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东节度使的确立
河东势力的形成与河东节度使之间，会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新唐书》中记载：“开元十八年（730），更太原以北诸军州节度为河东节度使，自后节度使领大同军使，副使以代州刺史领之，复领仪、石二州”。由此可以看出，河东节度使正式确立于开元十八年（730），其设置主要是唐中央为了应对北部边疆严峻的边防形势而做出的决定，其管理的地区一般包括太原及辽、石、汾、代、忻、朔、蔚、云等九州之地。
至德元年（756）太原府、西河、昌化、楼烦、乐平四郡都隶属于河东节度使的管辖区域，至德二年（757）河东节度使的治所正式移动到了太原府，此时河东节度使的辖区范围包括河东地区的中部和北部。开元之后，唐玄宗设立十节度使，对于河东节度使的安排更加凸显了河东作为北部保卫京师角色的重要性。
“河东节度使，掎角朔方，以御北狄，统天兵、大同、横野、岢岚等四军，忻、代、岚三州，云中守捉；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管兵五万五千人，马万四千疋，衣赐岁百二十六万疋段，军粮五十万石”。而唐中央对于各道的军事状况也非常重视，“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疋，每岁经费：衣赐则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千二百一万”。
这一阶段河东藩镇开始有形成的迹象，但此时由于唐中央王朝的强大能够完全控制河东节度使，河东地区也就还处于唐中央的控制之内。中唐时期设立了节度使，本来是为了加强边防，所以一开始只设立在边境的一些州，主要希望节度使能在边境军事方面对唐朝的统治起到维护作用。节度使设立之初只负责军事方面的事务，政治方面不过多涉及，然而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引发了动荡唐代政局的安史之乱。
河东处于唐朝北部边疆，从防御战略布局来看，既是连接唐代北方民族与中原地区重要的过渡地带，又是长安、洛阳的对外屏障。在军事方面同样处于过渡地位，与周围节度使的军队相连接，使得安史之乱发生后，河东地区处于中间地带，成为战争多发地带，同时也成为唐中央抵抗安史之乱叛军的战略要地。
安史之乱之中，河东地区作为唐军与安史叛军集中交战的军事地带，地理位置对于双方的军事部署都很重要，因此双方都想争夺下河东地区，把河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郭子仪认为“河东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与此同时叛将史思明也认为河东地区很重要，率部下从不同方向进攻太原，“太原指掌可取，既得之，当逐场驱取朔方、河、陇”。
唐后期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已不是当初所期望的职能。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节制节度使的权力，保证中央的安全，对于一些方镇的定位和作用进行了整改，出现了一些“防遏型”方镇。
二、吐蕃的强盛开始
安史之乱后吐蕃开始强盛，侵占西域，致使唐朝在西域势力衰减，经营不善，间接导致河东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上升及与北方民族交流沟通功能增强。因此河东节度使一职的人选也非常重要，从唐朝设立河东节度使一职开始就对于该职位的人选非常重视，历任河东节度使基本都是唐王朝的重臣，唐僖宗时期宰相郑从谠担任河东节度使一职。
唐僖宗曾对其说，“朕以北门重镇，兴王故都，披全晋之山河，有陶唐之风俗；以尔曾施惠化，尚有去思，方当用武之时，暂辍调元之职；尔其厚抚战士，谨备粮储，必以黠虑革心，征师贾勇，善守训齐之令，以图台鼎之勋”。足以看到唐中央对于河东地区的重视，郑从谠也不负所望两次出任河东节度使替唐王朝牢牢把控河东地区。
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对地方藩镇势力失去控制，安史之乱也成为唐代藩镇根本变化的一个标志。安史之乱给唐朝政局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唐中央在此之后不断设立节度使，并且使一道的军事职能、行政职能与财政支配权都集中于节度使的手上，节度使所管辖的范围是藩镇，由此事实上使得藩镇成为了中央与州之间的行政单位。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很大，而河东地区除了河东节度使之外，在战时也设置了其余的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并未撤销。当时郭子仪镇守河中，李抱玉、薛嵩任昭义节度使，辛云京任河东节度使。
