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一统王朝，本来是有着天选之命。然而晋朝却屡屡被后人诟病，是因为他们终结了一个时代，却没有能力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在制度方面的探索和试验是失败的，造成的后果也是十分惨重的，五胡十六国三百年乱世，北方连年战火，汉文明饱受摧残，如不是衣冠南渡保存了文明火种，华夏衣冠可能在晋就为之一烬了。
以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等核心价值观，司马氏篡夺魏国政权，是为正史难容，留下了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唐朝代隋立国，赵匡胤篡位北周，本质上与司马氏建立晋朝相同，他们在历史上风评就要比晋朝好的多。可见，儒家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为尊者讳”。晋朝显然在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没有成为“尊者”。
这种世家大族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种势力的存在，使得官僚集团成为地方利益在朝廷里的代言人，与皇权不是一条心。皇权想要集权，就意味着要从地方上征收更多赋税，必然会遭到抵制。情节轻微的软抵抗，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甚至公然武装割据，反叛朝廷。这也是三国两晋时期反叛丛生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为了所谓的儒家大义。
前文说过，随着地方势力的坐大，官僚集团此时已经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言人。曹魏皇权逐渐被司马氏架空后，由于魏国宗室都被打压，外地藩王没有办法前来勤王，使得司马氏篡魏成功。
魏国与世家大族妥协，出让了官僚任命权，结果被世家大族抛弃了，拥立了司马氏，所以，司马炎为家国长久计，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宗族兄弟。于是，在司马炎在世时，三次大行分封，一共封出去26个大大小小的封国。
分封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设计时首先要考量的是平衡。晋朝的都城在洛阳，与汉朝刘邦占据关中地区据关守河不同，洛阳腹地太小，只有伊洛平原可以提供物产。同时，晋朝的核心区有河北（邺）、河南（许）、关中（长安），这三个地方是洛阳都城的外围，也在曹魏时期就形成了地方势力。司马炎将这三个地方都分封给诸侯王了，而且是实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在朝廷上还给这些宗王官职。司马炎有多不信任官僚集团，就对他们宗族有多信赖。
晋朝的政治制度是失败的，失去了权力制衡的初衷，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司马炎没有可资借鉴的模板：秦朝不立公室，15年亡国；汉朝立宗室，七国之乱；曹魏不立宗室，45年亡国。不能小看古人的智慧，在决定这样分封时，司马炎肯定思考很久，而且跟他的智囊团也做过分析，他们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集中在世家大族，而他们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以宗王力量先行压制，缓缓图之。
然而晋武帝之后的变故实在太多了，司马衷即位，贾南风乱政，太子被杀，这给了地方宗王绝佳的口实来勤王，比之于“七国之乱”还要惨烈的“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中原尽成坵墟。如果嗣位之君是个雄主，能延续皇权的压制能力，再效仿汉武帝，行“推恩令”缓缓削之，可能会有一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