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均田制的健全成长，制造了唐朝以繁盛交换、流通为特色的富庶社会。相对， 庞大发展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倒反也形成盘剥农村的均田制强力摧毁力之一。法令许可出家免课役，所以则天武后时狄仁杰之言尚是“逃丁避罪，并集沙门”，以出家为逋逃薮。通过滥伪僧之道逃避租役，而且便以大户、富民为多。如此导致维系政权运营的税基受到极大侵蚀，国家日益衰弱奔向一条不归之路。
大唐历史剧中最是富丽堂皇的场面在前半场之末，唐朝文化极盛期玄宗时代推出。“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津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的物资流通景象，堪为写照。都市高度消费生活所反映衣、食、住、行、育、乐高水准，经济景气，社会富庶康泰，歌舞升平概观逾于贞观治世。
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并加礼赞，玄宗在位期太平盛世景象也媲美太宗时代的大唐金色世界。然而，开元之治究非全是贞观之治的回复。八世纪玄宗时代以来，却已渐渐脱离原规制而出现新的走向。
唐朝权力集中化的统一国家完成，根柢在蹈袭隋朝的均田制，由国家以一定均等规模的土地分配人民，固定人民于规制化的土地上而加支配，对土地、人民同时加以掌握，通过强制性组织的单位聚居团体，征集税、役。所以，均田制是土地所有制，也是支配人民的手段，环绕于此中心的军事、兵役制度（府兵制）、租税体系（租庸调制）、村落组织（乡里制），一系列机能组合成一整个的有机体， 唐朝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强大能率，便由此有机体的灵活圆滑运转而发挥。却也得以明了，任何构成环节，不允许出现任何破绽，特别以阻止分配到土地上的农民移动与没落为基本，否则运行定必发生故障。
破绽终于玄宗之世已分明存在，《唐书》杨炎传的说明颇为具体：“初，租赋庸调法，自开元承平，久不为板籍，法度抗蔽。而丁口转死，田亩换易，悉非向时， 而户部岁以空文上”。土地、户口的登记，田土还受，税、役征发等，都因生活安逸的怠惰而紊乱。特别又是“丁口转死、田亩转易”之句含义所包括，土地兼并现象已在加大，均田农民层分解，均田组织的矛盾渐渐明显。
动摇均田组织根本的这些反动力量：
——均田制的健全成长，制造了唐朝以繁盛交换、流通为特色的富庶社会。相对， 庞大发展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倒反也形成盘剥农村的均田制强力摧毁力之一。包括政府高利贷“公廨本钱” 自身的鼓励，以及“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 递相凭嘱，求居（户等）下等”所提示的弊情。
——法令许可出家免课役，所以则天武后时狄仁杰之言尚是“逃丁避罪，并集沙门”，以出家为逋逃薮。中宗时代李峤之言，直接已系“巧诈百情，破役隐身，规脱租赋。今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 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备之”，通过滥伪僧之道逃避租役，而且便以大户、富民为多。
——《资治通鉴》唐纪二七开元二年条：“中宗以来，贵戚争营佛寺，奏度人为僧，兼以伪妄。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则滥伪僧流行，又与权贵势力相结合。也因而再引起并发症， 如同系中宗时的魏元忠之言：“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专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以兹人道，徒为游食” 。
——课户富者有能力、有办法逃避租役，租役的担当者比重向贫者偏倚，而“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现象自则天武后时代初现后， 八世纪初中宗之世迭遭天灾饥旱，又由《唐书》《新唐书》诸当时人传记均可反映，流民、逃户非只继续发生，抑且增加。
如上的均田制疲相初起，政治感触敏锐人士已有警觉，李峤于武后证圣元年（695年）上奏，力言国家、社会安定的必要条件， 第一必须稳定农民土著，流民与户籍紊乱现象应该立加遏止，以免影响国家财政 。并提出四点具体对策：
1.禁令（地方自治团体警戒流民，劝令自首）
2. 恩德（免咎既往流亡之罪，且嘉惠衣食而协助返乡复业）
3. 权衡（逃亡他乡的流浪者，如愿于到达所在地定住，允许就地隶名编户）
4. 制限（免咎附以百日内自首的期限，限满不出，依法科罪）。
其后任中宗宰相时，与再度建议取缔滥伪僧的同时，重提遣使“访察括举，使奸猾不得而隐”，但都未实行。
敦煌与吐鲁番发现八世纪唐朝的户、田籍登录实例，乃是凭证：
——敦煌天宝六载（757年）籍，十六户的统计，女多于男为特征，男子三十九人，女子数字至于占全口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一百二十四人，且女子中四十人均为中女（十八岁以上的未婚女）， 男子则多注明死亡，死亡者又非全系老人，都是极不正常的户籍构成。唐朝以丁男、中男任税、役，令男子从户籍中消抹，而改以女子名义伪为登载，当系最容易也最直接逃脱租、役的方法。
——以索恩礼户为例，此户户等仅系“下中户”，索恩礼却拥有“昭武校尉、前行右金吾卫灵州武略府别将、上柱国” 衔，并注明：“官，天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授，甲头张思默；勋，开元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授，甲头王游仙”。同年另一“下下户” 籍，全户五人（二死， 余户主与妻、女共三人），有地二十九亩， 户主游璟也于开元二十五年获授上柱国勋位。
上柱国原系军功为要件而授予的勋官中最高位，八世纪时却已在农村中滥授。勋官按规定须赐勋田（官人永业田， 自上柱国三十顷至武骑尉六十亩），滥授的勋官有名无实固为可了解，替代的意义，获授上柱国勋位的农户，归属私有的土地因是得放宽限额至三十顷，则堪认定，而且以系“勋田”名目而享有免除课、役特典，如索、游两户籍的“不课户” 记载。
《通典》食货二田制下大唐条注：“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 有逾于汉成、哀之间”记事的印证。也便是说，均田法令允许质卖贴赁规定的漏洞加大，权势者、富豪、强人、寺观，以借粮、借钱为饵质押、买卖抑或强夺田地现象加大。
玄宗（太上皇）、肃、代相继去世，代宗嗣位的宝应元年（762年）勅，已明言“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所以逃散，莫不由兹”。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或庄田也由是兴起。而大所有土地的劳动力， 堪注意仍是均田农民层分解过程中，被招致使役的没落或自外地逃亡而来，变更身份了的农民，所谓“佃人”“佃户”。到均田制崩坏而回复私有地制，佃户成长大方向下，佃农与雇佣人制，后代乃发达为普遍的土地经营方式。
唐朝中期以后的任何变貌，都须以此为基点才能解说。然而，世界史上闻名的中国均田制没落，自是不幸，唐朝也以此强大力量泉源受损，国势盛极而衰，却非可以之归结便是唐朝倾覆的原因，玄宗次代肃宗以后的唐朝寿命与自此以前各占全历史之半，乃系事实说明。
已非均田制支配的唐朝全历史后半期，政治力固然不振，社会生活一般仍然富裕，社会经济力仍然强劲，十世纪以后宋朝社会秩序、经济形态成立以此为前奏，又是均田制变貌私有田制与庄园经营，并非便是经济萎退之义的指示。任何良法美意都不可能绝无负因子内在，负因子又必产生新生机，所以，笼统比喻玄宗时代唐朝社会系如熟透了的果实，而谓腐败自坏已经开始，仅仅强调其破坏，一笔抹煞建设性新因子也从破坏中萌生，解说上是不周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