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从秦汉到明清，其基本特征就是中央专制集权。这样的一个结构历经一千多年，在本质上并没有变化，但个性有变化，
即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特殊表现
，其基本表现就是中央专制集权在不断加强，即皇权的加强，如唐宋时期，皇帝的实际权力要高于秦汉，而明清时期，皇权的集中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皇权虽然加强，
权臣与皇权的互相争夺和影响却从未消失
，权臣们与各朝皇帝各自通过特殊的形式维护着自己的利益。
一、 权臣失权，皇权彰显
1.制定措施、削弱权臣
明朝初期，朱元璋带领农民起义，好不容易打下江山，朱元璋想替自己和后代们守好，他总结先前各个朝代出现的危机，发现无非是以下几股政治势力：
集团的威胁，阉宦为祸，后妃干政,外戚擅权，藩镇割据，权臣跋扈
。
因此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预防这几种危机。如对待宦官，他立下铁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铸于铁牌上,立于宫门前以示警告。
他一方面严禁内臣读书识字,另一方面,规定内臣“不兼文武衔, 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并限制
他们的官品级不得超过四品
。宦官每月领米一石,吃饭穿衣都由公家负责,他们洒扫奔走,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宫廷仆役。
在政治制度方面，起初朱元璋仍然沿用元朝的丞相制度，设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是最高的行政部门。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左、右丞相
，本来，丞相是辅助皇帝处理政事的，但如果权力过大，便容易造成皇帝大权旁落， 酿成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对立。明朝中书省第一任左、右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
作为武将，徐达经常带兵出征，因而没和朱元璋产生矛盾。李善长位高权重,一度确实比较风光,但其
“非淮人不用”、招纳党羽、排斥异己的淮西文官集团的大佬做派
,招致了明太祖朱元璋的警觉和怀疑。
事实上,对于朱元璋的猜忌,李善长也不是没有考虑的。洪武四年,李善长曾以疾病为由,上书“以疾致仕”,本意是想以退为进,却不想让朱元璋趁机把他的相位拿掉了，权臣与皇权的较量以此开始。
2.废除丞相，权臣失权
洪武六年，胡惟庸升为中书省丞相，并且整整四年，中书省只有他一个丞相。
胡惟庸这个人比较专权，有许多事情他根本不向朱元璋请示
，自己就办了，朱元璋发现了就很气愤，目无皇帝，这谁能忍受？这样，皇帝和丞相的矛盾就发生了，而且日益尖锐。
洪武十三年，有人告发胡惟庸“ 谋反”，朱元璋以此为借口把胡惟庸杀了，并对他进行抄家灭族的严厉镇压，牵连被杀的有三万多人，
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
。关于这次案件本身不去推敲，这次政治事件的根源在于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
宰相权重病及国君
”，这才是问题的质。
胡惟庸被杀后，
朱元璋下令从此废除中书省
。而且立了个法令，规定以后子子孙孙都不设丞相这个官，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从此被彻底废除。
二、 内阁萌芽与成熟
1.皇帝的个人秘书
丞相没有了，朱元璋把原来中书省下面的六个部吏、户、礼、兵与刑、工的地位提高，升为中央最高一级的行政机构，使六部分理全国政务。
六部互不统属、互相牵制，直接对皇帝负贵
，结果，一切权利都回到皇帝手上了，这下似乎皇帝应该满意了，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发现靠他一个人根本干不完这么多活，据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 处理四百多件事情， 这怎么可能长久搞下去呢？
于是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
朱元璋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皆侍左右，备顾问
”，但当时这些文官也就是正五品官。并没有很大权力，也就算为朱元璋的秘书而已，这是明代内阁制度的萌芽。
到后来明成祖时期。由于他是发动兵变而夺权‚因而对建文帝时期的大臣心存猜忌，又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一人之手，使他穷于应付，急需有人协助。
