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涉及具体事务、不讲求解决实际问题，热衷于就一些大而无当的题目谈玄讲道，以在口锋上胜过对方为乐事。这就是所谓的“清谈”之风。读书人偶尔清谈无伤大雅，但是当统治集团上下都崇尚清谈、不干实事，就会形成统治危机。东晋、南朝的政治历史就是典型。
311年，“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祸害天下的国王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在项城，在他控制下的西晋朝廷的朝臣及军队群龙无首，公推太尉、尚书令王衍为元帅，王衍却不愿担任。十多万人马就以送东海王灵柩回东海为由，缓慢地向东移动，才走到苦县宁平城，就被追赶而来的石勒军队团团包围，晋军稍作抵抗后就溃不成军，公卿朝臣至普通士兵几乎全部被屠杀，尸体堆积如山。
石勒对被俘的晋军名义上的元帅王衍倒很客气，称之为“王公”，和他谈了一天，问他西晋政治的得失。王衍是西晋最负盛名的清谈名士，风姿儒雅，明悟若神，善读老庄，被誉为一世龙门。到了这个时候，居然照样侃侃而谈，说了不少西晋的弊政，石勒听了很有兴趣。王衍为了保命，说自己从来对政事不过问，这些弊政与自己没有关系，还劝说石勒称帝－当时晋怀帝还在洛阳，西晋皇朝还没有灭亡。
想不到石勒听了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怎么能够说政事与你没有关系？！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叫来左右把王衍押下去。石勒和手下的人商量，说：“我见过的人算是多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要不要留他一条命？”手下人劝他说：王衍是晋朝的三公，不可能为我们所用。石勒说杀他也不要用锋刃，派人晚上推倒住房的墙壁压死王衍。据说王衍在临死时对随从说：“我们如果不崇尚浮虚，全力帮助治理天下，也不至于落此下场。”
王衍的下场很能说明魏晋时清谈误国的后果。所谓清谈，主要是指清雅、高雅的言谈，就是脱离实际地谈论学理玄机。清谈的风气始于东汉末年，由清议转化而来。东汉时士大夫盛行清议，他们自视为天下栋梁，号为清流，同类相聚，议论朝政，褒贬人物。清议成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武器。不过清流中也有人进行不那么激烈的清议，比如清流党首领之一的郭泰，虽然善于识别人物，但其评论都是点到为止，不做过分的褒贬，没有直接得罪当时擅权的宦官集团，所以在后来的党锢之祸中得以幸免。后人批评郭泰“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陵迟”，认为郭泰是魏晋清谈风气的开创者。但这时的清谈还远远没有形成风气，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而已。
曹魏后期是清谈风气真正兴起的时期。曹魏后期司马氏掌权，朝臣中曹氏、司马氏两党明争暗斗。司马氏集团掌握着兵权，尤其得到了士族豪强阶层的支持，势力逐渐增强。司马懿老奸巨猾，消灭政敌的手段残忍毒辣。如攻灭辽东公孙渊时，屠杀大批公孙氏余党。诬陷曹爽谋反，一举诛灭曹氏这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凡支党也一律夷三族，其亲属无论少长男女都被杀死，连已经出嫁的姑姊妹也不能幸免。
东晋时有一次晋明帝与王导等人闲谈，问晋朝是如何得天下的。王导就说了司马懿如何诛杀异己，结党营私；司马昭如何发动政变，杀死高贵乡公曹髦。晋明帝听了浑身发软，瘫倒在坐床上用衣襟遮住脸，喃喃自语：“若如公言，晋朝的国祚怎么会长久？”可见司马氏集团的残忍阴毒，就连其子孙后代也觉得羞愧。
曹操在很大程度上施行法家的政策，史称其“尚刑名”“抑兼并”，打击豪强。在道德学术上提倡通脱、不拘泥烦琐礼节。司马氏作为世家大族的政治代表，则倡导注重君臣父子尊长礼仪的儒家“名教”，尤其强调“以孝治天下”。因为司马氏擅权弑君，单讲法家的绝对忠君之说就有点说不过去。
