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皇位，后周的遗老遗少还真的没有人起兵反抗，大宋王朝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取代了后周王朝，成为中原正统。因而，赵匡胤迅速腾出精力，扫灭五代狼烟。
那么，后周为何就没有人敢与赵匡胤作对，难道柴荣领导能力、为人处世太差，手底下没有一个死忠吗？
制造舆论，篡位变成了禅让，赵匡胤的地位合法化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北征契丹，平定瓦桥关（今雄州）关南之后，继续北行。“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柴荣行军途中，批阅各方送达的文书，文书中夹着一个布袋子，袋子中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简，上面写着点检要做皇帝。
点检，是后周时期的一个官职，全称是“殿前都点检”。显德二年时，柴荣招募死士充实禁军，称之为“强人”。后来，又在禁军中挑选武艺超群的充任殿前侍卫﹐叫做“殿前军”，设置殿前都点检正副各一，位置高于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殿前军经过严格挑选，战斗力极强，因而，殿前都点检位高权重，必须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担任这个职务。
《宋史》说，柴世宗看到这块竹简后，感到十分诧异，大概也生了疑心。不久，柴荣在征战途中病倒而率师回到汴京。回到京城，柴荣便立即撤掉了殿前都点检张永德，“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
《宋史》的这一笔记载，出自《旧五代史》。但是，柴世宗所得的那块木简上面只有三个字“点检做”，“做”什么呢？《旧五代史》是赵匡胤诏令修撰的，“点检做”后面没有“天子”二字，是因为要避讳，凡是涉及到赵匡胤的，后周之前写成“今上”，之后就只有一个字“上”。同时，当时的“天子”是柴荣，赵匡胤避去了后周天子。不管怎样，这则所谓的“记载”就是赵匡胤诏令杜撰的。
为何说这则记载是赵匡胤杜撰的呢？这就不得不提一提《推背图》了。岳珂《桯史》中说，宋太祖时，民间盛传《推背图》，泄露下一任谁做皇帝的“天机”，朝廷屡禁不止。赵普出主意，制造假书，让那些“预言”失灵，自然就不会有人相信而不再流传了。
岳珂的这一说，也非常值得怀疑，《推背图》不是随时可以应验的，需要几十年后才能知道“预言”是否准确。即便篡改，依然还是“预言”，还是会有人持书观望，“应谶者”同样会如赵匡胤那样心怀异志。
其实，《推背图》是宋太祖伪造的，说是唐代就有，其实最早记载这部所谓奇书的就是《宋史》。宋太祖在位时，流传着这样一条《推背图》“预言”，说的是“此帝出身在冀州，开口张弓左右边。自然穆穆乾坤大，敢将火镜照心悬。”
这则所谓的“预言”明显是一个“萝卜坑”，完全按照赵匡胤量身打造。这其中隐藏了赵匡胤父亲的名讳“弘”，“火镜”则出自赵匡胤的《咏日》诗：“须臾捧出大金盘，赶散残星与明月”，火镜就是宋朝的国运火德王运，赵匡胤把自己比作太阳，太阳又像是一个大金盘，就是“火镜”。
陈桥兵变是有预谋的，想必赵匡胤早就准备好了舆论工具。所以，建隆元年（960年）三月，也就是黄袍加身后的第三个月，赵匡胤就宣布赵宋是“火德王运”，合当取代后周，柴世宗“禅位”是符合天意的。这是古代皇帝最擅长的伎俩，也是最能蒙蔽世人的鬼把戏，谁又敢违抗“天命”？何况，柴世宗果真是在病死之前，以赵匡胤取代了张永德，“点检”果然做了天子。
所以，《旧五代史·后周世宗本纪》中说：“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做’之言乃神符也。”赵匡胤做天子是“天命”，在那个时代，谁又敢违抗“天命”呢？
但是，细读历史，却又有一处可疑：张永德被撤职，赵匡胤做“点检”，大有可疑之处。
柴荣根本就没有禅让皇位，撤换张永德不是一个皇帝该出的昏招
显德六年六月癸巳，也就是959年7月27日阴历六月十九日，柴世宗病死。柴荣五月初一“驻跸于瓦桥关”，“壬午，车驾发雄州，还京”，五月初八因病从雄州起驾，五月三十日回到京师。柴荣自知病重，提前安排后事，先封柴宗训生母宣懿符皇后之妹，也就是柴宗训的养母为皇后，又“以皇长子宗训为特进左卫上将军，封梁王；以第二子宗让为左骁 卫上将军，封燕国公”。