明成祖仿效明太祖的辅官制,设立文人内阁,任命解缙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组成了明朝的第一任内阁
，关于明成祖的文人内阁的性质,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指出：“他们实际上等同于以往的丞相,起先参加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与声望与日俱增 ,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事实上,内阁大学士虽然起到了和丞相一样的作用,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在明朝，六部尚书不经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请示和汇报,而隋唐时期,六部尚书是丞相的下属,听命于丞相,但不容置疑的是,内阁集中代表了明朝的文官势力。
随着内阁权力愈来愈大。内阁官员品级不断提高，其成员已经不是一些普通的学士，而是当时六部的尚书等，到后来，
入阁的阁臣又形成了首辅与次辅之分，内阁经过逐步发展，一步步成为明朝事实上的宰相
，他们对朝政写出处理意见，供皇帝决策，称为票拟，内阁通过票拟来影响皇帝的决策。
当然，由于最终决定权在皇帝，内阁权力的大小取决于皇帝对票拟的采纳程度。
2.皇帝年幼，首辅掌权
实际上，无论内阁大臣有多大权力，
皇帝始终有着最终决定权
，但如果皇帝年龄非常小，不能够独立行使权利，甚至他还不知道该怎样行使权利，怎样做决定的时候，那内阁大臣的权利就远远越过了它的本分。
由于明代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就导致一种情况出现，前朝皇帝一旦离世，那么嫡长子不管多大年龄，
也要登基开始继承王位，处理朝政
，皇帝年幼，自然处理不了国家大事，那么首辅大臣就成了皇帝的顾问，需要人处理朝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实际掌握了朝政的最高权力。
如我们最熟知的权臣张居正，万历年幼，张居正不仅成为小皇帝的老师，也成为日后几十年掌管朝政的实际执行人，说白了，
俨然是掌握了皇权与相权
，皇帝小的时候，还能接受这种情况，一旦皇帝成年，感受到自己处处被控制，没有话语权的时候，他们便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皇权地位。
三、 宦官肆虐
1.皇帝的工具
实际上明朝不管任何一代皇帝在为朝期间，文官们大都是儒家出身，看起来这些文官们学识渊博，道德高尚，面对这样一群人，能力低下的皇帝往往有种被控制的感觉，
急于摆脱这种控制的皇帝多采取怠政的办法，不与文官集团合作
，如正德皇帝游幸无度，万历隐居深宫。当然还有一种平衡君臣关系的方法，那就是启用宦官。
皇帝起用宦官不符合文官集团的儒家理想，但这对皇帝保持权力平衡是很必要的。这条定律在历代封建统治者那里屡试不爽。汉朝、隋朝的外戚专政,唐朝后期的宦官操纵政权等等,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宦官也是封建皇权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统治者对他们的重用或者轻视也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的重要,在明朝也不例外
。清初史学家赵翼说过：“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明中后期出现过许多臭名昭著的宦官，如刘瑾、汪直、王振、魏忠贤之流。
2.“玩物丧志”引发的“小人得意”
明朝几个皇帝真是应了玩物丧志这个成语，对朝政没有兴趣，对玩达到痴迷的程度，
宣宗好猎，“ 阅边渴陵，动逾旬日” ，“ 英宗亲政， 颇事燕闲” ，宪宗“ 颇事游宴
”。
按理说，皇帝有兴趣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人都有精神上追求，但是因为兴趣荒废了国政，似乎就辜负了先祖为他们打下的天下，
而这几位贪玩的皇帝身边，偏偏有奸臣在身边
，而且利用皇帝的贪玩，竟然轻易的就窃权。
刘瑾，他掌权的特点则是充分利用明武宗好玩乐的特点，“每奏事”，必在明武宗玩时，明武宗厌之，他便以此处理各种政事，不再上报。
魏忠贤则是明朝后期的宦官，他与刘瑾类似，
明熹宗喜欢自己动手做些木工
，“积岁不倦”他做事情之时，魏忠贤就奏事。明熹宗厌烦，不肯听下去，就说自己已经清楚，你们看着办，于是魏忠贤便借机为非作歹。
明代的宦官，权势显赫，误国害民，
然而，在极端君主专制下 宦官没有皇权构成任何威胁， 只能是皇帝的奴才和鹰犬。他们的赫赫权势， 只不过是极端高涨的皇权的一种表现。
总之，对于已经达到高度中央集权的明朝来说，无论是大臣还是宦官势力，他们都不能动摇皇帝的地位和权利，当然对于大明王朝来说，
宦官的参政加剧了大明王朝走向灭亡
。
《明代内阁与明代的官僚政治》
《论明代对皇权的制约》
《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