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的大一统国家，作为征服民族的蒙古族，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都积极推行汉法，同时也十分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弘扬。
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以及蒙古文化扩张主义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命国师八思巴创制了蒙古新字并于至元六年（即公元 1269 年）推行，并下令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了教习蒙古新字的蒙古国子学及诸路蒙古字学。
一、元代蒙古字学文化价值
1、八思巴与蒙古新字的创制
元代作为蒙古世界帝国的一部分，其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在其广袤的帝国疆域里生活着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等众多族群，它们语言各异、信仰各异、生活习俗各异，这些不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构成了元代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而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的现象表现在语言文字上则是多语状态的盛行。
忽必烈创制蒙古新字以前，元朝境内使用的文字包括蒙古畏兀字、汉字以及亦思替非文字等，这些文字的使用对于元代的政治统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威胁与挑战，它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培养许多精通各国文字的译史，这样才能保证政令在广袤的帝国疆域里没有阻碍的传达。
忽必烈一统中原后，不论是出于保持民族自尊心理的需要，还是从已有文字的实用性考虑，汉字及畏兀儿蒙古字都只是暂时的借用文字，并没有纳入忽必烈全国性语言推广计划之中。
忽必烈希望创制一种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的、能译写一切文字的新字，从而实现对多语言文字并存的帝国的有效统治，并提升蒙古民族的文化地位。
中统元年（公元 1260 年），国师八思巴奉命创制新字。八思巴经过八年多的潜心研究，终于在古藏文及印度梵文的基础上，结合蒙古语音的特点制成一种方形文字——八思巴蒙古新字，亦称“方体字”、“方块字”。
2、八思巴蒙古新字创制的目的
忽必烈即位后，虽然还有南宋尚未降服，但是一统天下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作为统治中国的最高力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依靠使用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文字，那么在统治的威信方面必然要大打折扣。
因此，蒙古人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物，去传播统治者的统治意图。
此外，多语状态的弊端已日渐显现，这些问题都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思考扭转这一局面的具体举措。
希望八思巴创制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字，用以向征服王朝显示自己的崇高地位。
忽必烈将蒙古新字的创制当做弥补“一代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将其作为树立和维护蒙元帝国国威的重要一面。
元代社会中生存着汉族、畏兀儿族、蒙古族等诸多民族，其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出于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意图，统治者需要通过文字——这种文化、教育的载体，去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使蒙古人在汉族文化的包围中逐渐的趋于同化，而最终走向自我覆灭的深渊。
它还试图通过文化的扩张，使多元性文化逐渐走向融合统一，最终达到长治久安的统治目的。
忽必烈在新字颁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下旨道：“今后不得将蒙古字道作新字。”这说明他对于这种新型文字所代表的特殊意义的重视，希望通过确立这种新型文字的“国字”地位，同时更是确立以“蒙古国字”为载体的蒙古文化的主体地位。
二、八思巴蒙古新字的推行
1、蒙古新字推行的速度缓慢
蒙古新字颁行后，元代统治者先后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学习这种新字的学校，招收百官子弟和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入学学习，并且规定官方所使用的文书、玺印、虎符等必须使用新字，还通过颁布一系列的诏书，以提高蒙古新字在元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统治者深知，想要使这种新兴的文字得以流传下去，必须得到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平常百姓的认可。
但是，作为官方所使用的文书、诏令，平常百姓是很难接触到的，那么，统治者推行蒙古新字的计划也会因为受众面太小而难以维继。
因此，统治者不得不想方设法使普通百姓也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新型文字，所以通过发行印有八思巴蒙古新字的钱、钞，使得新字随着钱、钞的流通进入平常百姓家，深入一般居民的生活，不失为一种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然而，即便如此，蒙古新字推行的进程依然不是十分理想。新字在统治阶级内部推行不利。在元世祖忽必烈一朝，这种蒙古字还只是极少数上层人士能够掌握，一般官吏尚不能习用。
2、设置蒙古字学校
随着新字推行的进一步深入，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元代统治者设置了蒙古国子监，从仅存的史料中看，蒙古国子学、国子监的发展还是得到了统治者足够的重视。
元代蒙古国字学和蒙古国子监是从随朝的百官中挑选优秀的子弟为教育对象，并将他们分为正式名额生、陪堂生以及伴读，生员数量未有定额。
由此，我们很容易知道，正式名额生大多是百官子弟，并且由官给廪膳，对于他们的入学名额有严格的限制，而陪堂生大多招收的是一般庶民子弟，而且学费自理。
由于中央蒙古字学校的主要职能是为当时的政府培养一大批懂得蒙汉双语的翻译人才，因此，围绕这一教育目的，元代统治者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活动与实践。
三、蒙古新字推行失败
1、元朝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字
汉族有汉字，畏兀人有畏兀字，蒙古族拥有成吉思汗时期创制的畏兀儿蒙古字，这些文字已经拥有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存在基础，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地位。
因此人们没有掌握这种新型文字的愿望，也就是说，是否学习这种新字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影响，人们丧失了学习这种新字的兴趣。
因此这种鲜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多数人所接受的，不论其是一种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文字，都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群的坚决排斥。
对于语言文字的推行不能简单地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施行，而应该遵循顺乎其法，合乎民意，逐步推行的原则。
不过蒙古新字是由官方设计的，并且统治者还借助政治上的力量自上而下强制推行，推行时间很短，学习的人数也十分有限，其用途局限于对于官方文书、诏令的翻译。
因此只有少数身居上层的知识分子能够使用，普通官员尚不能习用，更谈不上深入一般百姓的生活，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交流所使用的必需品，以至于其对于普通民众也未能形成普遍而深入的影响。甚至在元朝灭亡后，这种文字也逐渐消失了。
2、蒙古字学对政府依赖性强
蒙古字学的经费开支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投资，教师也是由政府分派的，因此在元代晚期，由于战乱频繁，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对于学校投入也由此减少，加之教师及学生多应付差事，未能好生教习。
唇亡则齿寒，学校的衰微导致教授、传播新字的条件不复存在，因此蒙古新字的消失也在情理之中。
结语：
元代的中央和地方蒙古字学为政府培养了大批精通蒙汉双语的人才，保证了国家政令能快速而准确地在帝国的疆域里传达、执行，巩固了政府的统治。
其次，促进了蒙汉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多元一体化国家的进程。一方面在蒙古字学学习新字的不仅仅是蒙古族子弟，还包括汉人、南人及极少数的其它民族子弟。
在少数民族子弟积极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汉人也不断地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熏陶，不同民族间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融合。
元朝的蒙古新字虽然在统治者的极力推行下，有过短暂的发展高峰，但是由于自身文化底蕴的缺乏加之其发展始终依靠的是对儒家文化经典的借鉴，其发展缺乏持续下去的动力源泉，因此，在与历经千年、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儒家文化的抗衡中，其失败的命运似乎是冥冥之
中早已注定的悲剧。
参考文献：《元史》《元典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