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时，改采访使为观察使，同时让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一举措出现后，很多地方藩镇长官已经由单纯的行政性质变为军政合一的地方势力。唐中央已无力掌控，河东地区逐渐形成自己的势力，河东道也就彻底分裂为河东三镇。河东镇作为河东地区最靠北的方镇，其成为接受唐朝北方民族移入的地区之一。
安史之乱后河东镇主要的职责是防御回纥等北方民族南下侵扰唐朝边境，保卫唐朝北部边疆安全。昭义镇位于河东地区东南部，治潞州。由于地势险要，不仅起着防遏河朔藩镇叛乱的作用，还起着保卫东都洛阳的作用，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成为李克用和朱全忠争夺的重点区域。河中方镇位于河东地区西南部，其是河东、河北两地区去往长安的必经之路，也在唐末时期起着调节河东李克用与宣武朱全忠的作用。
三、叛乱的开始
李克用认为河中地位重要，且不可落入朱全忠之手，因此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时对其大力支持，而朱全忠同样认识到河中的重要性，他曾要求兼任河中节度使，如此就可“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兴元元年（784）李怀光率部队驻扎在河中，后被逼谋反，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马燧主张讨伐李怀光，并率河东军亲自征讨。
昭义爆发刘稹之乱时，河东、河中二镇也曾讨伐过昭义，三镇也曾一起讨伐过成德、魏博等河朔藩镇叛乱。可以看出，河东三镇在其战略定位上各有各的用途，并且河东三镇在唐中央对其控制力强的时候，还是很依附于唐中央的，唐中央对其也采取了互相以制、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和平时期三者之间互相制衡。但河东镇则在沙陀势力入主之后变得强大起来，打破了这个平衡。
唐僖宗中和年间，李克用曾上奏朝廷以其弟李克修、李克恭任昭义节度使，至大顺年间朱全忠与李克用之间展开了对昭义镇的争夺，此后昭义节度使的任命完全掌握在二者之间，唐中央只能被迫承认。
朱全忠废唐昭宗自立后，昭义镇节帅丁会倒戈沙陀势力，此后李嗣昭担任昭义节度使，昭义镇就把握在了沙陀势力的手里。而河东镇与河中镇在中和二年（882），义武节度使王处存、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传皇帝诏令与李克用一起讨伐黄巢军，就有过合作。
光启元年（885）田令孜想从河中获取盐利，他忌惮李克用与王重荣联合，向皇帝建议把王处存和王重荣分别改任官职，孤立李克用，使其远离京畿地区。王重荣把此事告诉了李克用，李克用大怒，皇帝派使者调节，李克用也不奉诏令，河东镇与河中镇再次合作。李克用此后又助王珂任河中节度使，而王珂也约定娶李克用之女为妻，河东镇与河中镇的同盟关系就更加牢固了。
自李克用率沙陀势力入主河东之后，河东镇就一跃成为河东地区军政势力最强的藩镇，河东节度使也就成为了河东势力中最大的一股势力，而临近的河中、昭义二镇为寻求庇护，屡屡成为河东镇的附庸。待到元和十五年（820）原河东道已经有河中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所辖的河中、河东、昭义三镇。
会昌三年（843）唐中央分割河东藩镇原有的云、朔、蔚三州，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大同都团练使，至咸通十四年（873）原河东道辖区包括河中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以及大同军都防御使。可以看出在唐末时，原河东道实际包含的区域不仅包括河东节度使的辖区，还包括昭义节度使、河中节度使的辖区，以及大同军所属的代北地区，但由于河东节度使势力最大最强，因此仍旧以河东节度使及其所辖辖区为核心。
总的来说，与叛乱频发的河朔诸镇不同，唐王朝在黄巢起义前基本都是能把控住河东藩镇的，这一阶段内的河东节度使对于唐中央还是很忠心的。因此依然履行着守护唐王朝北部边疆的职责，起到了防范河朔诸镇叛乱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