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1550年9月24日—1616年7月29日），生于抚州府临川县，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明代戏曲家、文学家，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汤显祖于万历年间考中进士，先后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遂昌知县等职。他的剧作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主要作品有《紫钗记》《南柯记》《牡丹亭》《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等。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其祖上四代均有文名，多满腹经纶的学者；母亲也自幼熟读诗书。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汤显祖天资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读书，12岁能诗，13岁从徐良傅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
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但是，当时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以才学论人。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两次会试，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几名。
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峻地拒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是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的称赞。
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汤显祖入幕，他都拒绝了。万历十一年（1583），34岁的汤显祖才中了癸未科三甲第二百二十一名进士，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政，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一住七年。自永乐以来，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
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这种恬淡自得的生活正同因投靠张居正而终于在这时被严加处分的文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王世贞在南京任刑部侍郎、尚书，地位显赫。士大夫趋之若鹜，许多人奔走在他门下。他的片言只语，便可“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俨然为文坛盟主。可是，汤显祖是一个尊重文学而不屈服于权势的人，他重创新而反对复古，他注意汲取古代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而不为复古派所规定的范围所局限。他的文学思想和旨趣与王世贞辈大相径庭。因此，他虽与王世贞同在南都，且又为王世贞之弟世懋的直接下属，却不愿与王氏兄弟相往还。他写信给朋友说：“无与北地诸君接逐之意，北地诸君亦何足接逐也。
”为了揭露文学复古派的真面貌，他还约了友人把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的诗文拿来解剖，划出他们诗文中模拟、剽窃汉史唐诗的字句，涂涂抹抹，一一作俎上之论。王世贞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哑然失笑而已。这表明，汤显祖不仅不以权势是从，而且当复古文学思潮笼罩海内时，他有主见，有特识，决不随波逐流。
这实际上是他接受古代优秀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接受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反理学、反传统、反专制的思想影响的结果。
明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在哲学上，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等离经叛道的思想家，对思想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汤显祖早年就做了罗汝芳的学生，自小跟他学道，读“非圣之书”。后来又与激进的禅宗大师紫柏交朋友，尤其敬仰激进的思想家李贽，读其《焚书》，十分倾慕。他说：“如明德先生者（汝芳），时在吾心眼中矣，见以可上人（紫柏）之雄，听以李百泉（贽）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形成了他政治上、文学上的反抗性和斗争性，也被人称之为“狂奴”。这样，他不仅在品格上不愿与专制的统治者同流合污，而且在政治上锋芒毕露。
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子秀切磋文字。
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1598），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后来，吏部和都察院以“浮躁”为由正式给他一个罢职闲住的处分时，他弃此敝履早已过了三年。
汤显祖离遂昌任后，曾在临川和李贽相见。李在狱中自杀后，汤显祖作诗哀悼。他还推崇反理学的达观（紫柏）禅师，称李贽和达观是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他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揭露腐败政治、反对程朱理学和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也使他推重海瑞和徐渭这样“耿介”或“纵诞”的人物。
汤显祖晚年思想比较消极，这同他潜心佛学有关，也同他辞官后长期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有关。他自称“偏州浪士，盛世遗民”，说“天下事耳之而已，顺之而已”。后又以“茧翁”自号。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六（1616年7月29日），汤显祖在临川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