而一些处在司马氏淫威之下拥护曹氏的士大夫，就转而提倡道家的“自然”，认为礼教孝行不用拘泥细节、刻意矫饰、长期从学，只要随从人的自然本性就可以了。这些士大夫的首领是名士嵇康。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阮籍的侄子）、王戎、刘伶号为“七贤”，他本人是曹操曾孙的女婿，却不愿做官，隐居山林，喜爱打铁，著书称赞古今的圣贤隐士，不与司马氏合作。
有一次司马昭的谋士钟会前去拜访，嵇康自顾自打铁，钟会站了一会儿要走，嵇康突然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写了一篇《四本论》，主张人的才能和人的性情（指仁孝道德）是相合的，这与曹操及嵇康的观点不同。钟会很想让嵇康知道他的观点，但又怕嵇康批判，就来到嵇康住处外，把文稿扔进窗户后，转身就走。
嵇康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想辟举嵇康为自己的幕僚，嵇康不应，避居河东，号为避世。山涛当了司马昭手下的选曹郎，又推举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写回信与山涛绝交，说自己“不堪流俗”，并菲薄儒家一贯推崇的商汤、周武王、周公、孔子。司马昭知道了大怒。正好嵇康的朋友吕安被哥哥吕巽诬告为不孝，吕安为自己辩解，并请嵇康为自己作证，嵇康毅然作证。钟会向司马昭建议借着这个案件剪除嵇康，司马昭就将吕安、嵇康都定为不孝罪，处以死刑。
嵇康的被杀，震动了以崇尚自然来消极对抗司马氏的士大夫们。向秀原来常和嵇康一起打铁，和吕安一起灌园，著文崇道贬儒。嵇康死后，向秀就应了州郡的察举，到京城去做官。司马昭见了他说：“你不是要学着古人隐归山林吗？”向秀只得自嘲：“我是说那些隐士不知道圣人的意思，并没有说要学他们。”
另一个名士的首领阮籍，以庄周为楷模，原来见了礼俗之士，就翻白眼相见，见了嵇康等崇尚自然的人士才青眼正目。写《大人先生传》，说世上的礼法君子，就如虱子躲在人的裤裆里。他曾是曹爽的幕僚，后因病回乡，侥幸逃过了被株连处死的厄运。司马昭要利用他的名声，曾为司马炎向他的女儿求婚，可阮籍一醉60天，司马昭只得作罢。司马昭要他做官，他却要了个有酒喝的步兵校尉官职，终日纵酒，放谈玄理。然而从不评论时事或臧否人物，终于得以善终。
七贤中的刘伶、阮咸也纵酒放达，专做一些不合礼法、惊世骇俗的举动。刘伶作《酒德颂》，常常在家里脱衣裸体，客人来了也不穿衣，说古人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你们为什么进到我的裤子里来？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好酒崇道，与姑妈的婢女要好。有一次婢女离去，阮咸正在接待客人，一听说这事，赶紧向客人借了马去追，追上后和婢女合骑一匹马而归。
由于司马氏的高压恐怖政策，使得具有正义感的名士被迫低头，将东汉以来指斥政治、公论是非的清议转变为空谈抽象玄理的清谈，从消极抵抗变为消极混世。而一些司马氏的亲信为了追求名士的名声，也喜欢谈论老庄玄理。
七贤中山涛是司马懿妻子的表亲，原来也是不交世事的隐士，司马师当政时，出山见司马师，司马师说：“姜子牙也想出仕了吗？”下令举山涛为秀才。山涛后来官至司徒，为晋朝的开国重臣之一。他长期担任选举官职的工作，每有一官缺，都先草拟几名候选人密报晋武帝，然后按照皇帝的旨意公开上奏任用。他虽然官做得很大，依然喜欢谈论老庄之学，自然之理。
七贤中的另一个官做得很大的是王戎，王戎是琅琊大族王氏子弟，年轻时就善于清谈玄理，他比阮籍小20岁，得到阮籍的欣赏，得以名列七贤。他和钟会一样是做官的名士，后来官至西晋的司徒。他清谈老庄自然，做官又要讲儒家礼法，一心要调和两者的矛盾。有一次接见阮咸的儿子阮瞻，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道：“将无同。”“将无”是助词，实际回答就是一个同字。王戎大为欣赏，立即就辟举阮瞻为司徒掾史，世称“三语掾”。
