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甘肃旱灾
干旱是人类面临的主要灾难之一。西北尤其是甘肃省，自古以来，旱灾不断。我们回头看甘肃历史上的旱灾，每次灾难来临都是饿殍遍野，网民流离失所，至于人吃人的惨剧更是经常发生。
1.最早的大旱发生于公元前193年
甘肃的西北部及定西市各县自古以来旱情比较严重，几乎每十年至二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旱灾。民间流传着“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二十年一特旱”的农谚，从一个侧面证实甘肃是一个旱灾频繁发生的地区。据《甘肃历代自然灾害概述志》记载：自1646年（清顺治三年）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的265年间，甘肃共发生旱灾153次，雹灾132次，风沙灾害41次。
综观甘肃历史上的旱灾，有记载的旱灾是公元前193年发生在陇西、天水郡的夏季大旱。这是所知最早的甘肃旱灾记录。
2.宋代以后大旱增多
相比较而言，在宋代以前甘肃地区旱灾发生的次数比较少，到了宋代以后，甘肃各地旱灾不断，尤其是明、清以来旱灾更是频繁发生。
有专家认为，甘肃各地自明清以来大旱不断，其原因与地球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小冰期有关。也有人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包括中亚部分地区）气候变化大约以2000年为一个周期，现在处于从暖干向温湿变化的时期。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包括中亚部分地区）的降雨带也呈现出规律性南北移动，中国北部蒙古高原上的少数民族崛起和迁移及中原中央王朝的更替与降雨带南北移动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人祸大于天灾。每一次自然灾害来临，政府是否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采取多种引导措施安抚民众，抚灾救灾是人们战胜灾难的关键所在。
宋代有关旱灾的记述不仅条数不断增加，而且灾害程度也逐渐加剧。如：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熙河路（今临夏一带）及秦州、陕西大旱，五谷焦枯、饿民众多。当时，秦州的饥民四处逃难，身体强壮者为北人（指金人）所买，言下之意是老弱者无人问津，任其自生自灭，整个郡道道空。第二年，西夏继续大旱，境内还发生了农民起义，无路可走的灾民群起为盗，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人，肆行抢劫，甚至准备攻击州城。在灾害面前，许多地方官员积极组织赈灾救灾，成功地抵御了自然灾害的进袭。
曾任甘肃庆州知州的范纯仁（为范仲淹之子）看饿殍满路，而官府却无粟可以赈灾，他想发“常平封米麦济之”，僚属认为这件事必须上报朝廷。范纯仁说：“七日不食而死，何可待报？诸君且勿扰，吾宁担罪。”结果，他开仓救民，活人无数。可见，面对自然灾害，一个勇于挺身而出的官员是抵御自然灾害的决定性因素。
3.明末大旱，黄河断流
进入明代，甘肃大旱不断，“大旱，民饥”之类的字句不绝。而“人相食”、“易子而食”的字眼更是让人心悸。如万历十年（1582年）正宁、宁县、环县一带旱大饥、人相食。十一年，灵台、秦州等处旱大饥、人死枕藉。十五年，庆阳、正宁、秦州等地人相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到了万历三十年（1601年）三月，黄河竭，自贵德千户所至河州，凡二十七日。由此可见，明末中国北方的大旱灾是多么严重。黄河上游都出现了断流的大事。
明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大干旱，在长期的灾害侵袭下，当时的普通百姓自己已经完全没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明政府不仅救灾拿不出足够的粮饷，而且连军队的粮饷都无法维持，最后，只有在农民起义的大潮中轰然倒塌。“民以食为天”，吃永远是第一位，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增加粮食储备。在历史的记载中，拿着钱买不到粮食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治七年（1869年）甘肃全省大旱，颗粒无收，严重之时，兰州市面上都无粮可售。有饥民穿着绸缎衣服，怀里揣着盒子，因无粮可买，携妻子投河而死。
4.民国灾荒记忆犹新
清政府充分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从顺治初年开始，就在甘肃各地大力推行垦荒。自顺治、康熙、雍正至乾隆，对垦荒都非常重视，在甘肃各地大力开荒，加大粮食生产。相对而言，清同治以前，甘肃各地虽灾害不断，但各地政府救灾尚属得力，基本上避免了大规模的流民和饿死人的事情出现。
同治年间，甘肃各地灾害不断，连续几年均是大旱，收成锐减，粮食储备也急剧减少。终于引起了同治年间的农民大起义。此后，天灾兵祸不断，甘肃各地灾荒程度急剧增加，网民流离失所。尽管有左宗棠等一批志士努力救灾，但是网民抵抗灾难的能力急剧下降。大灾荒接连不断，其中以民国年间为最。
民国年间，甘肃发生的重大灾害主要有：旱灾、地震、冰雹、水灾、冻害等，其中以地震最为突出，以旱灾后果最为严重。
1924年春夏，甘肃全省大旱，颗粒无收，饥民遍地。其中皋兰、榆中、会宁、定西的斗麦价十七八银元。由于自清末同治以后，甘肃各地兵水旱灾害不断，粮仓已空，根本无力抵御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流民四处求食，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
1928年甘肃大部分县大旱，1929年全省大旱。由此引发空前的灾难，再加上兵祸连接，可以说，甘肃各地遍地灾民。夏收之前，饥饿的人们把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吃掉了。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一扫而光。曾任甘肃省省长的薛笃弼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他视察完后说“此种奇灾前所未有”。不仅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而且出现灾民因饿晕而被狼和狗所吃的事情。全省各地的绝大部分牲畜被吃掉或无草料而饿死。小斗小麦的价格达到50个大洋，全省灾民达250万，140万人饿死，其中60万人死于各种传染病，还有30万人或死于战场或被乱兵所杀。
5.人祸甚于天灾
综观甘肃历史上的大旱、大震等重大灾难，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有了灾难并不可怕，关键是人们如何应对灾难。
历史的经验证明，灾难来临之际，一个勇于负责任的官员，其作用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他们是灾难中稳定人心、绥靖地方的中流砥柱。而这些官员也被老百姓所铭记，戏剧中的《陈州放饭》等剧目无不与救灾有关系。
今天，许多人在研究《明史》时，往往把明朝农民起义的原因直接归罪于连续大旱，但却很少有人去注意明政府地方官员救灾不力的情况。有人曾经把明末的大旱和唐初的大旱作过比较，就灾难程度而言两者相差不多，但结果却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唐初官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组织救灾，动员富户捐献粮食，成功地制止了灾难进一步地恶化。与之相比，明末各地地方政府救灾很不力。
崇祯十二年秦州发生了蝗灾，秦州乔知府积极动员民众救灾，保住了青苗。可见，人的作用永远不可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