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河南省新郑市有一个村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阁老坟”，细细走访才发现，这里“长眠”着明朝中期的一位大人物，曾左右明朝历史的发展格局。
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也褒贬不一，网络上也长期存在一批明朝的“忠粉”，对明朝历史的推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明史的研究，一直都是颇有热度的，我认为，明史中其实最有“嚼头”的还是明朝的中期。这个阶段，明朝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各种衰败疲惫之气逐渐萌生。可以说，明朝末年的场场悲剧，几乎都能从明朝中期找到映射和起源。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各种盘根错节的矛盾，明朝中期的历史才显得那么的多彩。别的不说，就单单人才来说，这个时期就属于集中“涌现”的高潮期，为明朝历史的走向奠定了基调。
出于职业的倾向，我常出去走访一些历史古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新郑发现了一个村庄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阁老坟”。根据经验，我觉得这个村庄名称应该大有来头，于是就去走访了一圈。不去不知道，一去才发现，原来这里长眠着一位曾左右大明朝局的大佬——高拱。
那么，高拱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咱们就慢慢聊来。
出身官宦之家，执政思想高屋建瓴
与张居正“出身寒微”不同，高拱出身于典型的官宦之家。他的祖父、父亲、兄长都是科举高中，长期在外地做官。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典型的“官三代”、“官二代”。
有了这些家庭资本，高拱在小时候就见识非凡，因为他长期跟随祖父身边，得以游历山川，拜访名家。中举之后，他甚至直接进入了著名的“大梁书院”，追随父亲的挚交王廷相，被聘为教习前后长达十余年，在这里，他接触了许多学问大家，也为自己日后做官，打下了理论根基。
深陷政治旋涡，竟与徐阶水火难容
纵观整个明朝，我认为最会做皇帝的人就是“嘉靖皇帝”，他修道二十余载，大权却未旁落，可谓是“帝王之术”中的高手。
可是，自认为“清心寡欲”的嘉靖，却是个奢侈之人，他修道的花费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可是，偏偏他又想时刻掌握着“道德”按钮，所以，这些巨大的开销，不能算在皇帝的头上。于是乎，严嵩之流也就成了嘉靖皇帝的“救火大队长”，嘉靖挥霍，严嵩背锅，长期保持着这个模式，这也是严嵩能够屹立二十年不倒的重要原因。
不过，人得势时间久了，就会麻痹大意，严嵩也未能免俗。他想不到，自己身边一直“毕恭毕敬”的徐阶，最终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明史》里是这么描述徐阶的：
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初事嵩甚恭谨。及是，知帝闻嵩贪，及世番奸恣状，乃授意御史邹应龙劾之。
这里面的“阶”就是徐阶，“嵩”是严嵩，“世番”是严嵩的儿子严世番。文字意思不难懂，我就不再翻译了。徐阶城府颇深，一直在严嵩面前表现得很乖，可当发现皇帝知道严嵩贪污之事的时候，赶紧鼓动邹应龙上书弹劾，一举扳倒了严嵩。
严嵩倒台之后，徐阶顺理成章接任了内阁首辅，成为文臣首领。可是，与严嵩相比，徐阶不见得有多高明，其心之“贪”，远超严嵩，家里田产多达二十四万亩，为朝野所诟病。
身为阁臣，高拱眼看徐阶的人品如此不堪，而且碌碌无为，带头贪污，使朝廷风气大坏。于是，脾气火爆的他，再也无法忍耐，竟与徐阶相互攻讦，水火不容。
后来，高拱拿徐阶起草的嘉靖皇帝遗诏说事，说徐阶诽谤先帝，有不可饶恕之罪，以至于到了“徐公谤先帝，可斩也”的地步，于是二人彻底撕破脸皮，产生多次摩擦，和事佬李春芳多次调节，都无济于事。而高拱曾为隆庆皇帝的老师，徐阶也拿他没有办法。
久而久之，内阁已经成了是非之地，隆庆皇帝为了缓和矛盾，处置了几个言官了事。高拱自讨没趣，索性辞官而去。
可徐阶由于自身问题太多，也没支撑太久，也被迫辞去了官职。
徐阶走后，内阁首辅的位置落入老好人李春芳的手中。可不久，高拱即复出。李春芳是个明白人，他深知首辅位置是个风口，高拱复出之后，势必把自己当成挡路石。于是，李春芳急流勇退，辞去了官职，回家养老去了。扫视朝廷各臣，已经无人可以与高拱并驾齐驱，于是，首辅之位也就成了高拱的囊中之物。
行政思路开阔，却因政治迫害黯然退场
谈论明朝的历史，一些朋友喜欢拿某个点去说，实际上，这容易陷入主观误区。
