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生平
聂豹，明朝人，正德十二年中进士，任华亭知县，从此开启从政生涯。在出任苏州知府的时候，由于父母先后逝世的原因。嘉靖十年（1531）至嘉靖二十年（1541），聂豹先后在家丁忧守孝达到十年之久。
后来，聂豹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时候因被参贪污受贿一事而下狱，究竟有没有真的贪污受贿，不太清楚。史书记载只说证据不足，之所以下狱是被人又翻出来了。在入狱的时候，正是聂豹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聂豹的这段经历，像是复制了他的老师王阳明当年在“龙场悟道”的经历一样。聂豹在狱中完成的《幽居答辩》和《困辩录》，是聂豹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聂豹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末的时候，获释回家积极参与到了地方讲会活动中，并与邹守益等人举办了冲玄讲会。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常常骚扰明朝境内。在此时聂豹的学生徐阶给明世宗推举聂豹，聂豹重新获得了报效国家的机会。嘉靖三十二年（1553），聂豹迎来了他仕途上的巅峰时期，他担任了兵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1555）二月，聂豹因病请辞回家。至此聂豹，专心于治学和推广王学。
聂豹归家之后积极地参与学术交流，还将王学的理念运用到丈量土地和改革赋税中。此外他还推行宗族建设和乡约的制定，很好地发挥了王学在经世致用中的作用。嘉靖四十二年（1563），聂豹病逝，年七十七。
明中晚期的社会危机
从统治者来说，明朝自 1368 年朱元璋称帝以来，共经历了十六位皇帝。聂豹所处的时代，主要是明武宗和明世宗当朝的时期。
在明武宗当政时期，出现了刘瑾等宦官蛊惑皇帝贪图享乐，骄奢淫逸的做法。虽然后来刘瑾被凌迟处死，但是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好转起来。明武宗的腐朽统治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喜好女色、玩猛兽、大兴建设和宠江彬，到处游玩。
明武宗死后，明世宗即位开始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改革措施：清理庄田、实施救荒措施、“命群臣陈民间利病”。但是很可惜，明世宗没有很好地执行下去，后来这些措施都被一一抛弃了。
明世宗昏庸的本性不断显露出来，世宗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议大礼”中，以及追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迷恋方术想要成仙等等荒唐之事中，闹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
从经济上来说，明代中叶的中国社会，在明初社会经济发展与恢复的基础上，发生了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国家机器运行到中后期时，伴随而生的一些封建社会固有的问题，但与以往社会矛盾不同的是，此时社会中开始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对封建社会的起到了强烈的冲击。
明朝中期以来，封建国家对土地逐渐失去了有效掌控。小农经济遭到破坏，使明朝的统治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明初，土地兼并问题相对缓和，在大规模落实的垦荒政策中，自耕农占有相对优势。这为明初的专治集权政治，奠定了结实的经济基础。
从朱元璋在位时的很多政策都是为了扶植小农经济，保护自耕农民的利益是其重要的施政理念。然而这种施政理念在朱元璋去世的半个世纪之后，局面发生了悄然变化。明中叶以来，小农经济不断遭到破坏。虽然明代地主阶层政权还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期，经济实力与以往总体情况相比还保持着相对平衡性。
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地主阶级日趋腐朽，更加贪求无厌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于是在全国便形成了一个空前广泛的土地兼并狂潮。由于明中叶以来的大规模土地兼并，使千万小农失去了耕种的土地。至此从十五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在中国社会普遍化地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明中叶的流民问题，具有爆发性和全国性等主要特征。
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全国许多的地区都爆发了农民的大量逃亡，并与其他户籍流亡人口汇合，集结成广大的流民群，遍及全国十三个省份。流民问题使明朝中后期社会产生了不稳定因素，一群没有事干的人是不会老老实实在那里呆着的，他们会制造出更多的事情。
