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时欧阳修在官场崭露头角、站稳脚跟，以文坛盟主之位被奉为士子典范、学者宗师，却以仕宦之身与隐逸群体保持着密切联系，大肆在笔下宣扬隐逸之妙、表述归隐之心，并与多人唱和酬答。
晚年他步入仕途高峰，官至参知政事，却在神宗熙宁年间毅然身退、践行己言、回归田野，这些行为的时间节点基本与宋代仕隐关系的变化时间吻合。
结合欧阳修该时期在时人心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以及他人对其归隐之心、之行的肯定性评价，可以说，他以其自身的归隐情结与归隐行为，对北宋时期特别是仁宗神宗朝的仕隐观念与仕隐关系具有比较突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仕隐群体的交流与融合，也缓解了二者的对立与陌生关系。
一、北宋初期的仕隐语境
沈括生卒年略晚于欧阳修二十余年，是其后生，他在《上欧阳参政书》言欧阳修“为天下之师三十余年矣……养育贤才，风动天下”，说明了欧阳修具有为天下之师的才识、雅量与地位。
《宋史》中，直言欧阳修不仅文章道德堪为典范，其志气名节更为士人所崇，以他为代表的诸贤甚至对整个北宋文人志士的品格气骨都有关键性影响：“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
由此可见，欧阳修对于北宋文人的意义，是文、学、道德、气节兼备，良师、益友、模范作用相统一的存在，基于此，王兆鹏先生提出欧阳修在北宋文化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突出的人格范式的意义，即拥有正直果敢、天下为责的士风，博学多才、融会贯通的学风，回归经典、求真务实的文风的士大夫人格。因此他对于宋代文人风气的发展变化的影响作用，不难推测。
欧阳修对于宋代士大夫的人格范式作用，不仅在士风、学风、文风上，还体现在其具有代表性的审美范式上。据何齐宗先生所释，审美人格应该具备感性理性并存、情感情趣丰富、心态宽容豁达、简朴而超越功利等因素。
而这些审美人格要素，是欧阳修除却政治、仕进以外的个人生活与个人性情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正是其归隐情结产生的根源，正由于兼备感性与理性的审视，他才会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多方面考量、反思仕隐选择，而非固执己见一成不变。
由于情感丰富、追求情趣，他才会在仕进之中逐渐清醒，沉醉在自己的六一世界中；由于乐观豁达、不贪身外之物，他才会最终告别世俗，放下所得，回归田园。这种审美人格不仅造就了他对归隐的向往与实践，也以人格范式的形式传播给北宋广大士大夫群体，促进了他们仕隐观念的变化。
首先从仕隐交流方面来看，欧阳修的归隐情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北宋仕隐群体之间的交流与接纳，加速了仕隐之间界限的消解。宋初三朝，虽然尊隐，对于隐逸群体待遇良好、政策优渥，但仕与隐的界限仍然泾渭分明——戚同文“绝意禄仕”，王昭素“少笃学不仕”，种放“无心于绂冕”。
正如《宋史·隐逸传》序中所言：“高蹈远引若陈抟者，终莫得而致之。”由于仕隐群体之间的出处方式不同、界限严格，互相之间缺乏交流，更缺少理解与认同。
陈抟面对世俗众生忙碌奔波，满是戏谑质疑：“我见世人忙，个个忙如火。忙者不为身，为身忙却可”，言语中不难发掘入世与出世之间的龃龉；韩淲在《涧泉日记》中曾记载王公曾、钱若水几人访华山陈希夷欲以学仙之事，面对入仕之人的诚恳来访，他却回答道“尔辈非仙才，王当为宰辅”，“余不足以知子”。
司马光《涑水记闻》中更是记载了真宗以殊礼对待种放等隐士，由于误会导致他被仕宦群体攻讦之事，进士李冠甚至讽刺道：“终南处士声名减，邠土妖狐窟穴空”……双方群体之间的陌生与尴尬可见一斑。
