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杯酒释兵权，将那些对皇权有潜在威胁的元勋将领们全部免除职务。
在巩固皇位后，大刀阔斧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央层面，将宰相职权一分为三，削弱宰相地位，弱化宰相权力。
在地方层面，由文人担任知州，取代节度使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同时设置通判以牵制知州，还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
在赵匡胤的“外科手术式”改革下，终于结束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进一步集中。
杯酒释兵权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兵不血刃地夺取后周政权，逼迫柴宗训禅位，建立北宋。
不过作为靠政变上位的武将，赵匡胤心里想的是如何避免“黄袍加身”发生在自己身上，苦思冥想之际，赵匡胤找来宰相赵普商议。
赵普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权是一切症结的根本，只有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才是保证皇位永固的最佳窍门。
于是赵匡胤继位之初就陆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禁军的控制，不容任何人越过他发号施令。
在皇位稍稍稳定后，961年七月，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喝酒，酒兴正浓时，赵匡胤向在座将领大吐苦水，说自己寝食难安，担心黄袍加身之事再次上演。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为了避免杀身之祸，通通跪下身来，恳请赵匡胤给他们指明一条生路。
赵匡胤则趁机提出让他们放弃兵权，辞职回乡，多置良田美宅、歌姬舞女，做一个快活的富贵翁，并许诺与他们联姻，保证一生荣华富贵。
石守信等人见赵匡胤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而且当时赵匡胤已牢牢控制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感恩戴德。
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赵匡胤欣然同意，借坡下驴，罢去他们的禁军职务。
至此赵匡胤当年在后周共事并参与陈桥兵变的结义兄弟彻底退出。
不过赵匡胤倒也讲究，他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
不得不说，赵匡胤使用和平手段，在不伤及君臣和气的前提下，轻而易举地就解除了元勋将领的权力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变，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
在解除元勋亲贵职务后，赵匡胤对禁军进行改组，领兵权被一分为三，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
同时选择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赵匡胤成功实现皇权对军权的掌控。
分割相权，“军民财”三权分立
赵匡胤掌控禁军兵权后，将矛头指向宰相，当时的宰相已不再是三省长官，而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北宋建立头几年，宰相职位只有赵普一人，为了防止赵普擅权，赵匡胤将宰相权力一分为三，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财政大权由三司使掌握，宰相仅掌管民政。
其中: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三司使统领盐铁、度支、户部，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
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即政府、枢府，与唐代的三省六部制相对应，宋代政治体制为二府三司制。
为了进一步遏制已被削弱的相权，赵匡胤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
同时，为了防止“二府”权力膨胀，赵匡胤建立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为皇帝起草诏书，学士还侍从皇帝的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议，用以牵制宰相。
而枢密院则与三衙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通过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实现二者相互制约，维护皇权的目的。
另外，赵匡胤在礼节上取消了唐代宰相“坐而论道”的制度，宰相只能站立奏事，这样就使宰相失去百官所不可企及的待遇，宰相地位大为下降。
而赵匡胤通过制度设计和礼仪改革，极大打压了宰相权力，皇权达到了历朝以来新的高度。
削弱地方，以文制武
对于赵匡胤来说，驻守地方的藩镇将领才是真正的威胁，为了避免重蹈唐朝灭亡的覆辙，赵匡胤决定大力削弱地方势力，尤其是军权。
首先，赵匡胤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驻守京城，另一半戍守各地，京城驻军可以以压倒性优势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
当然，如果京城有事，各地方也有足够的实力联合勤王，这样就形成内外军队互相制约的局面，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赵匡胤就可以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
其次，赵匡胤实行更戍法，无论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
通过定期频繁的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格局，导致将领再也不能同士兵融合，也无法在军队建立自己的声望，更没有同朝廷皇帝对抗的资本。
赵匡胤的改革改变了自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藩镇节度使大权独揽的局面，地方将领再也无法统帅地方发号施令。
除了消除地方军队割据隐患外，赵匡胤还通过削权、断财、收兵等三项措施强干弱枝。
一是削弱节度使行政权，赵匡胤把节度使驻地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压缩节度使影响范围，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员，主管地方民政事务。
这些文官三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
对于一些五代以来盘踞一方的势力较大的节度使，赵匡胤故伎重演，再次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
在以知州制衡节度使的同时，赵匡胤又设置通判掌管粮运、赋税、诉讼以及监察，分夺知州权力。
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或节度使任意一方把持，实现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控制。
二是断其钱财，赵匡胤在各地设置转运使，将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都要送到京城，不得占留，使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
三是上收军队，赵匡胤对地方军队仍不放心，于是来了一招釜底抽薪，公元965年八月，赵匡胤下令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送到京城补入禁军。
这样一来，中央禁军就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小结
从960年宋朝建立，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消弭元勋功臣危害皇权的隐患，为集权改革铺平道路。
然后将宰相职权一分为三，用枢密院、三司和平章政事与宰相互相制衡，大力削弱相权，又通过削夺节度使军权、设置知州、通判打击地方割据。
赵匡胤仅用五年就解决了唐末五代以来专制一方的藩镇问题。
此后赵匡胤澄清吏治，劝课农桑，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恢复五代以来的战争创伤，使国家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不过赵匡胤的过度强干弱枝造成北宋军事实力偏弱，冗官冗兵现象严重，对外战事胜少败多，妥协退让，至此汉唐雄风一去不复返，不得不说这是民族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