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著名商战中，粤商在广东地方当局的支持下进入江西。由此，拉开了从天顺年间到万历年间的百年商战，其背后也是地方政府间的博弈。
淮商集团中与明帝国中央政府比较接近的是徽商，如此又形成了明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较量。最终，在王守仁的坚持下，弱小的粤商、赣商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淮商、徽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这还要从明朝的“盐政”开始。
明初，朱元璋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可以说，建国之初是百废待兴。基础建设需要钱、农业种植需要钱、战争创伤需要医治抚平。急的朱元璋恨不得一枚铜板掰成十枚花。其实这些都可以缓缓，唯一不能缓的就是边关。
整个北部边关、西部边关都很危险，虽然元朝被灭掉了，但元顺帝父子并没有被抓住，而是在蒙古建立了“元”政权，史称“北元”。
为了对付北元，朱元璋建立了“九边”陈兵百万，加上原住民、军人、军人家属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那么这些人也需要各种生活物资，吃穿用住行都需要解决。对于吃，朱元璋采用了“垦荒”的方式。但是“垦荒”又不能当年种当年就能吃呀，毕竟荒地首先要平整、其次要加肥力，再次要买种耕种。而且，还要一块地方一块地方地种，不能所有当兵的、当兵的家属全去种地呀。
九边之中有四个属于陕西布政司管辖，它们是：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属于山西布政司管辖的有宣府、大同、太原（三关镇）。另外两个是辽东镇、蓟州镇。
由此，山西、陕西的商人看重了这一地区，开始经营各种生意。在此情况下，“西商”（山西、陕西都有“西”字）商业集团出现了。然而，他们也不是产盐区周边的商人。但没问题呀，一来商人嘛，他们可以去。二来，商人间都有联系，西商可以联系产盐区的商人。就这样，朱元璋准备采取如下战略：“开中制”，商家负责运粮到边关，政府则给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产盐区取食盐，之后到指定地区销售。
引的含义就是凭证，引由工部进行制版（铜质），宦官掌握出入，户部盖章后发给盐运司。由商人运粮到边关各镇，边关验收粮食后，由仓管粮郎中发给勘合证明，拿到盐运司进行比对照磨后发给盐引，商人按照盐引领取食盐进行批验后，按照指定销售地区销售食盐。
其实，历史对朱元璋误解比较深，朱元璋对商人这一群体并无好感，但对待他们也是比较周全的，毕竟都是自己的百姓。在制定者一政策前，朱元璋要求：一定要以自愿为主，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强迫商人运粮，而且要考虑商人的付出，同时结合粮食的生产、收购困难、运输困难、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费以及人工费用等，再给盐引的时候不要让商人吃亏。
朱元璋时期，商人运粮给盐引的政策并不顺利，因为路途遥远、粮食鼠啃鸟啄的损失、实际执行官员的贪腐等原因，商人的利润很少。所以，洪武时期商人并不积极。盐引发放并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没有，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四例。
后来，“九边”地区的粮食如此，其他如战马、茶叶有时也可以发放盐引。商人群体日渐有钱，离九边更近的地区的粮食产量又比较高。所以，像一些南方的盐商便不大老远运粮食了，而是把买粮的钱交给北方的商人，让他们去买粮食，南方盐商则拿盐引。这个可以大幅度地节省时间和成本。
但有一个成本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异地销售”问题。其实，明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保障对盐业的垄断，获取最大的垄断利润。盐表面上售价低，但因为成本获取低、你得天天吃、顿顿吃，所以，中间的利润很高的。
万历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当年税收：国家税收400万两，其中盐税占一半。其中，两淮68万两，长芦18万两，山东8万两，两浙15万两，福建2万两，广东2万两，云南3.8万两。如果加上不进入专门储存白银的太仓库的河南12万两，以及川陕等地的盐税的话，全国盐税达240多万两。
明朝如此，清朝也是如此。
综合来说，明朝的盐政政策是：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运输由商人负责，售卖则由特许商人专卖，实行异地销售的制度。明政府设立都转运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等机构，管理各地区的食盐生产与销售。
“异地销售”很好解释，也就是产盐区的盐不能被卖到产盐区，例如天津主要是“海盐”“河盐”，它的盐不能卖给北京、河北，它的销售区可能是重庆；重庆盛产“井盐”，它的盐也不能卖给重庆甚至四川，可能卖给安徽。
江西（赣）市场的食用盐必须是淮盐（江苏安徽产区）。问题出来了，离江西更近的另一个主要产盐区——粤盐产区。广东的盐进入江西成本更低，获利更高。同样，江西的老百姓买盐的成本也会降低。
既然合法售卖不成，那么走私就自然而然了。广东盐自然就会以走私的形式进入江西，江西方面因为有了一定好处，对此也就漠然了。但问题是，这动了淮盐商的奶酪，淮商能干吗？因此，动用官府、私人力量为之阻拦。
徽商、淮商初步胜利
两淮盐商自然不会坐视利益受损。双方在江西的南安、赣州两府进行了“淮粤之战”，竞争长达百余年。
淮商主要是以苏商、徽商为主，特别是徽州盐商为主体出面迎战，并以地缘、血缘、宗族为纽带，联合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组成利益共同体，对粤赣盐商集团发动猛攻。
首先，他们劝说户部尚书、江苏淮安人叶淇改革了“开中制”，将纳粮改为纳银。这一方针使淮商不仅最终战胜了粤商，还战胜了西商。
六年后，淮商集体上书两淮巡盐御史朱炳如，要求回收江西袁州、吉安，以及河东的南阳、陈州等地销售的全部淮盐。朱炳如同意后，便引起了河东巡盐御史的不满，他指责朱炳如误听奸商、纷乱成法。
然而，朱炳如背后有掌管全国盐政的左副都御史鄢懋卿做靠山，所以，河东、粤赣等地方政府的反击没有成功。
同时，淮商善于交际而且出手十分阔绰。在当时，晋商的实力比淮商要大得多，但晋商属于北方商业系统，北方商业系统的人比较简朴，这样，用于交朋友的钱自然没有南方商业系统的淮商充足。交朋友的钱，除了一部分是正当的外，其余最主要的自然是行贿。
淮商在交朋友上素来爽快，例如天启五年（1625年）江礼等人为了让政府强令粤商退出江西吉安的盐业市场，贿赂阉党头目御史崔呈秀4.25万两白银。同时，淮商也打出“维持祖制、法律尊严”的旗号阻击粤商、赣商。
粤商最终胜利
所以，南赣巡抚、广东屯盐佥事等地方政府官员便屡屡上奏户部，要求为了百姓的利益，允许广东盐进入江西，户部表示支持粤赣集团。
这其中，广东巡抚、南赣巡抚王守仁等提出：走私不能堵只能疏，越是堵越容易发生社会动荡。这一观点最终获得皇帝的认可。在万历年间，粤赣集团获胜，江西南部的南安、赣州、吉安等市场被粤商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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