审视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应该放在当时的世界大背景中去。当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大航海和文艺复兴的重要拐点，而在这关键的时刻，我们中国却突然显得那么得“内敛”和“羞涩”，玩起了闭门造车的游戏。
这其实也能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是兴盛于农业，在我们眼里，农业能够直接带来食物，比任何事情都来得实惠。于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小农思想”就一轮又一轮的爆发，如果放在以前，我们这种小农思想也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毕竟世界其他区域还是那么的黑暗和愚昧，而明朝中后期就不同了，西方开始大踏步向前走，而我们却躲在小农思维里沾沾自喜，久而久之也就落后了。
高拱不同，他行政的思路相当开阔，对“通海运、兴工商”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兴趣。《明史》他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海运一事，会予去位，当事者务反我所为，遂议罢。所造海舟弃之无用，沿海诸备皆废，予闻而三叹，可惜也。
意思是，海运的事，因为他下台了，当政之人就废除了，非常令人可惜。明太祖朱元璋曾三令五申“片板不许下海”，而打破祖制，需要何等的气魄，仅此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高拱的历史地位。隆庆五年，在高拱的一再坚持下，海禁终于被打破。只可惜，高拱当政时间太短，这个令人期待的政令最终被张居正破坏。
试想一下，适逢西方大航海时代的高潮，如果我们也能驰骋海洋，见见外面的世界，或许就会给明末的危机带来一丝的希望，甚至会带来资本主义的增长，每逢读到此处，我都深感遗憾。
除了海运之外，高拱在其短暂的首辅生涯里，还以花甲之年，发挥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沛精力，使明朝的政风为之一振，为张居正的改革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比如，力排众议，推动与鞑靼的贸易；开源节流，使财政大幅度好转；发展工商业，使江南经济更加繁荣；肃贪反腐，裁汰冗员，改革官员选拔程序；等等。篇幅所限，我就不再展开赘述了。
最终，高拱的黯然退出也是跟自己的性格有关，他性格刚烈，口无遮拦，给自己带来了大祸。
当时，高拱为了推动改革，本想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可是，此时掌权的司礼监大太监是万历皇帝的“大伴”——冯保。此厮为人机警，深知李太后和万历皇帝的“软肋”。孤儿寡母，最怕朝臣欺负，于是，冯保就秘密与张居正联合，把高拱那句“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之言无限放大，刺激了李太后，最终高拱被驱逐回原籍，郁郁而终。
毁大于誉，其中有历史缘由
翻一翻《明史》，你会发现，史书对高拱的评价并不高，甚至多有诋毁之语，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不难理解，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可供大家参考。
其一，《明史》为清朝官修，有意压低高拱。高拱在位期间，整顿边防，对东北的女真采取极其强硬的态度，清军入关后，对高拱自然是讳莫如深。清政府下令焚毁高拱的《边略》一书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其二，文坛领袖王世贞恨高拱入骨，对高拱添油加醋地诋毁。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曾蒙冤而死，而王世贞也一直在为自己父亲的平冤昭雪奔走，可惜并不顺利。于是，王世贞认为此事是高拱从中作梗。至于真相如何，现在也成了一笔糊涂账。对于高拱的记载，王世贞掺杂了很多的个人情绪，严重影响了对高拱评价的客观性。
其三，民国以来，为了质疑清政府的合法性，张居正被树立成民族英雄的典型，他的政敌高拱也就被人为刻意丑化，成了牺牲品。
总而言之，高拱的一生，虽然饱受争议，却不影响他作为治世能臣而存在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们看人待物，一定得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不能被一些不客观的舆论带偏。如果高拱能够大力推行自己的改革，会产生怎样的历史功绩，又有谁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