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历史爱好者在看完电视剧《闯关东》之后都有疑问：明代人口也同样出现地少人多的情况，因此产生的流民问题同样很严重，例如荆襄流民起义。但是这些流民为何不像清朝流民一样到东北去谋生？而且有明一朝对东北一直不像清代那样实行严密的封锁。相反，东北的辽南地区还属于中原的山东管辖。闯关东应该比清代更容易，为何他们不去闯？
要解释这三个问题，可以先从了解明朝辽东人口问题入手，就能理解为何有明一朝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迁移东北的现象了。
从洪武年到天启初年，明朝辽东都司统治疆域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辽东人民基本上过着比较平和的生活，而比邻的山东地区人口在逐年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辽东人口长期徘徊不前呢？
第一点，辽东边疆的特殊环境造成的边患问题，辽东东临朝鲜，东北为女真各部，西北为蒙古各部，实际明朝的统治只限于东北南部沿海地区。一旦有战事则全区骚动，如果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则人口大批外逃，如明朝初年靖难之役期间，数万人逃亡朝鲜半岛。明中期以后，明朝中央对边疆控制力削弱，女真和蒙古各部的南迁更加剧了边疆危机，“零贼鼠窃”不断，大规模“寇掠”也时有发生，明朝一味的防守和修筑辽东边墙后，将辽东变成了一个荒芜的大军营，有时人出关后过威远称“呜咽岭”，而将入关称为“欢喜岭”，这样的环境，怎能不让人望而却步。
而清代的关东区域较明朝的辽东来说，完全不是一回事，清代的东北已经是自家领土，在绝大部分时期都消除了边患问题，辽东相比关内就富裕很多，对比在明清两代朝鲜人游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和内地人口爆炸资源相对紧张形成对比。
第二点，明代辽东赋役沉重。辽东地域狭窄，人口稀少，局势紧张，军民负担的赋役很重，明朝赋役以田以丁，江淮以南赋予田者多，而丁则十；河济以北，役于丁者多，而田则十不税一；辽东的赋役制度还不同于江南和中原，土地基本属于国家，分配给屯军耕种，交纳屯田籽粒。而军余则要交纳银钱给政府办公之用。私有土地只占土地总面积的10%~20%，要按时向政府交纳税粮；而劳役则无论老少都要负担，除此之外还有帮丁买马等费用，赋役比中原地区更重，以入关后的第一卫广宁前屯为例，《全辽志·服役志》记载，此卫有额户352，寄籍户93，新发军户5，有口3254，共有额田67048亩，每人平均20.6亩，共交纳额粮10084.1石，平均每亩0.15石，平均每人3石；额草140000束，平均每人43束；额盐50868斤，平均每人15.6斤；额铁12600斤，平均每人3.5斤；徭役，均徭役494两，平均每人0.15两；修边等劳役1333人，平均0.4人服修边等劳役。具体落实到个人身上是大约平均每人耕田20.6亩，缴纳额粮3石，额草43束，额盐15.6斤，额铁3.5斤，均徭役0.15两，一年40%的时间在服劳役。除此之外，还有帮丁，即正军——有一或数军余帮助，称帮丁，明朝初年正军一人有帮丁三人，所以对军对民负担不重，而到明代中期，帮丁制度逐渐破坏，帮丁减少，正军和帮丁都不堪重负。买马即棚桩银制度，正军骑乘战马，一旦倒死，则由军士和帮丁数家共同赔偿，称为棚桩银，也称买马，明初每马给草场五十亩，负担稍轻，后来取消草场，往往使军士因买马而破产，这在明代中期辽东最为民害。
第三点，自然灾害的威胁。明代辽东的自然灾害主要有瘟疫、水、旱、雪、虫灾。在辽东，由于明朝政府没有有力的抗灾防灾措施，大灾小难不断，尽管朝廷也采取了许多赈济防灾措施，但灾害对辽东人口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巡抚辽东都御史候汝亮奏，“辽东地方滨海临夷，水陆险阻，往时虽罹灾害，或止数城，或仅数月，未有全镇被灾三岁不登如今日者也，臣春初被命入境，见其巷无炊烟，野多曝骨，萧条惨楚，目不忍视。问之则云，去年凶馑，斗米值银八钱，母弃生儿，父食死子。父老相传，咸谓百年未有之灾。”这是辽东发生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一次。
第四点，明代北方人口压力不大，大量移民辽东没有成为必然。辽东比邻山东，从山东半岛跨海到辽东只有一天的航程。历史上山东与辽东人口文化联系紧密，而且明代辽东都司民政管理隶属于山东布政司，但辽东的人口只是向山东回流而不是如后来清代一样向辽东流动。明弘志5年，山东户口总数为6759675，正德7年，户口总数为7618660，到了嘉靖5年，户口总数为7601055，不考虑和平环境的赋役负担和安土重迁等因素，就山东的生产条件而言，这样的人口基数变化并不会迫使平民不得不冒险移民辽东。
这种情况不仅仅表现在山东，紧邻辽东的北直隶地区也是如此，弘志元年（1488年）朝鲜漂流人崔溥从运河北上北京的路上，他描写到“自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压力会产生迫使移民向哪里流动的动力，压力不大，其流动的动力自然不大。
第五点，明朝没有一个促进边疆人口增长的政策。明朝保守的边疆政策必然导致错误的人口政策。明朝政府把辽东当作苦地，百姓亦然。明朝除向辽东流放人犯以外，从未制定过任何吸引中原流民进入辽东的政策。相反，为了防止辽东人口外流，政府还制定了许多限制措施，将辽东层层封锁，企图达到稳定辽东人口、巩固边疆的作用，这反而使得辽东民众生活日益艰苦，家居了人口的外逃。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明朝海禁政策，不仅给辽东经济发展和民生带来了巨大不便，逢到灾年更为明显，到万历末年辽东已是岌岌可危，辽东人民只有两种选择，或投降后金，或流往内地。
以上明代辽东的状况已经能很明确地说明，明朝的辽东并非安居乐业之地，何况明朝的实际管控范围只在辽东区域，与清朝时掌控整个东北的确更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从成化朝之后，明朝与女真蒙古的马市和木市贸易趋向稳定，明朝在嘉靖、万历开始，内地上流社会风气逐渐奢侈，普遍养成对人参和动物皮草的市场需求，万历援朝之后国家恢复经济，鼓励开矿，由此两个社会变化和政策，还在明朝万历朝还形成最后一次移民高潮，但总体而言并没有对辽东的人口总数有太大的影响，也不足以形成类似清末“闯关东”这样的人口大迁移。
注：本文由夏尔谢夫、水凉头痒钱谦益、wdocra、不动之戈、dokomo、yxds、陈王钺、wj_zju、bowenchen等北朝网友的精彩发言汇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