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战斗力强悍之后金八旗军队，曾经连续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的胜利，大败后金政权两代国主——努尔哈赤、皇太极，对于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焕无疑是最后的希望；对于当时实力逐渐增强，逐步占领整个辽东地区的后金政权而言，袁崇焕更是最为强悍和难以征服的对手。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渡过大凌河，包围锦州，发起了宁锦之战。在袁崇焕的协调和指挥下，明军将士英勇奋战，后金军再一次大败而归。袁崇焕也因此成为令人瞩目的抗金名将。崇祯元年，他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结果却在两年后被朝廷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处死。袁崇焕作为明末著名的抗金将领，却被他一直忠于的明王朝以酷刑处死，并被京城民众刻骨仇恨，实为历史罕见。
毫无疑问，对于当时已经内忧外困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焕对于大明王朝，对于后金政权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存在，说其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绝对不为过。可就这样一位几乎能够挽救大明王朝于既倒的抗清名将，在崇祯三年八月，却被处以了极刑——凌迟重刑。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明史》中对于袁崇焕的罪名归结为“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分别指的是：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和袁承焕之间的和谈之事；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以十二款中重罪为由，诛杀毛文龙。
但在《崇祯长编》中，记载了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罪名有过更为详细的说明：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
也就是说，这个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被“英明”的崇祯皇帝列举了五大罪行：
其大罪一：付托不效，专恃欺隐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及六部群臣于平台。崇祯帝对袁崇焕寄以厚望，慰劳备至，咨询复辽方略。袁崇焕慷慨陈词：“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皇帝听后非常高兴：“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给事中许誉卿乘皇帝退而少憩之际，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之略。崇焕笑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关照在场的相关各部尚书照办，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对其策略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的崇祯皇帝，在袁崇焕前有“五年平辽豪言”，后却制定“以守为主”的平辽方案后，已经有了被骗的感觉，等到皇太极陈兵北京城下的时候，袁崇焕的“欺君”罪名，坐实。
其大罪二：市米则资盗
崇祯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发生大饥荒，请求袁崇焕通市。袁即上奏要开马市售粮给蒙古。此时朝中已经知道喀喇沁等部投金，崇祯帝警告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而袁崇焕则不以为然，上疏抗辩，为蒙古求情，最后迫使朝廷同意对蒙古开市粜米。
袁崇焕的错误判断和固执己见不仅带来了严重后果，也使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来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个袁在奏章中认为“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落。
也就是说，皇太极之所以能够陈兵北京城下，让崇祯皇帝险些提早成为“亡国之君”，袁崇焕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和条件提供。
其大罪三：谋款则斩帅
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在皮岛用尚方宝剑斩杀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东江总兵毛文龙。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
注意，袁崇焕乃系在诛杀毛文龙以后，才向崇祯皇帝汇报此事。虽然其拥有的尚方宝剑，有着“先斩后奏”的特权，但其诛杀的对象毕竟是威震一方，同样拥有这项特权的大将毛文龙。
对于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之事，崇祯帝闻之大骇，但也只得优旨褒答，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但是，毛文龙被杀以后，“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的严重情况很快出现，竟为后金政权统一辽东地区做出了直接贡献。
