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福宴是宋代皇帝祭祀礼毕之后，宴请文武官员的盛大宴饮活动，寓意君臣共同接受神灵的庇佑。饮福大宴是宋代新建立的官方宴饮活动，为赵宋王朝所独有。饮福大宴的举行，一方面显示了古人对天与神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层增强凝聚力的有效途径。
一、“饮福”一词由来
“饮福”一词由来已久，最早见于汉代焦延寿的《易林》：“安坐玉堂，听乐行殇。饮福万岁，日受无疆。”南北朝的著名诗人庾信也曾记载：“国命在礼，君命在天。陈诚惟肃，饮福惟虔。”《中国礼仪大辞典》对此解释道：“饮福，祭祀礼仪。古代，人们把祭祀天地人鬼的酒肴称为福酒，于祭后食之，以象征天地祖先赐福于人。凡朝廷大祀，饮福唯皇帝所用，并有一定礼仪。”
单纯字义上的“饮福”，是古代君主举行祭祀典礼中，进行“饮福受胙”的礼仪程序。历代祭祀礼仪中进行“饮福”礼仪的先后顺序所有不同：“自汉以来，皇帝多于一献毕饮福。唐开元礼定，太尉未升堂时皇帝饮福。至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从亚、终献讫，行礼，皇帝饮福。元朝又易为汉礼，在一献毕饮福。明清两代仍从宋制。”
饮福存在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始终，是古代祭祀活动中饮用福酒的礼仪规定，以求接受上天的福祉、祖先的庇佑。
二、饮福大宴的确立与发展
宋王朝在传统的祭祀饮福礼节之外独创了饮福大宴活动，从而冲破“饮福”祭祀特征的局限，使其不单单是祭祀完毕饮食供神的酒肉以求神赐福的礼仪活动，而是发展为国家祭祀礼毕后君主下诏与臣僚共同庆贺的宴饮制度。
赵宋王朝建立于“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割据政权林立的历史时代，儒家传统礼仪文化被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震慑，礼乐制度不似汉唐时代严谨完备，反而日趋崩坏。面对此番不利于集权统治的政治格局，宋朝建立之初即着手恢复传统礼乐文化，进而确立自身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有效控制社会秩序和舆论导向。
饮福大宴的产生顺应礼乐复苏的历史潮流，以飞快之势为统治者所认可和推崇，成为与春秋、圣节大宴并行的国家大宴。乾德元年（963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毕，大宴于广德殿。自后凡大礼毕，皆设宴如此例，曰‘饮福宴’。盖自此其始也。”
饮福宴作为官方宴饮制度的重要内容由此诞生，在宋代重大祭祀典礼如南郊、明堂以及籍田等礼毕后择时举办。因宋仁宗天圣以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故饮福宴之后大都在集英殿举行。囿于史书的记载，无法对宋代饮福宴的次数做系统统计。史书的缺载也使得无法得知饮福宴在宋代历朝具体的发展状况，但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一条史料则提供了借鉴，十二月下诏“今后南郊礼毕，饮福宴并罢。”
可见饮福大宴在此之前应是在郊祀、明堂及籍田礼毕后举行的。宋哲宗的暂时罢宴，并未影响饮福宴的发展轨迹，宋徽宗时修订的官方礼仪书籍《政和五礼新仪》卷二百《嘉礼·集英殿饮福大宴》即是记载饮福大宴宴饮仪制，可惜在流传过程中阙失，导致无法详细窥探其宴饮礼仪，但也表明此时期饮福大宴仍是作为国家大宴被统治上层予以高度重视，并为此制度了专门的礼仪制度以规范宴会君臣言行。
饮福大宴制度在北宋逐渐发展，至宋徽宗朝时渐趋完备，后经靖康之变，国破家亡、民不聊生，苟延残喘而建的南王王朝偏安一隅，上至国家典制、下至基层机构，均处于草创阶段。
尤其是国家礼乐制度，“自南巡后，庶事草创，上祀天维扬，始命即京师祭器、法服、卤簿之属。已酉南渡，悉为金人所焚。绍兴元年氏作苍璧、黄琮。十年，明堂始备大乐，饮福用金爵。十二年，将逆太母于临平，始制常行仪卫。十三年，始复朔日视朝之礼，又行孟飨，备五辂，及建金鸡肆赦，祠祭始用牲。十四年，复教坊，建宗学，作浑天仪。十五年，初藉千亩，及行大朝会礼，作新祭器。十六年，始备八宝、铸景钟，建御书院、太庙祏室，又赐讲毕御筵。十七年，始命太常行园陵，御史监视，及赐新进士闻喜宴。十八年，始绘配飨功臣像于景灵宫庭之两壁。十九年，始复蜡祭，及诸陵荐新。二十七年，始复太庙功臣七祭，及诸大祀。盖自息兵，将二十年，而礼乐始备焉。”
历经二十余年的恢复与重建，南宋礼乐典制才初具规模、渐成形制，饮福宴也随之再次回归宋人视野。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以后，“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见辞各有宴，然大宴视东京时亦简矣。”
换言之，国家大宴制度在南宋是延续不变、遵行不悖的，只是其规模无法于实力雄厚的北宋王朝相提并论。可见，饮福大宴伴随宋王朝的兴盛变迁而曲折发展，最终随着南宋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消失于茫茫历史潮流中。
三、饮福大宴的特点
宋代饮福大宴是国家祭祀典礼在宴饮制度上的一种延续和伸展，宴会中君臣所饮之酒是祀典中进献天神地阯的福酒，宋代皇帝选择祭祀大礼后赐宴，即是将祭祀所祈的福祉遍及臣僚，以求福泽共享、共同接受神灵的庇佑。作为国宴中宗教色彩浓郁、政治目的强烈的宴饮活动，能够在宋王朝历史上不断绵延发展，与春秋、圣节二宴并存共处、大放光彩，自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宋代饮福大宴是祭祀典礼完毕之后，择日筹办的君臣共预官方大型宴饮活动，是传统祭祀文化在宴饮制度上的延伸和扩展。皇帝下诏赐宴群臣，将祭祀所呈福酒用于饮福宴会上，统治阶层以集体姿态接受上天的福祉、神灵的庇佑，有效加速传统祭祀文化向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渗透，为饮福大宴更添一份宗教色彩。这也是传统儒家“君权神授”、“天人感应”以及“天人合一”等理念所产生的政治功效。
其次，具有强烈的恩泽意识。宋代饮福宴的产生，是国家祭祀典礼日益完善、祭祀文化逐渐繁盛的产物。儒家敬天思想的不断发展，使统治阶层对上天神灵的敬畏日益增加，为有效地维护皇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饮福大宴作为展示君主权威、惠赐神灵福泽的舞台为统治者所建立。
宴会中饮用福酒的礼仪程式，处处彰显皇帝将福泽赐予群臣、与之共享的皇家恩泽。而宋代皇帝改变传统的君贵臣卑的森严等级，灵活运用政治权术，将自身拥有的神灵福祉分与百官，在客观上达到了有效维护君臣关系、加强统治阶层的凝聚力的政治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