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公务随从，参随辅助上官，征伐作战，参赞公务，在稳定地方局势等方面，功劳颇多。在上官的日常生活中，也时常能看到参随的身影。
但是，参随并非全都一心为公，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军事上，参随为求升职，大量地冒滥军功；经济上，参随不择手段的掠夺百姓财物；
政治上，参随不断僭越礼仪、欺凌有司、窃取上官权力，给明代国家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参随的任务
明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参随贡献良多，到永乐以后，参随辅助上官，征伐作战，参赞公务，在稳定地方局势等方面，功劳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军事方面。
其一，领兵杀敌。由于参随多是上官的心腹，所以经常被委以统兵的重任，如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右都御史张嵿总督两广军务，大征田州及黎贼。其下有参随金诏，奉命“两遣调兵于思恩、忠州，尽却常例。督兵所过，秋毫无犯”。
一些参随领兵之后，多亲自上阵杀敌。其二，离境哨探。在战争开始之前，参随还能发挥斥候的作用，如正德十年（1515）副总兵桂勇征进蓟州，不久即称“节差夜不收并参随人役出境哨探，并无贼踪”。其三，出谋划策。
例如，宣德二年（1427）广西蛮人多次作乱，明廷即令行在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山云往镇其地。在山云麾下则有参随范信，陪同左右，如《南宁府志》载：“范信……宣德中调本卫指挥使，勇杀有谋，以义勇前卫指挥参随征蛮将军山公云来镇广西，参决机务，算学策。”至成化时期，威宁伯王越西征，有武德卫经历冯璿参随前去，赞画机务，大见隆贵。
除军务以外，参随也能参与政务，如英宗时有大同中屯卫百户徐贵，参随镇守内官王敏，时常规劝上官，其声名甚至达于朝野，以致于英庙尝谓执政曰：“王敏之所行恒鲜戾者，以有徐百户辅之。”其四，护卫上官。
成化十六年（1480）指挥使戚旺奉命守备德州、河间等地。不久后，戚旺“领官舍十有五人，合景州等处机兵捕盗。至武强县境，遇盗三十余人，旺先走，机兵多死伤者”，显然，戚旺正是在参随的保护下才得以逃出生天，而机兵等人却被其抛弃。其五，赉执旗牌、传报号令、监督军队、教化降人、招募军士。
从史料来看，这些人物主要是出现在王守仁麾下。在一般情况以外，参随作为上官的心腹也会去执行一些临时性的任务。譬如，参随偶尔会承担修造城池、寺庙等重任，弘治十五年（1502）辽东镇守太监徐振、总兵官蒋骥二人便差“头目、家人以修城堡”。
到崇祯时期，黔国公沐天波亦屡遣参随外出，修建城池、寺庙。此外，上官若是去世，参随还主动为其处理后事。王守仁领军之时，公帑曾有羡余“原银五百三十二两”，待守仁逝去以后，因受钱德洪的委托，参随州判龙光、阳明义子添贵二人便将银两“送复台下”。
再如，嘉靖时期，提督浙江市舶司太监赖恩死后，其参随史通辈便为其“谒铭”于张邦奇。在明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参随贡献良多。此后，参随辅佐上官，征伐作战，参赞公务，在稳定地方局势等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劳不容忽视，其中有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
像成化时期，有满四作乱。伏羗伯毛忠奉命统军征剿，与侄孙毛铠等奋勇先登，一门三人竟“同死锋镝”。
但参随也并非全都一心为公，作为上官的心腹，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
冒滥军功
对武官、舍人而言，军功是重中之重，但是，在明代“武职之官必由军功除授”的制度下，长久的待在京师，难以获取军功。第一，买功。为了激励军士奋勇杀敌，对于不同的贼首，明廷皆会给予相应的赏银。
军士立功以后，即使不愿报官升职，一般也会有三十两的赏银。但是，由于“勘报功次，文移往来，动经岁时”，因而，军士都不乐于上报拿赏，他们会选择将首级卖给权贵之家，以求换银两。
买功过于普遍，朝廷实在难以制止，第二，冒功。对于军士而言，参随的权势不可想象。因此，参随大多强取豪夺，以他人所获首级报功。第三，寄名、窜名、并功。参随人员不履行阵，凭借自己的背景、关系，直接在报功之时篡改名籍，便能将他人之功揽为己有，方便至极。
