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视角，梳理了逆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分工带动效率提升，进而贫富差距分化加大，使得资源国存量博弈，生产国产业竞赛特征加剧，带动逆全球化大潮。2023年，大国博弈烈度可能仍会激化，关注国内产业升级加速（半导体、医疗设备、新材料），以及国际合作以应对出口制裁和资源短缺风险（新老能源、新基建）的投资机会。
（1）如何极简地理解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全球按照各国的禀赋优势分为三大阵营：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其中：资源国具备矿产优势，因此提供生产原料获得资金进行再开发（如：俄罗斯、中东）；生产国具备要素优势（劳动力、土地、技术等），因此购买资源提供产成品，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日本、中国）；消费国具备大量的市场，同时能够提供制度和新技术，主导世界经济这辆火车不断向前（如：美国、南欧）。全球化的分工虽然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但是也加剧了全球的贫富分化，在这个过程中，局部的逆全球化动机暗流涌动。
例如：资源国为了提升资源品的定价能力往往引发资源战争；以美国为主的消费国为了维持自身大国地位往往对生产国实施贸易制裁。
（2）资源国的困境——存量博弈、苦海浮沉。资源品的价格由于与美元直接挂鈎，因此其涨跌取决于联储加息节奏，此外，资源品价格存在明显的资本开支大周期，21世纪初的十年是资源品盛世，而随后的产能过剩导致其进入十年寒冬。
无论是美联储主导的加息短周期，还是大宗商品本身的资本开支大周期，都对应着商品价格的起起落落，因此经济增长极其依赖商品价格的资源国可谓是在苦海中浮沉。
除此以外，由于资源品自身并非是用之不竭的，所以各国正在加速发展新能源和高附加值的新经济，尽可能降低对于资源品的依赖，因此资源国还面临着存量博弈下的市场萎缩，全球化给资源国带来了红利，如今也将其陷入困境。
（3）生产国束缚——大国博弈、产业竞赛。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和德国最先受益全球化浪潮，其中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60年的0附近飙升至1986年的50亿美元。
美国对日德贸易赤字的不断加剧也给自己敲响了警锺，一方面过于依赖他国廉价工业品的输入会加剧本国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日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对美国第一大国的地位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对日德的制裁不断加码，从最开始的部分行业限制（钢铁战、彩电战、半导体战），到1985年《广场协议》的全面打压（汇率战），充分体现了生产国和美国之间天然矛盾──“需要你强，但不希望你太强。”大国博弈和产业竞赛是生产国突围过程中的主旋律。
（4）为什么资源短缺阶段容易发生战争？回溯过去40年，往往在资源短缺的阶段容易发生战争，从上世纪的两伊战争、海湾战争（第三次石油危机），到本世纪的阿富汗战争、俄乌局势。过去学者们习惯于将战争归结为宗教、地缘等因素，但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其背后更本质的原因是资源紧缺。
其一，对于资源国，资源紧缺阶段供给主导商品定价，此时战争导致的供应链的扰动将进一步推升资源品价格；其二，对于消费国，资源紧缺阶段全球长期滞胀风险加剧，此时，往往需要一场深度衰退来走出滞胀，因此其他国家之间的局部摩擦成为消费国逃离滞胀的利益诉求。从这个维度来看，俄乌局势的持续时间将超出市场预期。
（5）当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7%，未来如果能够维持在4%至5%的年均增速，那么GDP规模超越美国将发生在2035年之前。也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大国博弈将进入白热化阶段；叠加当前资源短缺的形势，未来全球维度逆全球化的大趋势很难扭转。
基于现正处在新一轮逆全球化进程加速期。2023年大国博弈的烈度可能还会面临上升，叠加当前资源短缺的形势，全球维度逆全球化的大趋势很难扭转。在此背景下，关注国内产业升级，尤其是存在短板的高端制造领域（半导体、医疗设备、新材料）。
同时，捕捉国内加大对外开放，在国际合作中应对出口制裁和资源短缺风险的投资机会（新老能源、新基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