由此发起所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的说法，名教取法于自然，做官也是清高的表现，可以在朝讲礼法，散朝论清谈，以前者得实利，以后者博名声。向秀、郭象注《庄子》，鼓吹“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在山林之中”，将这种说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样一来，清谈之风就从名士贤达传播至朝廷命官。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嵇康、阮籍等人一直被人指责为毁坏礼教，实际上他们的本心是相信礼教到迂腐程度的，只是因为曹操、司马氏一贯利用礼教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他们愤恨这种亵渎礼教的做法，可又无计可施，激而不谈礼教，甚而反对礼教，作为一种抗议。
所以他们遵循的是自己心目中的礼教，只是不遵循礼教的表面文章而已。所以他们并不愿意别人模仿自己，阮籍不让自己的儿子加入饮酒的行列，嵇康给儿子写《家诫》，告诫儿子种种做人的礼仪和注意事项。相反王戎及西晋朝廷的那些又做官又做名士的人，虽然高唱名教、自然，但实际上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实利和名声，是为了清谈而清谈，借着自然之说放浪形骸，满足享受。从而使得清谈又由消极变为无聊，这是清谈之风的第二阶段，所谓清谈误国主要指的就是这一类的清谈。
第二类清谈在西晋时兴起，其主要代表就是王戎、王衍两兄弟。王戎虽官至司徒，但在位无所事事，政事都委托幕僚处理，自己经常骑小马从司徒府的便门出去游玩清谈。西晋末年贾皇后专权，王戎与贾氏通婚，以固官位。他的言论清高，做官不理俗务，可又性好兴利，置买田园产业遍及四方，积聚财产不知纪极，常常和老婆两个人手持算筹，计算盈利，日夜不倦，总觉得自己的财产还不够。做官时贪污受贿，当荆州刺史时，因为驱使官府属吏为自己修理园宅被揭发免官；当侍中时，收受贿赂被揭发，靠晋武帝的帮助没有被追究。八王之乱时身居高位却毫无主见，在河间王司马顺将晋惠帝迁到长安时，他逃到郏县，在此病死。
王衍是王戎的堂弟，少年时便以盛才美貌名满天下。开始时喜欢议论纵横之术，晋武帝诏各地举荐能够“安边”的人才，有人举荐王衍为辽东太守，王衍不应，从此就“口不论世事”，专门谈论老庄玄虚，自比子贡。做官从县令开始，终日清谈，名气越来越大，官运也愈加亨通，带动满朝官员都学他，走清谈升官道路。他的妻子郭氏是贾皇后的亲戚，贪得无厌，王衍很惧怕她，他自己为表示清高，口不称钱字。郭氏有一次叫婢女乘王衍睡觉的时候，用钱把床围上，王衍起床后也只是说：“把阿堵物拿开。”
王衍的女儿是晋惠帝的太子妃，八王之乱时贾皇后废太子，王衍赶紧叫女儿与太子离婚。可不久贾皇后被废黜，太子又被复立，王衍被禁锢终身。赵王司马伦掌权，王衍和赵王不和，怕赵王报复，砍杀婢女装疯卖傻，躲过了这一劫。成都王司马颖主政，王衍得以复官，一直升到尚书令、司空、司徒，位极人臣。可他仍不以国事为重，专为王氏利益考虑，委派弟弟王澄为荆州牧、族弟王敦为青州牧，说：“你们两个在外，我在内，足可以为狡兔三窟。”
魏晋清谈一般谈论的内容主要是就道家的《道德经》《庄子》以及儒家的《易经》的经义进行发挥，所谈越是出乎传统说法之外的，越能让人叹服。精密推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惊世骇俗、出人意料，反正清谈并不需要得出什么结论。
真正有见解的名士并不多，曹魏时何晏著《道德论》《无名论》鼓吹以无为本。西晋时王弼注《易经》、注《老子》；郭象谈玄口若悬河，也曾注《庄子》。但绝大多数清谈客只不过是赶时髦而已。比如王衍解说老子，随意修正说法，号为口中雌黄，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主张。清谈实际上是士族阶层互相沟通的方式，是他们借之以表明其与众不同的方式。出身寒素的真正有才能之士是无法加入清谈行列的。清谈时谈客们手中必定要持一根座尾。塵就是俗称“四不像”的麋鹿，用四不像的尾巴装上手柄，就是塵尾，清谈时用它轻轻拂动，平添了一分闲适气。王衍肤色细白，平时喜欢手持一支白玉柄塵尾谈论玄学，白手和白玉相称，号为一绝。凡名士必清谈，清谈必持麈尾，麈尾也就成为名士的象征。