事实上，虽然宋初仕隐群体之间的交际总体来说不够频繁，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林逋、魏野、潘阆等人走出山林、步入市井时，仕隐群体之间的交流慢慢增多了。
林逋与李及、薛映、范仲淹等人有诗文酬唱，魏野与寇准、陈尧佐、刘烨、朱台符等人也有许多交流往来，但他们与仕宦群体的交流内容却多为日常、文学、友情相关，较少有关于彼此出处进退的评价，即使有评价，也只是表示理解，难见对于彼此出处的艳羡或欣赏。
如寇准对于魏野的感情多体现在交往情谊上，即二人共游共玩之乐：“却恐明君征隐逸，溪云谁得共徘徊”，魏野虽然力赞寇准“有官居鼎鼐”的品行与“功成二十年”的成就，却丝毫不见涉及个人出处方面的感情色彩。
到了仁宗朝，仕隐群体之间的交流才真正意义上地密切起来，一方面是邵雍、徐复、高怿、孔旼等隐士的隐居方式更加市井化、靠近普通人群，另一方面则是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一大批知名文人对于归隐在不同程度的肯定、赞扬与实践。
范仲淹虽为心系天下的参政改革者，在入仕之余，却常有“一日天恩放尔归，相逐栽花洛阳去”一类的渴望归隐之语；司马光、王安石虽多次处于政治中心、半生都在官场博弈，却也在晚年时期罢政离俗，体验闲居优游之乐。
然而这些文人，要么入世情感过于强烈、归隐之心未能得到实现，要么是在晚年时期被迫罢政而形同归隐，其归隐情结都不如欧阳修那样强烈。
欧阳修作为仁宗朝的文人典范与士子师表，他对于隐逸群体的频繁交往和交流，对于他们出处方式与隐逸生活的肯定和赞美，对于隐逸生活的靠近与最终实践，都成为仁宗朝以后仕隐群体沟通融合的借鉴与宣扬，促进了北宋在仁宗朝以后文人群体“出处无间”观念的形成。
二、欧阳修对于仕隐融合的促进
从与隐逸群体的交往方面来看，欧阳修所交往的隐士或文而不仕之人超过23 位，包括初任西京时的智蟾、明因；初贬夷陵时期的何参、知白；再贬滁州时的惠觉、李景仙、田处士；晚年居高位时的李士宁、常秩、许道人等。其交往的隐逸群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传统隐士，多为偶然相逢的不知名之人，欧阳修经常与其赠别酬唱，笔下常有追慕之情与对归隐的求而不得，如《赠隐者》中，盛赞隐者身在嵩山最高处，与雪为友、与龙为伴的高洁品性，并不舍与其的邂逅相逢：“饮罢飘然不辞决，孤云飞去杳无踪”，言语之中的崇敬向往之情显而易见。
二是文而不仕的处士，在与他们的惺惺相惜之中，面对处士高风亮节，欧阳修常常反思自我入仕得失——《舆地纪胜》中记载何参博学孝义、不求闻达，以处士闻名，“欧阳公宰夷陵……深加爱重”，欧阳修在笔下也言及自己至夷陵时常常携酒以问（《夷陵岁暮书事呈元珍表臣》），面对这位西邻高士，他深觉世俗牵绊、恐失天性，并表示自己“因知吏隐乐，渐使欲心窒。”
三是精通儒学知晓进退之道的僧道群体，虽然据苏轼所言，“（欧阳修）公不喜佛老”，然而欧阳修并不排斥学佛老之人，并且“其徒有治诗学、学仁义之说者，必引而进之”。
一方面欧阳修爱重佛老学徒中有才之人，劝诫他们皈依儒门，如诗僧惟晤与其交好，留下了二十余首唱和诗，面对惟晤的虚心请教，他谆谆教诲道：“其言在合理，但惧学不臻”（《酬学诗僧惟晤》）。
另一方面，他面对佛道中通晓出处进退之理、言行同隐之人，对于其出世又表现出虚心借鉴的态度与羡慕之意，如送别县颖归庐山时，直言“羡子识所止，双林归结庐”，惜别慧勤归余杭时，感叹其云游焚香的生活胜过自己“车马尘，鬓发染成霜”，相似的还有与琴僧知白、明因大师、释秘演、李景仙道士等的交往。
从这些与隐逸群体的交往行为与交流言辞之中，不难发现欧阳修对于隐逸群体的重视、认同，以及对其出处方式的借鉴、欣赏，乃至向往，这与仁宗朝以前的大多数仕隐群体的交流对话相比，更加密切和深入，并且更多地触及到关于出处的根本性问题了。
而从欧阳修自身对于出处之道与归隐情结的表现与抒写上来看，共涉及约 324 篇作品，时间跨度从天圣八年（1030）持续到熙宁四年（1071），并最终真正实现了归隐，其表现出来的对于隐逸的关注和热忱程度，在北宋仕宦人群之中也非常突出。