柴荣这样的安排，已经十分明确地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柴宗训，所以，柴荣病死的第二天便“宣遗制，梁王于柩前即皇帝位”。如此，“点检做天子”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薛居正虽然是在诏令之下修撰《旧五代史》，但却以这样的“春秋笔法”透露了历史真相，“点检做天子”。
柴荣不可能把皇位传给赵匡胤，黄袍加身就是有预谋的篡位。这其中，就包括了撤换张永德。张永德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女婿，驸马都尉。《却扫篇》中，有一条这样的记载，说柴世宗在瓦桥关得病后返京，在澶州迟滞不行，朝臣纷纷前往探视。然而，柴荣不见任何人，“虽宰辅近臣问疾者皆莫得见”。但是，张永德却“以亲故，独得至卧内”。
群臣知道张永德能在世宗面前说上话，便请他劝说皇帝尽早回京，柴荣采纳了建议，当天就起驾回京。回到汴京不久，柴荣便病死了。假如说“点检做天子”真有其事而扯了张永德，那么，柴荣为何就不怀疑赵匡胤了呢？不如取消“点检”这个职务一了百了。
北宋陶岳收集五代资料，经过考证写了一部《五代史补》，在这部史书中，却有这样的记载：“（世宗）自瓦桥关回戈，未到关而晏驾，计在位止及五年余六个月。”假如按照这一说法，柴世宗撤去张永德的军职，以赵匡胤替代就非常值得怀疑了。恐怕，这又是赵匡胤篡位阴谋的一部分吧。
尽管《五代史补》的记载值得商榷，但是，一代雄主柴世宗绝不可能撤换张永德，柴宗训年幼，不正需要这样的亲戚辅佐吗？
赵匡胤高度涉嫌从中作梗，剥夺了张永德的军职，自己做殿前军都点检，给黄袍加身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也为“天命”制造了舆论。柴宗训失去了最强力的支持，后周的最高军权落到了赵匡胤的手中，即便是遗老遗少有反抗之心，却因为没有军队而有心无力了。
何况，柴荣留下的孤儿寡母又如何撑得起大局呢？
柴宗训母子
赵匡胤父子曾同掌禁军，军中势力根深蒂固
柴荣是后周太祖郭威皇后柴氏的侄子，郭威的亲生儿子全部被后汉刘承祐所杀，便收柴荣为养子，继承了后周皇位。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原本是后唐禁军统领，刘知远称帝后，因作战勇猛而升任护圣都指挥使。郭威反叛后汉并取而代之，赵弘殷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又因军功升任检校司徒， 封爵天水县男，“与太祖分典禁兵，一时荣之”。
父子二人同时掌管禁军，确实够得上“一时之荣”，这是后周显德三年的事。可见，柴荣在继承养父皇位的同时，也全盘继承了所有的规制，对赵匡胤一家颇为倚重，军权逐渐落入赵氏之手。这是柴荣的厚道之处，也是当时局势的需要。内部不折腾，却因此为后来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赵匡胤生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恐怕一直跟随父亲辗转于后唐、后汉、后周。但是，《宋史·太祖本纪》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汉初，漫游无所遇，舍襄阳僧寺，有老僧善术数，顾曰：「吾厚赆汝，北徃则有遇矣。」会周祖以枢密使征李守真（贞），应募居帐下。”这一则记载，分明说的是赵匡胤不是靠祖荫军功而建立功业的，而是自己打拼的结果。
赵匡胤父子作战勇猛，是五代纷争时期最可倚重的势力，逐渐掌控军队也是势所必然。因此，也为黄袍加身埋下了隐患。
此处，还得说说柴荣以赵匡胤取代张永德这笔糊涂账。以《旧五代史》的记载，柴荣在瓦桥关养病时，只有张永德能以内亲的身份到柴荣病榻前探视，假如赵匡胤要假传圣旨剥夺其兵权，几乎做不到。因而，这其中恐怕有两种可能，导致柴荣临死前把兵权交给了赵匡胤。
其一，柴荣不认可张永德的能力，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难保幼主柴宗训坐稳江山。《却扫篇》中说，张永德在大臣们的鼓动下去劝说柴荣回京，柴荣一眼就看出这不是他的主意。但迫于“中外汹惧”的局势，便叹了一口气说：“吾固知汝必为人所教，独不喻吾意哉！然观汝之穷薄，恶足当此！”