石勒初起时曾受晋幽州都督王浚的节制，王浚把自己的麈尾送给石勒，作为信物。石勒为麻痹王浚，假意恭顺，将王浚的麈尾挂在墙上，每天叩拜。清谈在学术上毫无意义，只是造就了一批说空话的谈客。从政治上而言，清谈风气的后果是造就了一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僚，官场上不以政事为重，热心公务的都被贬为俗吏，无所事事的却博得高雅名声，赏罚不明，朝政不清，便利了一些野心家乘机作乱。
西晋末年朝政混乱，而文武百官却碌碌无为，朝廷在八王之乱中毫无作为。所谓清谈误国就是指这种现象。所以东晋大将桓温北伐中原时，渡过淮河，登上平乘楼，远眺中原大地，慨然长叹：“神州陆沉，百年废墟，这个责任 是王衍等人逃脱不掉的。”
清谈风气断送了西晋，可是到了东晋，当局势稳定后，清谈风气又盛行起来。上文已经提到，清谈实际上是士族阶层的交流沟通方式，东晋是由世家大族拥立的小皇朝，清谈自然也会在世家大族之间流行起来。王戎、王衍都是琅琊王氏一族的名士，王导、王敦以前也曾参与他们的清谈，只是南迁后形势紧迫，清谈之风稍有收敛。等到局势基本稳定，大族名士又以清谈为高了。
殷融、殷浩叔侄是这新一轮清谈的名士。殷浩以谈论老子、周易出名，为东晋谈客所崇。有人说自己每当就任新官就会梦见棺材，每当得钱就会梦见大粪，请他用周易之法来解释。殷浩回答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这句话被当作名言。他几次被征辟都不应，名声愈加显赫，做了几年庾亮的幕僚。
有一次出差到建康，王导特意找了一些人和他清谈到半夜三更，王导与他反复辩驳，最后自叹不如。殷浩后又隐居，十多年不肯出来做官。朝廷三番五次下诏，他都推辞。谢尚等人去请他做官，他不答应。谢尚等在回朝时商量，说：殷浩不出来主事，天下百姓怎么办？庾翼写信骂他，说现在江东朝中靠何、褚几家大姓，外地靠庾、桓几家大族维持，你不愿做官，要学过去空谈老庄被俘身死的王衍吗？殷浩依然不肯做官，他要做的是大官，一般的征辟不在他的眼中。后来桓温雄踞荆州，东晋朝廷为了对抗桓温，请殷浩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掌握长江下游地区的军队，参与朝政。会稽王司马昱（后来的东晋简文帝）写信给他，说：“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兴废。”简直把他当成了救星。
殷浩这次只搭了4个月的架子就出山了。不久中原发生冉闵之乱，桓温上书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唯恐桓温北伐是假、发动军事叛乱是真，先是含糊应付，最后无奈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5州军事，统率北伐。桓温大失所望，消极进兵。殷浩却兴冲冲地组织幕府，率军出征。可这位清谈名士对于军事指挥一窍不通，晋军才过了淮河就连遭败仗，损兵折将，狼狈退回建康。
桓温乘机上书，弹劾殷浩。东晋朝廷丧失长江下游的主力，无法对抗桓温，只得牺牲殷浩，把这位清谈统帅废为庶人。殷浩表面上一如既往，照旧清谈玄虚，只是经常在空中写“咄咄怪事”4个字。桓温出身桓氏大族，父亲桓彝原为宣城太守，在平定苏峻叛乱时，坚守泾县近一年，城破被杀。桓温当时才15岁，立志报仇。因仇人已死，18岁时连杀仇人3子，轰动一时，成为名士，与殷浩齐名。桓温主持朝政后，又曾写信给殷浩，请他出山担任尚书令。殷浩喜出望外，赶紧写回信答应，可为了慎重，反复斟酌，将回信封了拆、拆了又封，颠倒了十几次，结果送走的只是一张白纸。桓温见了大怒，不再理睬殷浩。殷浩悔恨交加，不久就病死了。