到嘉靖初年，又出现了有司任由贼人作大，不肯因时扑灭，以便权贵子弟冒功的情况。例如，御史黎贯指出，近年以来两广地区“变而为盗”，及至京军出征奏凯，军门受赏者则“皆不履行阵间子弟，报功者皆徒寄空名之权豪，而前日之民夫摧锋陷阵者，曾无分毫恩泽”。
以上几种方式，皆是建立在“首功制”的基础之上，但是，明代核验军功，还会查看“战斗表现”，这种方法最早始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明廷颁布“军中赏罚号令”。根据此令，凡是“突入贼阵”、“勇敢向前”、“当先败贼”、“齐刃前进”等项，皆作为奇功、头功，对于这类人员，其“亲管头目即为报知，妄报者，治以重罪”。
从各项名目来看，主要是以“奋勇当先”为赏赐原则，但是这种论功方式却存在很大的缺陷，即“当先者无迹可凭，以是为功赏之差，不免有滥报之弊”，一旦纪功之官核验、上报不实，便利于参随巧立名目、冒滥军功，如弘治十八年五月（1505）北虏入寇宣府，太监苗逵等人出征，不久即奏捷。
牟财与窃权
参随作为上官心腹，常以各种方式牟利。一是财物，二是权力。首先，参随可以收受贿赂。向官员亲信行贿，向来是打通关节的重点，参随也不例外，成化十四年（1482）大太监汪直“欲往辽东诇察事情”，巡抚陈钺“闻之惧”，便遣人“厚贿（汪直）参随”，于是，当汪直入辽东时，其左右“纳钺赂者，因加称赞，直信之不疑”。
再如，正德年间，浙江镇守太监毕真勾结宁王，并为其“阴作外援”，而在毕真麾下又有“在官参随张浩”等人，私受宁王赏银三百两，后宁王谋反，张浩等人“俱暗行藏凶器傍立”，且“助杀宪臣，胁射郡守”。其次，直接敲诈勒索。
以云南地区为例，成化四年（1468）太监钱能出镇云南，并带金吾左卫指挥使郭景，指挥卢安、苏本、江和、李祥，千户崔昇，百户刘安、杨能，勇士铁聪、散官吴源、通事袁鉴、舍人张宗等。
参随的影响
参随虽然在辅助上官，征伐作战，参赞公务，稳定地方局势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他们的各种活动却给明代国家与社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军事、财政、民生、外交四个方面。第一，参随冒功，败坏军事。
军士的战斗信念降低。正德六年（1511）贼人刘三作乱。明军十倍于贼，却因“势要人员营充头目，或阻挠军机，或攘夺功次”，导致将士离心，最终不能成功。由于冒功十分普遍，甚至，时人都对军事丧失了信心。军队形象败坏，丧失民心。
首功制的弊端之一，就是杀良冒功，汉人、夷人、蛮人皆有被杀的可能。孝宗时期，兵科都给事中亍宣即指出，京军不可随意派遣，原因之一就是“边人积畏京军，盖将士畏其夺功，百姓畏其掳掠”。
武宗时期，杀良冒功的现象依然很严重。第二，供养参随，财政空虚。将帅出征，参随之类动辄数十百人。并且按照惯例，参随都有赏银，因而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镇守参随虽有定数，却普遍超额。
明廷规定，仅员额参随才给口粮，余下皆由上官自理。话虽如此，皇帝却带头破坏，经常批准各官为参随乞廪给的奏疏，导致条令难以落实。第三，参随祸乱百姓，激变地方。
参随逐利，进而衍生出各种手段，如包矿、包税、索贿、吓取等，其影响之大，难以形容，但是，民变仅仅是一种群体事件，并不反对帝制体制。与此相比，盗贼横行反而更为可虑。第四，参随为了牟财，不惜破坏民族关系，多次引发战争冲突。
一方面，永乐至崇祯年间，参随辅助上官，稳定地方局势，功劳不可忽视，如领兵杀敌、离境哨探、出谋划策、护卫上官、赉执旗牌、传报号令、监督军队、教化降人、招募军士等。上官去世，参随也能为其处理后事。
此外，参随还承担修造城池、寺庙、祭祀等重要任务。另一方面，参随活动频繁。军事上，参随为冒军功，衍生出买功、冒功、寄名、窜名、并功五种手段；经济上，参随不仅收受贿赂，还勒索、吓取、征税、抢劫百姓；政治上，参随僭越礼仪、欺辱有司，甚至逼杀命官，并代写、篡改、伪造公文，打击仇敌，争夺权力。
参随的各种活动，给明代国家与社会造成了较大危害。参随大量冒功，军队战斗力下降，军事不断失败。参随皆由国家供养，导致财政空虚。参随掠夺百姓，民变屡发，盗贼横行。参随为索金银，破坏民族关系，多次引发明朝与外国的战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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