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灭亡前几个月，在浙江东阳发生了一起特别令人无语的叛乱，这就是“许都之乱”。
这场叛乱形象地说明了明朝为什么灭亡。
话说崇祯十六年，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大明最后的希望，兵部尚书孙传庭在这一年十月兵败被杀，大明在关内唯一听从朝廷命令的重兵集团全军覆没。
在这一危机关头，有大臣就向崇祯皇帝建议，时局都到这个地步了，要不就干脆鼓励各地忠义之士募兵北上勤王吧。
崇祯觉得这主意不错，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同意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个远在浙江东阳的官三代忠义之士准备响应号召，凭借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很轻易地就招募了一万人。
这个忠义之士就是许都。
他不仅是忠义之士，严格来说，他还是明朝货真价实的“官三代”。
之所以说许都是官三代，是因为许都的祖父曾经做过明朝南京兵部尚书。
他的老师和好友都是明末赫赫有名的人物。
许都年轻时在嘉兴求学，曾师从“几社”重要成员何刚，又为“复社”、“几社”两社领袖陈子龙的赏识，陈子龙时任浙江绍兴府推官。
许都并不是“吹出来”的豪杰，他还曾亲率二十余壮士在太湖巨寇手中解救“复社”名士吴昌时的外甥，是货真价实的文武双全。
事实上在崇祯下旨号召天下忠义之士北上勤王之前，陈子龙已经写信给许都，建议许都募兵办团练，然后北上勤王。
而许都曾经的老师何刚也被崇祯皇帝征召入京，何刚还在崇祯面前反复推荐许都。
许都家世、人脉都不缺，还在皇帝面前挂了号，原本应该是明朝忠臣良将的他，居然被当地县官逼反了。
当时，东阳知县叫姚孙棐，他可不管明朝是不是风雨飘摇，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借口加强兵备的名义摊派收钱的好机会。
姚孙棐就盯上了许都。
姚孙棐当然知道许都是一个“官三代”，而且师友都是朝廷命官。
但是姚孙棐并不担心，这是因为许都家已经三代没有出过一个朝廷命官了，许都自己也只是生员身份；其次，许都的师友虽然都是朝廷命官，但是都管不到姚孙棐这个东阳县令。
陈子龙如果强行要为许都出头，那么姚孙棐完全可以状告陈子龙越境插手东阳事务，到时候，挨批的肯定是陈子龙，因为越境干涉地方事务在明清都是官场大忌。
最重要的是姚孙棐是当时浙江巡抚左光先（左光斗之弟）的姻亲，所以他并不害怕许都的师友。顺便说一句，《雍正王朝》里著名的文官张廷玉的妻子和张廷玉母亲都出自姚孙棐同族。
面对姚孙棐的索贿，许都只是生员身份，仅薄有家资，白银一万两（相当于姚孙棐222年薪水），许都实在拿不出，就向知县姚孙棐乞求减免，遭拒。
刚好此时义乌有人假冒着宫中司礼监的名义募兵，被抓进监狱，在义乌典史强一谦的引导下，诬上了许都。
姚孙棐也借此诬陷许都，说他结党谋逆，索要白银万两，不给，就要按他“结社”的名单抓捕乱党。
正在这个时候（崇祯十六年，十二月），许都母亲去世，东阳县典史又来索要万两白银，许都虽然家世显赫，但是由于祖父以后，家里没人做官，许都本人也只是生员，家里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结果典史不顾许都母丧，直接骂了好几句难听的，结果被许都身边的豪杰之士连骂带打的赶跑了。
知县姚孙棐和典史强一谦一看许都还是生员就这么“嚣张”，心想要是北上勤王立了大功，皇帝封他一个兵备道，那还得了？
以他的家世和人脉，自己将来是不是死定了？
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派人向更上级的分守道王雄诬告许都谋反，坏了许都的前程，自己也就安全了。
结果正好赶上分守道王雄去福宁州上任，在义乌被风雪所阻，得知反谋大喜过望，不分青红皂白就派遣官兵抓捕许都，许都手下本就多豪杰之士，义乌、东阳又是强兵之乡，他的铁杆兄弟冯龙友、戴法聪轻松打跑了抓捕的差官，送葬的群众义愤之下，拥许都为首，打出了“诛贪吏”的旗号，人人白布包头，人称“白头军”，迅速占领东阳、浦江、义乌、永康、武义、汤溪、兰溪等县，围困金华府。
这就是许都之乱的起因。
许都之乱结局很凄惨，许都主动投降后，许都以及身边亲信63人被浙江巡抚左光先全部斩首。
许都一案暴露了明末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明朝这种体系之下，皇帝的利益和基层官吏的利益并不一致。
对于姚孙棐、强一谦这样明末基层官员来说，明朝存亡并不重要，个人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才会勒索许都一万两白银，才会在勒索不成的情况下诬告许都谋反。
姚孙棐、强一谦并不是不知道许都可能真造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许都真造反都比许都北上勤王立大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如果许都真北上勤王成功大破李自成，要效仿李广行灞陵尉故事，自己岂不是超级悲惨？！
凭什么要为了拯救朱明江山社稷搭上我姚孙棐、强一谦的一条命？
别说一条命，为了拯救大明就是搭上自己一根腿毛，他们也是舍不得的。
事实也证明，明朝灭亡不等于基层官吏失业，清朝留用了大量明朝的基层官吏。
大家耳熟能详的“嘉定三屠”，其实就是一个清朝任命的县官带着三个伪装成满人的苏州衙役搞出来的，而衙门其他人都还是留用的明朝时的原班人马。
《官场现形记》里有一段辛辣又入骨地描写了明清底层官吏的心态：
将来就算是洋人夺了天下，洋人也是需要官儿来管百姓的，吾辈何须烦忧？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