也就是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直接引起了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对袁崇焕的疑虑，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使毛文龙所建立的东江部队开始瓦解，失去了牵制后金的战略作用。
其大罪四：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
这件罪行直指皇太极陈兵北京城下的事件。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数十万兵马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辽西，以蒙古诸部为先锋，分路突破长城边隘的龙井关、大安口、马兰峪，攻陷遵化，进逼北京。崇祯帝一面令京师戒严，一面诏令各路兵马勤王。
而对于镇守辽东的袁崇焕，崇祯皇帝心中的不满，自然非常明显。虽然袁崇焕很快做出了反应，崇祯皇帝也“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但在袁崇焕以兵马长途奔波，疲惫不已，请求入城休整后，朝堂上下立马掀起了对袁崇焕的声讨之声。原本就对袁崇焕心生嫌隙的崇祯皇帝在下达“不许”命令后，令其“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手握重兵，既没有拒敌于长城以外，又没有阻敌于蓟门防线，而是跟到北京城下才与敌决战。此举使京城突遭兵祸，引起城外绅民的极度不满。于是“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些谣言和议论不断传到崇祯帝耳中，使他对袁崇焕的疑心越来越重。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问以擅诛毛文龙等事，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将其停职，入诏狱收监待勘。
其大罪五：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皇太极能够直接越过袁崇焕，直逼京城，让崇祯皇帝直接感受到灭国被诛的威胁，本就是该杀大罪。袁崇焕发现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进行追袭、拦截，而是率兵跟蹑。他不顾明朝勤王援军不得在京城下作战的规定，不听部将劝阻，率兵前往北京，于十六日晚抵达广渠门外。此时后金军已经在北京城外侵掠达四天之久。尽管如此，崇祯帝还是立即召见袁崇焕，而他不顾勤王援军不得入城的规定，多次要求率关宁军入城休整，均遭拒绝。
皇太极的八旗军队能够攻至北京城下，本就有着袁崇焕的最大罪过，崇祯皇帝对其是不是已经和皇太极达成某项共识和联盟，已经产生了怀疑。此时，袁崇焕再数次请求入城，肯定会被崇祯皇帝拒绝甚至会加深对其的怀疑。
由此可见，袁崇焕此时的“忠心”，就和当初许下“五年平辽诺言”一样，为自己的被诛奠定了绝对基础。
不可否认，袁崇焕对于后金政权的制约能力，对于大明王朝的挽救能力，乃属不可替代的所在，但其最终落于被凌迟的悲惨命运，或许并不在于皇太极的“离间之计”，不在于崇祯皇帝的“疑心太重”，更不在于崇祯朝堂奸臣们的陷害和攻击，而在于其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导致的。其连续走错的五步棋，就是导致其最终被诛的五大罪行。
第一步错棋：自大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经人提醒以后，袁崇焕意识到了自己向崇祯皇帝许诺之“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的狂妄之言，于是再度向崇祯皇帝提出“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的苛刻要求，试图为自己的“狂妄自大”寻找托辞，但可能连袁崇焕都没有想到，崇祯皇帝竟然一口答应了袁崇焕的苛刻要求。
这下，袁崇焕彻底的骑虎难下，只能迎着头皮艰难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此为袁崇焕下错的第一步旗，直接奠定了袁崇焕的被杀！
第二步错棋：杀毛文龙
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出山海关赶往宁远，督师蓟、辽。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如平定兵变、整顿军队、统一事权、重建宁锦防线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为袁崇焕之死增添了砝码。
不可否认，当时的毛文龙确实有着被杀的罪行所在。一是因其桀骜不驯、难以统驭，杀之以肃军；二是归并其军队，统一指挥。
但是，毛文龙毕竟和袁崇焕一样是统驭千军万马的边关大将，他在皮岛虽有诸多不法之事，但他屡次派兵袭击后金，使皇太极不敢全力放手西进，其对后金的牵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袁崇焕明知“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却大胆而自负地杀了毛文龙，并改编了他的部队，收归为己用。
这一步棋，袁崇焕错在了自己太过信任崇祯皇帝给予自己的“先斩后奏”之权，或者太过明显的表现出了自己对军权的巨大贪心。
第三步错棋：对蒙古的错误支持
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后，采取了类似于后金政权同蒙古部盟之间“满汉联盟”的政策，非常重视联蒙抗金。为了巩固自己费力推行的“联蒙抗金”政策，袁崇焕在蒙古遭遇饥荒的时候，不顾朝廷发来的“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提醒，一意孤行，擅开边关市场，恢复了早就禁止的边关通市。
