是叱咤风云的武将，战功累累。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杯酒释兵权，一个早上就全部剥夺了武人手中的兵权，一下子就大大减弱了武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李昪则只是武人的义子，靠柔顺、坚韧、精明、勤谨，一步步登上皇位。他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长期戢兵，一箭双雕，既给人民带来了长期和平，从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又使武人在长期和平环境中逐渐减轻其政治分量，从而避免了武人的叛立和篡权。所以直至南唐灭亡，国家政局一直稳定，虽曾有个别武人叛逃，却无武人在地方上叛立，更无武人在中央篡位。这为整个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
（三）注重吏治，健全法制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饱尝世间艰辛的李昪深知人民的甘苦，他一当上地方官就开始整顿吏治。《资治通鉴》卷二六八记载：“知诰在昇州，独选用廉吏，修明政教。”《江南野史》卷一记载：宋齐丘向他建议，“宜颁布六条，以率群吏，定民科制，功课农桑，薄征轻赋，禁止非徭。”实行结果，“民庶丰实，郡邑安堵，律礼修举，庶位公廉，城郭浚固，军器充积，兵士辑睦，人乐为用。”
李昪知吴政后，继续重视吏治，同时也开始法制建设。治理好国家，吏治和法制缺一不可，完善的法律必须有廉正的官吏力行，两者相辅相成。李昪官拜左仆射知政事后，“渐复朝廷纪纲，修典礼，举法律，以抑强暴。”（马令《南唐书》卷一）同时，“戢扰吏，罢横敛，中外之情，翕然依附。虽刚鸷很愎者，率亦训扰。”（《玉壶清话》卷九）当然还有个别宿将悍夫例外，如张崇者，本文第二节已提及，但无关大局，且随着南唐的建立，法制的加强，这种悍吏也受到处置。如泰州刺使褚仁规“掊克不已，多入私门，刑罚滋暴，加以奢纵”。“收付大理，赐死。”（马令《南唐书》卷一九）为了改善吏治情况，李昪褒奖循吏，如萧俨昭雪冤狱，“骤获大用”（《南唐近事》）。为了提高官吏素质，公元937年李昪任命张延翰为礼部侍郎知选事。“时贡院未备，士有献书可采者，随即考试，公平详审，士论美之。兼知选举，吏不容奸，畏之如神明。进擢孤寒，不附贵势。”（马令《南唐书》卷一○）
李昪从知吴政开始就发布一系列法令，除上述的减免税赋、改革税制、奖励农桑的法令外，还“禁以良人为贱”，“出府金赎民子”，“卖奴婢者通官作券”（马令《南唐书》卷二二）；又规定不许后宫预政、外戚辅政、宦者预事（《资治通鉴》卷二八二、二八三）。司马光说，“唐主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书删定为《昇元格》三十卷”，于昇元六年（942 年）颁布施行（《资治通鉴》卷二八三）。为避免地方官治民酷虐，规定凡决死刑，要“三覆三奏”（马令《南唐书》卷一注引徐铉《江南录》）。同年九月他又发布诏书，说：“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众。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为朕举用儒者，罢去苛政，与吾民更始。”（陆游《南唐书》卷一）李昪准备进行更大的改革，“举用儒者，以补不逮”，但“未果行而帝疾作”（马令《南唐书》卷一），几个月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四）广延士人，振兴文教
李昪与他的前辈杨行密、徐温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主动积极地广延士人，待之以礼，虚心请教，从善如流，委以重任。他还在任昇州刺使时就开始招延士人。“时诸郡皆以兵为务，而先主专尚文儒，延纳多士。”其亲信饶洞天荐南昌士人宋齐丘，“一见与语终日，馆于门下，朝夕咨访政治。”（《江南野史》卷一）王会谋、王翃、曾禹、张洽、徐融、孙饬、周宗、马仁裕等一批士人也都成为李昪的主谋、宾客或亲吏。他们在李昪治理昇州及其后来相吴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
李昪知吴政后，更加重视士人的作用，“乃于府属之内立亭，号之曰‘迎宾’。命宋齐丘为记，以待多士。于是四方豪杰，翕然归之。或因退居休沐之暇，亲与之宴饮，咨访阙失，问民疾苦，夜央而罢。时中原多故，名贤夙德，皆亡身归顺。乃使人于淮上以厚币资之。既至，縻以爵禄。故北方人士，向风而至者，殆数十人。”结果李昪“羽翼大成，裨佐弥众”（《江南野史》卷一），孙晟、韩熙载、江文蔚、常梦锡、高越、史虚白、陈陶等著名文人就是在这一时期从中原进入吴国，他们对以后南唐典章制度的建设，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当时以宋齐丘为首的当地士人已身居要位，结成集团，嫉贤妒能，排挤后来者，特别是外来者。这些中原名士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的看不惯宋齐丘的作为，干脆当了隐士。李昪对宋齐丘的作为也有所察觉，但并未认识到其严重性，几次罢去宋齐丘政事，但念旧情，不久就又复其位，为后世留下了隐患。李璟即位后，宋齐丘与李璟的近臣串通起来，结成党与，利用李璟的虚荣而暗懦，操纵朝政，祸国殃民。马令在《南唐书》中专立《党与传》两卷，述其罪恶。李昪鉴汉唐之亡，禁后宫、外戚、宦官预政，但是忽略了党朋之害。
李昪认识到士人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故不仅广延士人，还建立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材。他在称帝的第二年（938 年）即建立“太学”（陆游《南唐书》卷一）；以后又在庐山建立“国庠”，《玉海》卷一六七记载：南唐“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国庠’。”各州县一般也设有学校。李昪早在任昇州刺史时已开始“求遗书”，以后继之。据载，宋灭南唐时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注：此据马令《南唐书》卷二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记载有异：“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图籍，惟蜀、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即使这样，南唐也是藏书最多的，几占其半。）。马令对南唐兴学校、集图书极为赞赏，有“论”一篇：
呜呼！学校者，国家之矩范，人伦之大本也。唐末大乱，干戈相寻，而桥门璧水鞠为茂草。驯至五代，儒风不竞，其来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鸠集典坟，特置学官。滨秦淮开国子监，复有庐山国学，其徒各不下数百。所统州县往往有学。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离五代之后，诏学官训校九经，而祭酒孔维、检讨杜镐苦于讹舛。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昔韩宣子之鲁而知周礼之所在。且周之典礼故非鲁可存，而鲁果能存其礼，亦为近于道矣。藏书何以异此！（《南唐书》卷二三）
南唐不仅为我们祖国保存下来十余万卷图书——“死”的文化载体，更重要的是国子监和庐山国学培养出的一批又一批的士人——“活”的文化载体以及他们所造成的文化风气，不仅对南唐而且对北宋及其以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只要翻翻《宋史》名臣学人的传记，看看他们的籍贯，就会确信此说不谬。
最后，引一段《钓矶立谈》作者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位南唐的遗民，以其亲身的感受，对李昪一生的业绩作了概括的评价：“是时，［南唐］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站在历史的高度看，晚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乱的时期，中华文明经历着严重的危机；李昪及其建立的南唐在挽救、继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做出了自己时代的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