这则记载虽然是宋人给自己的太祖皇帝脸上抹粉，但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其中恐怕还隐藏着柴荣“托孤”的蛛丝马迹。张永德能力不够，只听信大臣的而不懂柴荣之意，如何能保大周江山？所以，撤掉张永德以赵匡胤代之，是托孤。柴宗训按照“遗制”继位，以赵匡胤统军保驾，赵匡胤充其量就是个托孤大臣。柴荣病重时确实曾经托孤，宰相范质就是托孤大臣之一。然而，史书中为何没有赵匡胤是顾命大臣呢？赵匡胤下诏修撰的《旧五代史》若是记载了柴荣托孤赵匡胤，又何来“点检做天子”呢？
其二，不排除赵匡胤胁迫柴荣的可能。赵匡胤是后周最能作战的战将，父子二人统领禁军，以结义的方式聚集了众多禁军将领。柴荣病重不回汴京，是担忧自己无法掌控军队，一旦有人心怀叵测，大军一拥入京，局面便无法控制，京城没有谁是赵匡胤的对手。这就是《却扫篇》中说的，柴荣骂张永德“独不喻吾意哉”。
作为柴荣最得力的助手，赵匡胤恐怕也见过柴荣，否则，军机大事又和谁商议？这其中就大有可以探讨的空间了，张永德被撤销军权，不排除赵匡胤从中作梗。
周世宗柴荣果然是一代雄主，他所预见的最终还真成了事实，赵匡胤陈桥兵变，玩的就是这个套路。但是，柴荣却没有料到，后周江山就葬送在最讲义气的赵匡胤之手。赵匡胤虽然以陈桥兵变篡位，但论人品还是值得点赞的，比他兄弟赵光义要高尚得多。有宋一代，君主不擅杀大臣，应当是继承了赵匡胤之遗风。
从后来“杯酒释兵权”来解读后周的这场变故，五代时期“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争，都是兵权惹的祸。赵匡胤掌控了兵权，凭借赵氏父子两代人在军中根深蒂固的势力，后周无人能与他争锋，包括张永德在内的皇室遗老遗少。
赵匡胤准确判断形势，以外患相挟，迅速控制宫廷
柴宗训继承了皇位，但却未改年号。《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赵匡胤带领禁军来到陈桥，军中有善于星象占卜者，传言“日下复有一日”，也就是说，皇帝（柴宗训）的背后还有一个皇帝。夜里五更时，军士鼓噪，“宣言策点检为天子”。于是，赵匡胤在众人的拥戴下，黄袍加身。
随之，赵匡胤率兵迅速返回京城，城中哪知陈桥兵变，赵点检已经做了皇帝？赵匡胤一路无阻，直接来到了皇宫，逼迫柴宗训母子退位。
赵匡胤十分顺利地夺取了后周江山，立即着手建国。显得七年正月初一是辛丑日，赵匡胤则是正月乙巳建国号大宋，定年号建隆。建隆元年（960年）正月乙巳，就是大年初五，从陈桥兵变到大宋建立，期间只有五天时间，赵匡胤若不是蓄谋已久，能有这般神速？
大宋建立之后，赵匡胤便在汴梁面南朝北做天子，哪里有“北汉结契丹入寇”这回事？很明显，赵匡胤是利用了当时的局势，恐怕朝中所有的大臣都不会怀疑赵匡胤的谎言，柴荣刚刚北征，契丹乘后周新主刚立，主少国疑之机复仇，何等顺理成章。大臣不知真假，作为殿前军统帅，赵匡胤能不知道契丹到底出没出兵？
赵匡胤掐死了局势，一击成功，后周遗老遗少尚且蒙在鼓里，哪有还手之机？赵匡胤蓄谋已久，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位成功，这其中，还得感谢柴世宗。
首先，是柴荣滞留雄州养病启发了赵匡胤，将重兵带出城外，京城空虚，确保政变不受武力阻拦。其次，柴世宗生前留有后手，把兵权切割开来，即便是赵匡胤也需要兵符才能带兵出征。柴荣托孤时，以宰相范质、王溥并参知枢密院事掌控兵权。赵匡胤谎报军情，柴宗训年幼却下诏紧急出兵。赵匡胤便向范质等人索要兵符，派遣禁军。
范质无奈，只得把禁军交给了赵匡胤。赵匡胤从陈桥回兵后，登上汴京明德门，控制京城防务，头一个抓捕的就是范质。赵匡胤逼迫范质投降，后周整个兵权便彻底落入赵匡胤之手。
陈桥兵变经过了精心策划，赵匡胤非常智慧地利用了当时的内外局势，暗中控制了军队，几乎是把后周按在地上摩擦。加上主少国疑，皇后掌政，所有优势都在赵匡胤这边，后周遗老遗少百无一用，更没有兵权，如何起兵反抗？
而且，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几乎都成了模式，都是武将以武力夺权。以范质为首的后周大臣，恐怕也是司空见惯，谁做皇帝不都是一样的吗？
赵匡胤吸取了隋唐以来的藩镇作乱教训，以笑里藏刀的方式杯酒释兵权，也是对自己篡夺后周江山的一种默认。假如依然沿袭藩镇制，恐怕自己就是第二个柴宗训，到时，谁都救不了大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