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羌马与黄茶，胡马求金珠。”——这首诗出自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汤显祖，汤显祖在这首诗中以赞誉的态度描述了茶马互市，将茶的鲜香与马的健壮赞美得恰到好处。
茶马互市，一种最早可能源于唐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茶马互市必须要从其定义出发，其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
首先在经济层次，茶与马对于双方地区的人民或政府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故其才具有经济价值。
首先对于茶，《明史·食货志》中曾记载：“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由于边地游牧民族所生活的地区绝大部分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故其平时的主要食物就是所畜牧的家畜的奶或肉。
而长期不食用绿色植物会造成身体中某些营养成分的缺失进而造成身体疾病，故其常常以茶来解肉与奶的腻。
因此，茶是边地游牧民族所必需的生活日常产品，在边疆地区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
再而就是对于马，于中原民间来讲，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史记中曾记载西汉文景之治前，由于当时的社会刚刚经历过秦代末年的天下大乱。
养马业受到了极大的摧残，马匹奇缺，就连社会上的显赫人家出行也只能依靠牛车与驴车，而得不到马车。
可见马匹对于民间是极为重要的，再就是对于政府来讲，骑兵是古代战争中最为重要的兵种，而马匹又是骑兵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对中央政府的意义可见一斑。
但传统汉地又缺少优质的养马地，故中原地区大部分的马匹只能依靠外部引进所得，马匹在中原地区同样拥有极高的经济效益。
再次其亦是一种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民族地区政权的关系就是一道难题，或战或和，战争必然造成大量的伤亡，对双方都极其不利。
而和平又很难获得，通常是战争赢得和平，但茶马互市是一种特殊的赢得和平的方式，在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况下获取宝贵的和平。
因此，茶马互市对于双方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在14、15世纪的明代，茶马互市制度非常普遍，而在明代的辽东地区则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马市，在初期由官方主导。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势力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于此现象分析明代辽东马市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变过程。
一、辽东马市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变
1、早期辽东马市为官市的论证
和之前的历代中原王朝类似，明代的马匹来源除了明境内的传统养马地之外，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与边疆游牧民族部落进行马匹贸易所得来的。
早在明代初期，明中央就下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在这之后，明中央又在各个方向的边疆地区设置马匹交易市场以进行马匹购置，明代马市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帷幕。
“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互市，矮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这是关于辽东地区马市的最早记载。
辽东马市初设立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蒙古部福余卫的互市请求，最初该蒙古部族要求来北京进行互市。
但明成祖朱棣考虑到从福余卫至北京路途遥远，中途恐出现差错，故选择辽东作为马市的设立之处。
这时的辽东马市有很大的官方性质，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首先，明朝会给参加马市的少数民族发放一个类似于入场券的任命书——赦书。
在进行马市交易的时候，明代指派的官员会检查马市内各方的赦书，没有赦书的一方会被禁止进入马市进行交易。
同时，即便与会方拥有赦书，但与会人数与赦书上所描述不同，所带马匹与赦书上所描述的不同亦会被禁止在马市内交易。
由于赦书是由明代政府所发放的，故此时的马市具有极强的官方效力，同时，此时的马匹交易还具有一定的进贡效应。
明代史料中曾记载：“每进马一匹入市验收，开原额验一千，抚顺额验五百，共夷马一千五百匹。”
——由此可知，这时的交易额共1500匹马，但只有1000匹马是根据马市交易而来的，其余500匹为纳贡所得。
而明代会对纳贡者进行数十倍的回赠。这在为辽东的马市加上官方效应的同时，也给了明代政府一定的经济负担，为明中后期辽东马市官市的衰落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最后极为重要的是，此时马市中整个商业活动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官方对马匹的购买是马市中马匹的主要销售方向。
“纳马三千于辽东，帝赦守将王真，一马各予布四匹。”——明史中的这个描述可见当时辽东地区马匹交易的繁荣。
当时的政府是马市的主导力量，这不仅体现在马匹的销售方向，销售马匹的数量等方面，还体现在明廷为购置马匹所作的物资储备上——“至是年久支用不尽，至有浥烂损坏者。”
这段史料中描述的是明廷为购置马匹所准备的物资由于当时没有用尽，最后竟都损坏了，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马市为官市的现象。
“凡马到市，官买之余，听诸人为市。”——这段史料所形容的是当时民市的状态，此时的民市只能在官市办完之后举行，用以购置政府挑选过后的马匹。
除此以外，此时以官方为主导的马市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交换物品种类少，基本就是马匹等物资，无其他消耗品或奢侈品。
2、中后期辽东马市转为民市的论证
在明代中后期之时，辽东马市发展迅猛，但其中的主导力量却悄悄发生了改变，由官方主导的官市转变成了由民间贸易主导的民市，其转变原因亦无非有如下原因。
首先，双方的供需关系发生了改变。“近贼虏狡黠，不以堪用马匹货卖。”——在中后期，边疆少数民族不愿意提供强壮的马匹。
其中原因可能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政治方面，其惧怕明廷得到强壮马匹过于强大，经济方面，马匹的获利率可能低于皮毛等产品。
而朝廷所需要的正是强壮的马匹，缺少强壮马匹的支撑，官方购买力不足，官市自然萎缩。
而对于少数民族政权来讲，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生产方式的改进，其现在所急需的并不是粮食与丝绸等官方交换物品，反而成为了耕牛等生产资料。
“泰宁等卫头目脱罗台等进贡还，乞以赏赐等物货易牛只、犁铧、铁锅，许之。”这段史料描述的正是这一现象。在官市中，双方所提供货物均不为其第一需求品，故官市萎缩。
再说民市，在民市中传统汉地所需要的并不是强壮的马匹，而是人参、貂皮等奢侈品，这些物品既无战争威胁性，亦可获得更高的利润。
故少数民族更愿意进行此类交易，而少数民族此时所需要的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在民市中亦可轻易获得。此时民市的供求关系更符合经济关系，故民市得以兴旺。
二、辽东地区马市性质转变的分析
辽东地区马市性质的变迁可以看作是辽东地区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
首先对于辽东少数民族，在明代前期，其生产力低下，基本上还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人生活。
此时的以建州女真人为代表的女真部落还被中原地区唤作“野人”，这些“野人”无太高的生产与采摘手段。
在提供货物方面，其不具备大量提供皮毛与人参的能力，故只能以马匹来换取货物，在所需货物方面，其无太高生产水平，只能接受最原始的粮食与丝绸来作己用。
对于耕牛、农具之类的生产资料并无太大兴趣。综合以上两点，官市得以维持。而对于明前期。
政治相对清明，对于马市的各项规定可以很好地执行，这也让辽东马市在明前中期具有官市的性质。
而在明朝的中后期，此时以建州女真为首的辽东少数民族部落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无论是生产力还是采摘手段都得到了本质的飞跃。
这时其所能提供的除了传统的马匹之外，还有貂皮和人参等奢侈品。而相比于马匹，销售貂皮与人参可以获利更多，且其所需货物也由传统的粮食、丝绸转变为耕牛、农具等，而相比于官市。
民市可以更轻易地销售自身货物与获得所需货物，故民市得以兴旺。而对于中晚期的明廷，政治黑暗，马匹“先尽诸营各将官”而后流于市，故传统马市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总结
明代辽东马市的变迁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得辽东地区少数民族在数百年来的发展与迁移。
亦可以看出明前期与中晚期政治的变迁，我们应从中获得启发，可以更好地应用于现代社会。
参考资料：
《论辽东马市从官市到民市的转变》——林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