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的成因是什么？
解释起来相当复杂，既有权力的争斗、又有利益的纠葛、还有道德的沦丧、更有人性的扭曲。
那么，有没有什么史实能简单、明了的解释土木堡之变的成因？
有，《万历野获编·补遗》中恰好就记载了一则这样的史实。
正统十三年，对向行进的大宁都指挥佥事李暠和祁州知州李玉在某条不知名道路上遭遇了，按理说，两人打个招呼、各自错开过去就行了，可是，不知是道路狭窄、还是怎么回事，李暠却非要李玉给他让路，李玉不肯，李暠就跋扈的命令亲兵手持军棍将李玉打了一顿，然后才大摇大摆的通过，李玉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从表面上来看，李暠的军棍、李玉的被打同土木堡之变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如果我们捋一下土木堡之变后都发生了什么，就能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
景泰元年，于谦率领三大营取得了京师保卫战的胜利后不久，居然以三大营战力孱弱为由，废除三大营、设立十二团营，于谦任团营提督，文官集团的触手深入了京营。
景泰二年，大同镇一老卒因营伍之事与其他军户产生了纠纷，按照明太祖时期订立的制度，营伍纠纷应由大同镇守总兵、定襄伯郭登处理，可是，大同巡抚年富居然擅自跑到总兵衙门蛮横的要求由自己处理此事。
年富所为在当时明显属于“越职”，郭登当然不会允许，并且为了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郭登就将年富越职一事写入奏疏呈交明代宗。
鉴于于谦的威望，明代宗将郭登的奏疏交给了于谦处理，结果，于谦以巡抚都御使是“朝廷风纪之司”为由，不仅没有处罚越职在先的年富，反而以“妄言挠军”的罪名“诏卒诛”。
如此一来，于谦就在事实上借用了明代宗和朝廷的名义为巡抚地位凌驾于镇守总兵之上做了背书。
巡抚在明代初期属于临时性官职，正统、景泰时期，伴随着巡抚转隶都察院、镇守文官和巡抚合二为一，巡抚才成了朝廷派驻各地的正式官职。
朝廷将巡抚从临时性官职变为正式官职的本意，是想在各地以巡抚、镇守总兵、镇守宦官之间的相互制衡取代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之间的相互制衡，可是，在土木堡之变后镇守宦官被召回的情况下，于谦为巡抚地位凌驾于镇守总兵之上做背书的行为就使巡抚攫取了各地的军、政大权。
景泰中期，文官集团乘武将勋贵势力在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创之机开始将原本属于五军都督府的“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等权力逐步转移到兵部，后又历经天顺、成化、弘治三朝，五军都督府的所有权力几乎都被转移到兵部，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
文官集团的触手深入京营、巡抚攫取了各地的军政大权、五军都督府名存实亡后，武将勋贵们在面对文官时再也没有了李暠的跋扈，至万历初期，威震辽东的宁远伯李成梁、战功赫赫的戚继光给文官张居正写信时竟然要用“门下沐恩小的某万叩头跪禀”作为开头。
李成梁、戚继光都是如此，可想而知其他武将勋贵在面对文官时会如何，有一牛姓副总兵在给浙江巡抚张永嘉的信中就极尽卑微的写上了“走狗爬见”四个字。
此时，面对卑微的武将勋贵，文官们终于不用再忍气吞声，反而变得趾高气扬，心安理得的将武将勋贵视为家仆。
如果没有出现文官们在万历初期将武将勋贵视为家仆的情况，李暠的军棍、李玉的被打同土木堡之变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不会成立，反之，它们之间就有了因果关系。
虽然这个因果关系在万历初期被证明成立，但是从土木堡之变发生历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七朝至万历初期的整个过程未免太过漫长，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复辟后）、明宪宗、明武宗都采取过扶持武将勋贵势力的行动。
得益于明英宗、明宪宗、明武宗断断续续的扶持，文官集团在逐步磨掉了武将勋贵们的跋扈后，却只能做到视武将勋贵为家仆，始终不能将土木堡之变中遭受重创的武将勋贵彻底打垮。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后，在武将勋贵面前趾高气扬没多久的文官们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亲政的明神宗又开始扶持武将勋贵势力了。
万历十五年，发生了一件文官们眼中的大事：宣府巡抚许守谦在检阅宣府镇军时，被刚刚调任的宣府镇守总兵李如松强行拉着平起平坐。
好不容易才将忍气吞声变成了趾高气扬，李如松居然还想平起平坐，明摆着是在捅文官集团的马蜂窝，一时间，文官们群起弹劾李如松，结果，明神宗仅仅将李如松罚俸了事。
对于明代后期的镇守总兵们来说，罚俸就是无关痛痒，所以，明神宗对李如松的罚俸就等于公开了对武将勋贵势力的扶持。
有了明神宗的公开扶持，以李如松为代表的万历朝武将勋贵顺势成为了宁夏之役、第一次抗倭援朝之役的主角。
尤其是两次战役的胜利，大明终于在永乐之后再次迎来了一个将星璀璨的时代，李如松、麻贵、刘綎、杜松、吴惟中等武将勋贵皆是战功赫赫、威名远播。
正当将星最为璀璨之时，李如松竟然因李家最为信任的李平胡泄密而在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中伏阵亡 。
李如松阵亡后，万历朝的将星猛然暗淡，文官们乘机成为了第二次抗倭援朝之役、播州之役的主角，文官集团成功的令武将勋贵错失了同自己平起平坐的最后契机。
为了避免神宗之后明代皇帝再次扶持武将勋贵势力、彻底打垮武将勋贵势力，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发生已经成了必然。
第二次土木堡之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后，对武将勋贵势力打击最大的那次战役就是第二次土木堡之变。
这次战役就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威震草原的“杜太师”在文官集团的攻讦下变成了有勇无谋的莽夫，从东北打到西南、百战百胜、战功赫赫的刘綎在文官集团的攻讦下变成了一心抢功的小人，第一次抗倭援朝之役中勇猛无敌、在横城大破著力兔的李如柏在文官集团的攻讦下变成了畏敌避战的懦夫，镇守开原、恪尽职守的马林在文官集团的攻讦下变成了将门犬子。
这种情况下，以杜松、刘綎等人为代表的万历朝武将勋贵就成了误国之贼。
土木堡之变时，数十位武将勋贵虽然阵亡的憋屈，朝廷好歹还承认了他们是为国捐躯，而萨尔浒之战明军惨败后，武将勋贵们却成了误国之贼，所以，萨尔浒之战对明代武将勋贵势力的打击已经超越了土木堡之变，仅次于洪武时期的“狡兔死走狗烹”、永乐时期的丘福丧师十万。
堪称第二次土木堡之变的萨尔浒之战后，无论明军惨败的缘由是什么，武将勋贵势力都已经被彻底打垮，并且失去了再次被皇帝扶持的资格，明代的文官集团终于能安稳的将武将勋贵势力踩在脚下，直至大明灭亡。
【玺言春秋明末历史第六十九讲，参考文献：《万历野获编·补遗》、《明世宗实录》、《明史》、《明季北略》、《明神宗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