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北大的学生搞了一次“唐朝诗人排序投票”。
前十名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王之涣、刘禹锡、王昌龄、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有人研究发现：前10名中，4个山西人，3个河南人，1个陕西人，1个湖北人。第一名李白的祖籍争议最大，有四川人、甘肃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三种说法。
（唐朝山西诗人的统计表格）
还有人研究了“唐朝诗人100名”的籍贯，惊奇发现：绝大部分诗人来自山西、河南、陕西这三个省，占比高达80%以上。其中，山西人超过了四成。
另外，有人专门统计了《全唐诗》。唐朝留下了约5万首诗歌，酒诗占了10%，即5000首。
5000首的唐朝酒诗是多是少，暂且不论。唐诗背后的人才土壤为什么是黄河中游这三个相互接壤的省份呢？又为什么山西是最牛的呢？
唐朝最早有三个都城——西都长安、北都晋阳（太原）、东都洛阳。从地理位置上看，三都正好构成了一个类似的等边三角形，唐朝大批诗人主要在三都辐射区崛起，人称“唐诗金三角”。
大家已经知道，山西是唐朝的龙兴之地，是李渊、李世民父子口中的故乡和“真正的祖籍”。
只要了解唐史以及唐代最著名的酒——“三都御酒”的汾州干和酒和竹叶青酒，就会很快发现：中国诗酒文化的兴盛，既与“山西五王（王维、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翰）”以及白居易、宋之问、柳宗元、卢纶、温庭钧等的推波助澜有关，更与“唐诗金三角”内的一个千年酿酒小镇（山西汾阳杏花村）有关。
家喻户晓的汾酒，历朝历代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因此，杏花村小镇也被称为“诗酒天下第一村”。
这个雅号绝非浪得虚名。
如果以唐朝的诗酒文化为分水岭，向前推——有诗经、汉赋、魏晋之风；向后推——有宋词、元曲、明清古诗、民国诗词、当代诗歌，都有这个杏花村小镇美酒的影子。
先秦时期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首诗，内容涉及酒的有50篇，占16%，誉为“中华酒诗源头”。
史料考证，《诗经》中的“唐风”“魏风”19篇，包括极富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内容都采集于山西。山西曲沃是《诗经》的主要创作地之一，被称为“诗经故里”，曲沃距汾阳杏花村并不远。
“巷无饮酒，岂无饮酒”“厌厌夜饮，不醉无归”“以御宾客，且以酌醴”等，都是来自《诗经》最早的诗酒名句。
到了汉代，与酒有关的汉赋有30多篇，专门的《酒赋》3篇。其中“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骏”最有名。
西汉都城在西安，东汉都城在洛阳，与山西皆一河之隔。那时最有名的酒，是河东产的汾阳杏花村清觞、清酎酒。该酒进贡宫廷“以御宾客，以膳于王”，一直受到汉皇室和文人士大夫的喜爱。汉乐府诗以及汉赋中提到的酒，多数指山西杏花村的清酎酒。
到了魏晋南北朝，有“兰羞荐俎，竹酒澄芳”、“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然”以及北齐武成帝高湛“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的劝酒名句。
而唐朝这个“诗酒丰碑”更是不得了，把杏花村汾酒推向了历史性的广度和高度。
查阅史料发现，唐朝诗人无不为饮到当时久负盛名的杏花村干和酒、羊羔酒、甘露堂、竹叶青酒等而自豪，甚至慕名前来。所以，才会有“唐时汾州有干酿”、“唐人言酒美者，有河东干和”的盛传，以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名句（注：另作专述）。
李白是唐诗的泰山北斗，国人公投的第一名，更有“诗仙”和“酒仙”之雅号，李白流传下来的1000余首诗中，与酒有关的就有300多首。
李白曾两次游历太原，每次途中都会携客到杏花村品尝“干和”汾酒。
公元735年秋天，35岁的李白游历太原，在此呆了10个月，慕名来到了汾阳杏花村。
这天，李白向人打听汾清酒家，有个老人便告诉他：汾阳杏花村东堡二里郭栅镇，有一块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日久风化，字迹已经看不清了，也不知道到底写的啥。
