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元年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率八旗军攻打沈阳，大明沈阳守将贺世贤中了努尔哈赤诱敌出城之计阵亡，辽东经略袁应泰招纳的蒙古降卒乘机反叛，接应八旗军入城，沈阳陷落。
天启元年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挟胜进兵辽阳，辽东经略袁应泰虽苦心防守，但奈何兵事非其所长，战至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城破，袁应泰自尽殉国。
沈阳、辽阳被努尔哈赤占据后，辽东人心大乱，蒲河、鞍山、金州、复州等大小七十余城，官、民、驻军皆剃发归降努尔哈赤，辽河以东的大半个辽东尽属努尔哈赤。
见到熊廷弼后，明熹宗说了这样一段话：朕惟尔经略辽东一载。威慑夷酋，力保危城，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敕下部议，听令回籍。朕寻悔之，适辽阳沦陷，隳尔前功，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今朕冲年，勉为朕出，筹画安攘。即日叱御前来，庶见君臣，始终大义。
这段话说得非常有水平。
“威慑夷酋，力保危城”肯定了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的功绩。
“后以播煽流言，科道官风闻纠论”点名了熊廷弼泰昌元年十月被解职时所受的委屈。
“朕寻悔之”，婉转的向熊廷弼承认错误。
“尔当念皇祖环召之恩”，搬出重用熊廷弼的明神宗，希望熊廷弼能不计前嫌。
“今朕冲年，勉为朕出”，以诚恳的态度打动熊廷弼，使其尽心辽东防务。
“筹画安攘”，明确熊廷弼主持辽东防务。
此外，整段话没有令熊廷弼进取之意，表明明熹宗赞同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制定的“守定而后战”之策。
说完这段话后，明熹宗又当着熊廷弼的面对朝中重臣说：“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袁应泰一战而败，将祖宗百战封疆袖手与人，若不严核，何以后警”。
这段话其实是想用“严核袁应泰”疏解熊廷弼心中的委屈。
这两段话，换成谁是熊廷弼都会对明熹宗感激涕零，都会尽心竭力挽救辽东败局。
随即，熊廷弼欣然接受兵部尚书兼都御使的头衔，第二次出任辽东经略。
难道东林党真的愿意为国为民放弃掌控辽东重镇。
后来的事实证明，东林党那帮“糟老头子坏得很”。
明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的决议刚刚定下，东林党就将王化贞提拔为辽东巡抚，熊廷弼刚到辽东，东林党内阁首辅叶向高就暗示兵部尚书张鹤鸣将调往辽东的援军划归王化贞指挥。
如此一来，王化贞就成了辽东明军实际上的统帅，而经略熊廷弼则被东林党架空，变成了辽东明军名义上的统帅。
其实，东林党坏就坏这里，战胜则王化贞领功，战败则熊廷弼背锅。
有了熊廷弼背锅，王化贞胆子就壮了，准备替袁应泰和东林党找回场子，急切的推翻了明熹宗认同、熊廷弼制定的“守定而后战”之策，想要凭借“主战”收复沈阳、辽阳。
当时，依大明在辽东的实际情况，能守住广宁就不错了，收复沈阳、辽阳根本是不切实际。
虽然，熊廷弼出于对明熹宗的感激涕零和想要尽心竭力的挽救辽东败局，一再向明熹宗上疏陈述自己被架空的事实和王化贞“主战”的不切合实际，但都是泥牛入海。
结合明熹宗明确熊廷弼主持辽东防务和对熊廷弼“守定而后战”之策的认同，我们可以判断出，被架空的不仅仅是熊廷弼，还有明熹宗。
明熹宗被架空了，那可是要杀人的。
天启五年，明熹宗放出了豢养多年的“恶犬”魏忠贤，令其撕咬东林党。
魏忠贤很明白明熹宗想要自己做什么，所以，在打击东林党上很是尽心尽力。
杨涟、左光斗、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周宗建、周起元等东林党重要人物相继在魏忠贤爪牙的攻讦下被关入诏狱。
然而，曾经的蜜月期和东林党“众正盈朝”的形象，使得贪墨、“无人臣礼”等罪名不足以将这些东林党重要人物置于死地。
于是，天启元年，东林党人袁应泰、王化贞丢失辽东重镇沈阳、辽阳、广宁的旧案便被翻了出来。
本来，袁应泰、王化贞二人就足以将东林党置于死地，但是，天启五年时，明熹宗和魏忠贤却尴尬的发现压根就无法拿二人说事。
大明是一个极重大臣死节的朝代，袁应泰于辽阳城破时的自尽殉国，不仅淡化了他丢失沈阳、辽阳的罪责，反而还使他成了尽忠报国的楷模。
王化贞丢失广宁后，精明的察觉到东林党架空明熹宗早晚要出事，便果断舍弃东林党，投靠魏忠贤，并成了魏忠贤爱将。
既然无法拿袁应泰、王化贞二人说事，那么就只能拿东林党安排的背锅者熊廷弼开刀了。
天启五年八月，明熹宗给王化贞、熊廷弼二人下了定论：
化贞全不知兵，图敌而反为敌乘，恃间而反为间用，但是，化贞有忧国之心，无谋国之智，事已至此，安所逃罪，宜伏上刑。
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则辽存，去辽则辽亡。再起经略，廷弼居然以卫、霍自许，人亦莫不卫、霍廷弼也，但是，（熊廷弼）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少宽廷弼，罪同罚异，非刑也，宜用重典，以儆将来。
如果此时辽东形势危急，熊廷弼的“宜用重典”还有缓和的余地，可是随着孙承宗、李邦华、袁可立三人逐步稳定了辽东局势，熊廷弼失去了最后一点利用价值。
这种情况下，熊廷弼就注定要成为明熹宗置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东林党重要人物于死地、进而打垮东林党的牺牲品。
成了牺牲品，熊廷弼的下场有多惨就只能由明熹宗打垮东林党的决心有多坚定来决定了。
事实证明，明熹宗打垮东林党的决心是相当坚定的，因为，就在明熹宗给王化贞、熊廷弼二人下定论的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传首九边”。
【玺言春秋明末历史第七十四讲，参考文献：《明熹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明史讲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