东晋统治者对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教训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很多身居要位的官僚依然以清谈为务。东晋历任宰相级官员都以清谈文义自诩，只有卞壶对政事孜孜不倦，士大夫们都笑话他。同在中书省做官的阮孚终日蓬发饮酒，问他：“你从来没有悠闲的时候，嘴里好像含着瓦片，不也太辛苦了吗？”卞壶说：“诸君清谈恢宏，风流相尚，办理庶务的就只能是我了。”
卞壶曾激烈弹劾士族清谈名家王澄、谢鲲，说他们败坏人心，悖礼伤教，“中朝倾覆（指西晋灭亡），实由于此”。然而这两位清谈家得到权臣王导及庾亮的保护，依然故我，即使是一些名臣也沾染此风。有一次，王羲之与谢安在东吴遗迹游玩，谢安颇有飘飘欲仙的遐想。王羲之说：“大禹治水，手足胼胝；周文王治国，日不暇给。现在国家多事，应该人人效力。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怕不是现在应有的风气。”谢安却说：“秦朝任用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清谈造成的吗？”因此东晋官场上仍旧是以清谈饰高雅，当时人说士族子弟是“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以善于谈玄著名的会稽王司马昱，从小在江南长大，竟然连水稻也不认识，有一次出巡，见了水稻问随从是什么草。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是清谈名士，终日谈玄，蓬头散带，号为风流。他被朝廷任命为桓冲的骑兵参军，从不应卯办公。有一次，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任职，他回答：“好像是在马曹。”桓冲又问他管多少马？他理直气壮地说:“我连马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数目？”桓冲问他马死了多少，他却像是在谈玄一样，用《论语》中的话来回答：“未知生，焉知死？”桓冲劝他“你在府这么久，还是要管一点事”，王徽之拿上朝的手版拄着脸，想了一会儿后牛头不对马嘴地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桓冲拿他也没有办法。如此风气之下，东晋的统治效率极其低下，终于在不断的内争中灭亡。
东晋灭亡后，清谈的风气依然流行于世家大族之间，甚至武将出身的宋武帝刘裕也不免受到清谈风气的影响，在执掌东晋朝政后，有时也和名士们清谈，一般人都不敢过分固执己见，只有郑鲜之总是要谈到刘裕词穷为止。宋齐时的宰相也是清谈的多，办实事的少。宋文帝时，王敬弘为尚书仆射，从来不看公文。有一次，宋文帝找臣下讨论一个疑案，王敬弘哑口无言，宋文帝不高兴地问左右为什么不给仆射案件卷宗的副本，王敬弘说：“臣已经看过卷宗，就是还没有看懂。”宋文帝拿他没办法，以后再也不让王敬弘参加实务问题的讨论了。齐明帝不重清谈，有人向他推荐名士明山宾，他说：“我听说明山宾不停谈论书上的事，怎么能够做官呢？”因此逐渐形成由寒素出身的官员替皇帝办理机要事务的局面。
清谈的风气在南梁时期又兴盛一时，而且清谈的题目更为广泛：佛教的教义也逐渐成为话题，而传统的儒学也可开讲，不过最主要的清谈题目还是老子、周易、庄子，号为“三玄”。梁武帝本人就是个善于清谈的谈客，当了皇帝后谈风不减，起初他曾在重云殿开讲老子，后来迷上佛教，公开宣布自已弃道从佛，经常在宫中或寺庙中讲解佛经，听众往往有上万人之多。
除了自己以身作则外，梁武帝还经常派手下的大臣，请民间名士讲经清谈。他的太子萧纲也热衷清谈，经常在玄圃开讲老庄。这样一来，清谈风气自然愈加盛行。曾在南梁当官后来又转为北齐效力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中写道：梁朝全盛时，士族子弟都身穿宽大的衣服，头戴高帽，脚蹬高齿的鞋履，衣服熏得喷香，面孔刮得精光，脸上扑粉涂红，出门坐长檐的座车，居家坐在坐垫上，靠着丝织的靠垫，两旁陈列着古玩器具，高谈阔论，潇洒自如。