李白听后，当即就带上“干和”汾酒去了，一边饮酒一边考辨碑文，为研究李渊起兵反隋补充了史料。郭君原为唐初名将，碑文推测是书法大家虞世南撰文，现存汾酒集团附近的太符观。这件事《汾阳县志》里有“太白何尝携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的佐证。
回到太原，李白日饮“干和”汾酒，写下了“琼杯倚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的诗句。
（李白云游太原晋祠，日饮汾州干和酒，写下《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公元736年春天，李白北上游历雁门关，又到太原呆了几天。不久南归，途经洛阳时，受到至交元丹丘的邀请，又遇到朋友岑勋，三人把酒言欢多日，期间，李白写下了千古名诗《将进酒》。
这三人言欢的酒，正是从汾阳杏花村传到“北都太原”再传到“南都洛阳”的干和汾酒。
诗中“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以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荡气回肠的名句，把汾酒拔高到了“心灵知己”的境界，“人与酒”演绎出了灵魂伴侣的状态，可谓世界诗酒文化的神作。
（李白《将进酒》《行路难》中写到的汾州干和酒和汾清酒）
另外，李白名篇《行路难》也是在山西写下的，其中“金樽清酒斗十千”中的清酒，就是杏花村的汾清酒。
翻越唐朝这座“诗酒大山”，便是宋、元、明的诗歌时代了。
这三个朝代，与汾酒有关的酒诗不少。比如：宋朝的“千橘亭前莫听声，岂无邺酌和汾清”等，金代的“过客烦诗句，汾人奉酒卮”等，明朝的“诗飘逢隐逸，茗酌清香”，等等。
而为山西汾酒专门召开“诗酒大会”的则是清朝，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第一个“诗酒大会”。
康熙46年（1707年），清初政治家、诗坛盟王宋荦（luò）即将从吏部尚书任上退休返乡。除夕夜，陈廷敬、王式丹、徐夔等诗坛领袖、著名诗人齐聚，在宋荦府邸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中国汾酒诗会”。
宴会用酒，专门用山西杏花村生产的汾酒。
“中国汾酒诗会”作诗37首，涉及汾酒的有９首。如宋荦的：“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等。乾隆年间，汾酒诗会被编入《四库全书》。汾酒也成为了唯一载入《四库全书》的白酒品牌。
另一场来自清朝的“诗酒会”是清咸丰年间。祖籍山西汾阳太平村的举人曹树谷，一口气为汾酒作了八首《汾酒曲》诗，开创了同一人同一品牌诗酒数量的记录，收录于他亲自参与编撰的《汾阳县志》。
这不是一般的汾酒诗，准确说，是对汾酒史及其价值的考证、研究、评定。无论是“老夫记得高王语，两字汾清补酒经”，还是“曲生元晏谁能作，千古随园有定评”等。曹树谷为汾酒历史及技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成为中国第一位汾酒考证史官、第一位汾酒文化专家，后人誉为“汾酒史匠”。
到了民国和当代，是汾酒“诗酒文化”的百花齐放期。鲁迅、郭沫若、巴金、吴晗、谢觉哉、爱新觉罗·溥杰、金庸、王蒙、启功、范曾、赵朴初、乔羽、刘心武、刘绍棠等等，数以百计的现当代文化名人，为汾酒留下了精彩的诗词歌文，口传造册，名扬寰宇，不胜枚举。
酒史6000年，酒诗3000载。
研究中国诗酒文化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到，发端于《诗经》的诗酒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而最精彩的诗酒故事，几乎都与山西杏花村的一瓶美酒有关。可见，该酒对文人墨客的影响之大。
可以这样说，杏花村誉为“诗酒天下第一村”名副其实、众望所归。
然而，历史的神秘正在于它的复杂性。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真正让“诗酒天下第一村”出名的，并不是北大学生投票的唐朝诗人“前三甲”——李白、杜甫、王维,而是另一位“四代名门出身”的爱国诗人。
这是为什么呢？
这位诗人又是谁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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