既然赖以生存的农活儿不能再做，且每天都要祭五脏庙，那么在那个以农为主的社会里一群并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会做出什么事呢？暴力，成了最好的宣泄口。且他们又有着充足的理由。
从官僚阶级来看，在明代集权政治的发展史中，皇权极高。但到明中叶以后，天子多追寻享乐，政治和生活上日益腐化。皇帝利用内阁和宦官来控制局面，而内阁又多受制于宦官，两者也争相利用皇帝，互相争斗。
此外内阁内部的不断纷争，也日益加深着明朝的政治危机。因为内阁是官僚机构的中心，是地主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权力的场所。在内阁制度下，明代的官僚群，形成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政治集团，相互斗争，演变成为政治上严重的分裂与党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帝在位时，明朝的边防力量大大衰败，卫所制度废弛。朝廷在职官员、士人阶级则无所作为，腐朽无能。整个社会如同一滩死水，再披上一层薄薄的毫无生命力的名为“繁荣”的皮囊，无论是外界轻轻地撕扯，还是内部点点滴滴的啃咬。这幅皮囊都开始变得面目全非。往日为学之人的清风傲骨早已淡然无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早已变成空头口号。但不是没有人愿意去充当“医生”，聂豹就是其中一员。
聂豹对社会现实的“改变”
但是身处在一个时代的士人，都会有一种时代使命感。他们希望自己的思想言行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中得到应用，聂豹也是如此。可在当时的社会，论科举，已经明显显露出了弊病，儒士们会认字、会写字。却不再理解当中真实的意思，理论与现实的割裂愈加明显。
另一方面，除了朝廷内部出现的问题。长期战乱、民不聊生。对此，聂豹开出了自己认为的“良药”，提出社会控制思想的哲学基础，社会控制思想是一种从精神层面联通实际社会问题处理的思想理论，这就需要在民众的精神内在中构建同一个“天理道心”，使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言论自觉地向精神上层的内核靠拢。简单来说，就是用精神影响、指导现实。
首先，聂豹建立了“道心惟微，本虚寂也”本体论思想后，也为其社会控制思想中的道德本体论找到了依据。在古代社会，封建统治者不仅需要具体的政治制度来控制，也需要加强对人们的精神控制。这种控制合理性的建立，是要为其三纲五常思想、尊卑等级思想找到天然的理论依据。聂豹和其他儒家学者主张的“性与天道”同出一原的道德本体论，成为了天然的理论依据。
其次，聂豹从“性与天同”的心性论观点出发，论述了社会控制的基础。即民众具有可塑造性，这种可塑性表现在人心本真之处原于天理，因此可以通过教化而使人心返璞归真，回到“天理”。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心的表现往往是具有两面性的，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只有弄清楚影响人心志的善恶是来源于何处，才可以在此处下工夫不断扩充人的天性。祛除贪婪自私对人心的侵蚀而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大同社会也会逐步建立起来。
同时，提出了“气”，聂豹认为人从出生的婴儿直至终老，虽然有动静之分。但是大体上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还是受到“已发”的情感的影响，而这些都是由“气”来主导的。因此，聂豹认为只有善学者通过加强自我修养的人，才能将天理与气禀相结合达到合而为一的效果。“气”虽然有恶的一面，但是它也能变幻出“善”的一面，“善”的气才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石，常存“善”气就是民众共同奋斗的目标。
可见聂豹在论述了有善有恶的“气”的民众的危害后，更加说明要加强对属性是恶的“气”的控制。如果恶的“气”对人的侵蚀过于严重人的社会性就会减少，这种后果是动物性的不断扩充导致文明社会将不复存在。
最后，聂豹从心性论的角度来论述人的可塑性，并提出了“归寂通感，立体达用”的工夫论。聂豹希望通过“归寂通感，立体达用”的工夫论，实现依靠人们心性中与天理相符合的部分进行自我反省的社会控制方式。
封建社会“三纲五常”这些都属于民众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也是民众自我反省的参照物。聂豹认为当民众内心达到“静”的状态时，才会去思考有没有做到一切行为都符合社会公德不去做越界行为。
至于聂豹的这服药有没有救下明王朝，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查吧，或者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建议后者。得来太容易的东西，或许并不容易被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