从接受的角度上来看，欧阳修对于隐逸群体的沟通交流，对其出处的肯定、欣赏，对于归隐之事的追慕与向往，还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与应和，在北宋仕宦群体之中具有较高的认可度。
一方面欧阳修所交流与沟通的隐逸群体，常常为周围文人群体所共同熟知，并且由于自身的身份地位，使得其对话的隐逸群体也得到关注与认可，从而增加了仕隐群体之间的交流。
如欧阳修曾为之诗文集作序的僧友释秘演，他在笔下直言“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力赞其品行与文学造诣之高；文莹也在《湘山野录》中记载了欧苏二人为石介撰、书墓表，被释秘演镌刻售卖，欧阳修生怨，被秘演两次言语巧妙化解之事，从侧面说明了释秘演与欧阳修、石介、苏舜钦、文莹等人皆相识。
并且在该群体中，欧阳修的话语权可能最高；尹洙更是紧接着欧阳修的步伐作了《浮图秘演诗集序》，专门提到“永叔因石曼卿始以知演，见其衰而闻其壮所为，是以为之悲”，可见欧阳修在该群体与释秘演的交流过程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再如僧人慧勤，欧阳修曾在与他的赠别之作中言其有仁义之志，并向往其餐粟饮露、日夕焚香，不必车马周折、鬓发衰白的悠然生活，是将其视为隐逸者看待的；欧门弟子苏轼因此结识慧勤：“屡见公，得勤之为人，然犹未识勤也”。
还在欧阳修的嘱咐下与慧勤相熟：“过汝阴见公，屡属余致谢勤”，并且交好多年，二人因欧阳修得缘之事在苏轼《钱塘勤上人诗集序》《六一泉铭》等文中都可发现……可见欧阳修与隐逸群体的交往交流对于仕宦群体的影响。
另一方面，欧阳修作品中常常抒发的归隐之情与出处之道，也频繁被周围及以后的仕宦群体所关注，并酬唱、应和，从而增加了仕宦群体对于隐逸的理解与接纳。
如在《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中，欧阳修向梅尧臣诉说自己崇尚陶渊明、愿不求外物、不随时迁、以琴为伴，梅尧臣即在和诗中表明自己的知己之意：“知公爱陶潜，全身衰弊时”，并表示自己对其脱俗之举的欣赏认同：“寂然得真趣，乃至无言期”。
在二人的其他唱和赠答诗作中，他们也常常以陶渊明为线索，纾解心中的归隐之情，如欧阳修自夷陵县令改乾德县令时，面对友人谢官致仕之事，他表示自己也将弃官归隐：“他年我亦老嵩少，愿乞仙粒分余馨”，梅尧臣随即洞察其沮丧之意，并以陶渊明风度气节宽慰他：“渊明节本高……饮罢即言归，胸中宁郁郁。”
欧阳修贬滁时期，修丰乐亭，在知颍州时，他明确表示自己思念丰乐、魂梦相逐，并直言“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报，进退奚为可”，可见丰乐亭实则寄托着他淡看出处、从容进退、志在山水的心情。
这种仕隐情怀，在苏舜钦和诗《寄题丰乐亭》、蔡襄和诗《寄题滁州丰乐亭》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与之相似的还有刘攽《题欧阳永叔新凿幽谷泉》与其诗作《幽谷泉》中鄙弃轩冕之意的相和、梅尧臣《河南王尉西斋》与其诗作《河南王尉西斋》中载酒幽居之境的相和等等。
三、总结
在众多仕宦群体与欧阳修表现归隐志趣的作品的酬答唱和中，关于《醉翁亭记》的唱和最为突出和盛大，梅尧臣、富弼、张方平等文人纷纷唱和，解读与欣赏其中的陶然之情、自放之意、超脱之境，蔡絛、徐度、朱翌、葛立方、陈鹄、张鼐等批评家更是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与评点。
它所影响到的文人范畴甚至超越南北宋、远及明清，这使得欧阳修的“醉翁”形象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鲜明的典范，其实“醉翁”形象也正是欧阳修归隐、超脱情结的凝练。因此，不论从与隐逸群体的交流交往上，还是从其归隐情结对于仕宦群体的影响上，都可以看出欧阳修其人对于仕隐融合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