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有肥沃的冲击平原，而在数千年前，因有大片原始森林覆盖，河南的气候还非常温润，成为农耕文明理想的发展之地。再加上河南位于华夏文明圈的核心地带，于是，从夏商开始，河南就成为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而确立了河南的领先地位，这一地位一直保持到宋代。在这期间，洛阳成为十三朝古都，开封则是七朝古都，其中的辉煌已不需言表了。
而从宋代以后，河南就开始逐渐衰落了，我们从科举考试中就可窥见一斑。大家都知道，隋唐时，我国开始了科举制度，而俗话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至少在吃饱饭的基础上，才能供养读书人，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在科举中的成绩，可以反映出这个地区的富裕程度。而河南地区在唐代和北宋，状元数量都稳居全国之首。到了元代，河南的科举成绩已经没有优势了，状元数量少于山西。到了明代，河南只出过两个状元，已远逊于第一集团的江浙两省；而到了清代，河南就只有吴其濬（jùn）这一个独苗了，河南衰落的轨迹，可谓非常明显。
至于河南衰落的原因，常见说法有衣冠南渡、战争破坏等。只是，东晋南迁后，在唐宋时，河南仍处于领先地位。而河南地处中原，本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火也是司空见惯之事，洛阳城都不知道被毁了多少次，但河南每次都能凤凰磐涅，在战火中重生，所以，笔者认为，这两点都不是河南衰落的原因。而河南从宋代以后开始衰落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还要从辽国的建立说起。
916年，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称帝，在塞外建立了契丹国，后改国号为大辽。自夏商以来，北方的少民政权有很多，但辽国却是一个开历史先河的政权。因为在此前，塞外的少民政权基本上是两种形态，一是保持游牧民族形态，没有形成农耕文明那种稳定的国家体系，比如汉时的匈奴，隋唐时的突厥，这个形态的弊端是不稳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另一种形态就是放弃塞外的老家，举族迁到塞内，建立农耕文明式的国家体系，比如在西晋末年内迁的五族，这种形态的弊端是陷入到汉文化的广袤海洋中，最终被彻底汉化。
耶律阿保机建立的政权不同之处就很明显了：在塞外的老家，建立了农耕文明式的稳定国家体系，一举克服了前两种形式的弊端，成为中原王朝的一大威胁，并成为此后塞外政权的模板。随后建立的金朝，就是效仿辽国，建立了国家体系，虽占据中原，但仍不弃老家。也正因为如此，在长城一线的北京，就起到了连接塞内和塞外的重要作用，金朝因此将都城放在了北京，北方地区第一次出现政治中心北移的局面。此后的元朝，也就跟随金朝的脚步，把都城放在了北京。
政治中心的迁移，对河南最大的不利，就是对黄河的治理从此不再考虑河南的利益，而是从确保都城的利益出发了。1194年，黄河向南决口，夺淮河入海，河南原来的漕运系统被摧毁，富饶的豫东平原从此成为了黄泛区。因为此次决口，与都城无关，国力正在走下坡路的金朝，也就对治理黄河缺乏积极性了，任由黄河改道。
到了元朝，为了沟通北京与南方的交通，准备重整京杭大运河。豫东已是黄泛区，根本无法恢复以往的运河故道不说，沿江苏北上，走河南去北京还绕路，于是，元朝的京杭大运河也就干脆不走河南，改走山东的济宁和临清。
京杭大运河的改道，不仅使河南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京杭运河的安全，此后，从元到明到清，历代统治者对黄河的策略都是严防向北决口，而放任黄河向南决口，由着黄河去夺淮入海，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855年。在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包括豫东在内的黄泛区成为朝廷政策的牺牲品，原本富饶的豫东平原，最终成为穷苦之地。而豫中、豫西也受此拖累，再加上没有了漕运之便，也就风光不再了。
就这样，从宋代以后，河南走上了衰落之路。到了近代，伴随着海权时代的来临，沿海地区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像河南这种内陆省份也就更加没落了。不过，伴随着高铁和空港的发展，如今路权已经上升到与海权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沿海将不再是劣势。而河南地处中国的中心，地理位置极佳，在路权地位上升的今天，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重塑往昔的辉煌也不再是梦想。（文/澹台卓尔，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