可是袁崇焕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弄清楚到底哪些蒙古部盟才是自己刻意拉拢，哪些早已经归顺了后金政权。这些被袁崇焕救于饥荒的蒙古部门，虽然不包括科尔沁这等后金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但却有着太多的暗中勾连之部盟。
皇太极之所以能够绕开袁崇焕，直扑明朝都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被袁崇焕救下的蒙古部盟。他们不但为后金八旗军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还为八旗军队领路，直接为皇太极围攻京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就是说，皇太极陈兵明朝都城，袁崇焕间接的为其做了嫁衣裳，为自己的凌迟之刑再添上了几刀。
第四步错棋：擅自同后金和谈
其实，皇太极对袁崇焕施行的“离间之计”早在努尔哈赤驾崩的那天，就已经开始谋划。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
后金政权和大明王朝之间早已经成为水火之势，即使有着短暂的和平，也只是以图再战的缓兵之计。面对后金政权的“报丧”，袁崇焕的处理方式绝对不会被崇祯皇帝理解，甚至会予以谋通敌国的怀疑。
崇祯帝即位后，皇太极先后多次给崇祯帝、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巡抚毕自肃、东江总兵毛文龙等人送信请求和谈，但都没有回音，可以看出明朝君臣对和谈非常忌讳。崇祯二年闰四月，皇太极得知袁崇焕复出，便派人致书请求和谈。袁崇焕接到来信却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多次和谈，直到十月皇太极发动己巳之役，入关围攻北京。
袁崇焕与后金和谈虽然是为了争取时间休养兵马，巩固城池，构建防线，但也造成了朝廷君臣对他的误解，为自己被杀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第五步错棋：己巳之变，袁崇焕几乎一步都没走对
皇太极的大军直逼明朝都城之时，袁崇焕的回援看似让崇祯皇帝“甚喜”，但实际上这场就因为袁崇焕的“渎职”而直接造成的兵祸，早已经让崇祯皇帝对其心生嫌隙。而且，就职权范围而言，担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对都城所在也肩负着守卫职责。但是，在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分内之事”予以格外厚恩，“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时，袁崇焕非但没有立即请罪，为这场兵祸中，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而请求崇祯皇帝的原谅外，反而“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这不是找死吗？
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后，袁崇焕似乎心有怨气，直接在京城外郊同后金军队展开了鏖战，这看似忠心为国的表现，却让袁崇焕触犯了“勤王援军不得在京城下作战”的明朝祖制，袁崇焕的死期似乎已经确定。但在此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依然皇恩浩荡，“赐酒食劳军”。最后，在火炮的大规模使用下，后金军队方才退却，解除了都城围困。
但是，自认为立下大功的袁崇焕，却未来及享受成功快感，就很快被之罪下狱。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这里，将皇太极的“离间之计”记载为袁崇焕被诛杀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实际上，早在离间计之前，袁崇焕在朝堂之上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为什么？
这些在朝堂之上的朝臣们，为了躲避灾祸、躲避于都城内风行的瘟疫，几乎每家都在京郊有别墅大院，动产不动产全部集中在城外，似乎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京都的打算。袁崇焕选择在京郊同后金大军决战，无疑会严重破坏这些朝臣们的家产、别墅。后金大军退去以后，朝臣自然会将全部的怨气一股脑的发泄到袁崇焕的头上。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皇太极的离间计，在阉党的推波助澜和崇祯皇帝对其的忌惮和怀疑下，也势必会对其动手。
崇祯十六年，明朝都城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被逼着“国君死社稷”的崇祯皇帝在自缢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或许，这其中也有着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愧疚和悔恨之情，“为奸臣所误”的诸人诸事中，袁崇焕乃系最关键的所在。但是，袁崇焕在战略上只重宁锦防线而忽略全局、擅杀毛文龙而瓦解东江、违抗圣命入粜蒙古以及在己巳之变中的一系列指挥失误，或许又证明了袁崇焕的被杀，乃系必然结果，并无冤屈之处。
一代抗清名将袁崇焕，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或许死的并不冤！
参考文献：《明史·袁崇焕传》、《崇祯长编》、《明史·列传第二十三·庄烈帝第一》、《清史稿·太宗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