看上去就像神仙一般，可是实际上却毫无用处。遇到考试就请人代考；朝廷宴会请人预先作好诗句，到时候鹦鹉学舌背诵一番；任官不涉世务，只愿意做没有实际事务的清官；从未亲眼目睹犁地除草，不知几月下种、几月收割；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亏气弱，不耐寒暑。结果不仅害得国家灭亡，而且连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侯景之乱时，很多士大夫转死于沟壑。
当时梁元帝萧绎割据江陵地区，公元554年西魏军大举进攻江陵时，萧绎还在龙光殿给百官讲老子，探马报敌军已至襄阳，才暂停数日，待战事似乎稳固，又重新开讲，武将也得身着战袍听讲，最后国破身亡。这样一来南朝的土族阶层在改朝换代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主动，眼看着素族出身的权臣以军队武力为后盾登上皇帝室座。直到隋朝灭南陈后，清谈之风才告一段落。
两晋南朝的清谈风气虽然说不上是皇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风气的流行至少是这些皇朝短命而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清谈风气转移了职官队伍的注意力，瓦解了职官们尽职服务的士气。清谈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和推崇后，正常的职务被贬为不值得埋头苦干的俗务，尽无尽职的官员在士大夫的圈子里会被判为“俗吏”。而在当时的制度下，士大夫圈子里的舆论评价是直接关系到官职升迁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的舆论导向，势必要使官员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能够为自己博得清高文雅名声的事情－清谈玄虚上。
统治阶级的统治是依靠政府的职官队伍来实现的，当清谈风气盛行于这支队伍时，统治的效率就必定要大打折扣了。政府正常的行政事务势必要假手政府里的胥吏或社会上的豪强，政治状况更加黑暗；正常的信息传递渠道也会处于阻滞状态，下情不能及时上达，朝廷的决策就容易脱离实际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很难及时作出反应。因此清谈风气的盛行总是伴随着统治危机。
脱离实际的清谈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严重阻碍了学术思想的发展。清谈在西晋以后已经完全流于空谈，谈客们所展示的主要是他们的风度、口才，在清谈中所要达到的目的只是在口舌上压倒对方，越出人意料越是受到推崇，并不是要使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体系更为完整，更不需要提出什么具体的政治或学术上的主张，因此和战国时期流行的纵横家相比，清谈家根本就谈不上形成学派。
清谈的题目主要是道家的理念，但真正对于道家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都是魏晋之际的玄学家，比如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人，而在两晋名噪一时的清谈家如王戎、王衍、殷浩等等，除了留下了一些过眼烟云的名气外，在学术思想史上并没有什么痕迹可言。早在东吴时，思想家杨泉在他的《物理论》中就说清谈家们的清谈犹如“春蛙秋蝉”，只不过发出一阵阵的噪声而已。清谈风气使得士大夫重视追求空名，不愿意从事认真的学术研究工作，败坏了学风，败坏了人心，使得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陷于停顿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