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为了推行变法，苦苦请来了与自己政见相合的王安石，并擢升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准备将改革变法的重任交给他。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权力的互相制衡，更加有利于自己驾驭全局，宋神宗又提拔了时任御史中丞的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与王安石的职务一模一样。
随着司马光的介入，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的截然不同，北宋朝堂上逐渐形成了“双雄争霸”的格局，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从同事变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
王安石、司马光
按照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职责，他们都是需要给宋神宗讲解经书的，但两人上课的套路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王安石在讲《礼记》的时候，他着眼在后代对经义的认识和理解的变化，甚至还会对儒家尊崇的“六经”本身提出质疑。而司马光却把重点放在了正本清源上，对于那些有所曲解的议论著作要口诛笔伐，他强调可以改变，但必须要稳中求变。
一个是自己非常看重的老臣司马光，一个是自己新选拔的得力干将王安石，宋神宗自然都想留用。可是他们两人之间却产生了很大的意见分歧，而且是愈演愈烈。
为了进一步考察王安石和司马光，宋神宗还专门安排了一次考试，题目是：“一个女子在洞房花烛夜时，发现自己的丈夫相貌奇丑无比，于是就想谋杀亲夫，结果却杀人未遂。”
宋神宗赵顼
针对这个案件，宋神宗让王安石和司马光各自谈谈自己的看法，他想要看看这两个翰林学士的意见是否相同。
司马光认为，该女子道德败坏，大逆不道，应当处死。
而王安石却认为，该女子杀人未遂，况且是有特殊原因。应该以教化为主，惩戒为辅，建议判处死缓。
不仅如此，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对法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彼此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都充分体现了他们两人在处事风格，以及思想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趁着给宋神宗上课的机会，王安石时常会提醒宋神宗说：“要防止小人陷害能臣”。不用想，他口中的“小人”指的就是司马光。
而司马光也同样抓住机会，提醒宋神宗说：“要善于用人，注意考察官员，别被某些人的表象所迷惑了”。这里的“某些人”，其实指的就是王安石一个人而已。
当然了，宋神宗也不是一个傻瓜，关于两位翰林学士之间的争执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他自信满满，完全相信能够驾驭好这两个人。
宋神宗认为，既要充分发挥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才干，又要让他们相互制约，这样才是应有的用人之道，自己的皇位才能坐得更加安稳。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并不像宋神宗预料的那样，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必须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之间作出一个选择。
公元1068年8月，在当时的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延和殿上，发生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辩论大赛，史称“延和殿廷辩”。
刚一开始，辩论的话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如今工商经济那么发达，可国家却很穷，财政入不敷出。民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突出，该怎么办？”
针对这个辩论话题，王安石的观点是：“首先要会理财，还要多赚钱。”
而司马光的观点是：“要节省财政开支，少花钱。”
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辩论赛，却因为接下来的一件事情被推向了高潮，完全出乎了作为裁判的宋神宗的预料之外。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接到了“黄河以北地区遭受大灾，请求拨款赈灾”的报告，此时的北宋国库早就已经空空如也了。时任宰相的曾公亮向宋神宗提议说：“能否在今年的皇帝祭天大礼时，免去给朝廷官员赏赐的惯例，以节省财政开支。”
对于曾公亮的这个建议，当着宋神宗和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司马光和王安石又争执了起来，在延和殿展开了一场毫无情面的唇枪舌战。
曾公亮
司马光完全同意曾公亮的建议，他认为，目前国家的财政紧张，大臣们应该为朝廷分忧，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带头辞掉朝廷的赏赐。
其实，这也正是司马光的儒家风范，身为一名大宋臣子，他甘愿为北宋鞠躬尽瘁。但是，王安石却不同意他的观点，王安石反驳说：“减免赏赐能节省几个钱，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的。”
当着众多大臣的面反驳司马光，这显然就是不给司马光面子，使得这场“延和殿廷辩”顿时充满了火药味。
接下来，王安石还说：“国库空虚，财政吃紧，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它并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听完王安石的话，司马光心里自然很不高兴，把自己的观点反驳得一无是处，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让自己颜面扫地。可是，司马光毕竟也是讲究儒家风范的，虽然很生气，但也不能说出骂人的脏话。
于是，司马光带有讽刺意味地问王安石：“如果连国库不足都不是当务之急，那又是什么呢？”
王安石从容地回答说：“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选拔善于理财的人，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财富。”
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把中央把经济权力统一收起来，学习商鞅和汉武帝进行高度集权的改革，这一主张立即遭到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
司马光站在儒家的观点上认为，想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其实很简单，只需中央财政节俭一点，以农为本，藏富于民，这样天下就会太平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论，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司马光主张节省钱，而王安石则主张想办法挣钱。
司马光
司马光讽刺王安石说：“你口中所谓的理财，只不过就是搜刮百姓而已。”
王安石回复说：“你又不懂为国理财，我所说的理财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意思就是，不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使国库变得充足。
听到王安石的“狡辩”，司马光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场翻脸了。他气愤地说道：“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跟当年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是一码事，你用这套歪理邪说来糊弄当今圣上和群臣。”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当年桑弘羊就是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句话蒙骗了汉武帝，要求汉武帝“施行盐铁国家专卖”的新政策。结果，这个政策一经实施，实际上就是国家与人民争利，反而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激化，直接导致汉武帝晚期盗贼四起，民不聊生。
司马光的这句话一说出来，将整场辩论推到了高潮。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这一场精妙绝伦的朝堂争论大赛却停止了，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惋惜。
关于这场“延和殿廷辩”为什么会突然停止，史书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以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他绝对不会就此向司马光服软认输的。
在司马光笔下的《司马文正公文集迩英奏对》一书中记载，司马光在这边辩论中是占据上风的。但由于是他本人撰写的史料，里面难免带有一部分个人感情色彩，可信度并不高。
而在另一史料《神宗实录》一书中，也有关于“延和殿廷辩”的相关记载，但这本书历史上前后共修改过了三次，而且每一次修改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愿。
南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赵构为了推脱父亲宋徽宗赵佶和哥哥宋钦宗赵桓亡国的责任，派人重修了《神宗实录》。书中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把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了王安石的头上。直到如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就是王安石实施的变法。
言归正传，就在王安石和司马光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裁判的宋神宗站了出来，夸赞了两位大学士的说法都有道理。
然后，宋神宗做出了最后的结论：“关于朝廷是否要减掉赏赐，就按王安石的意思起草文书吧！”
宋神宗之所以做出这个结论，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只守着眼前的这点财政过日子，靠着从官宣嘴里省出来的一点粮食分给百姓，这样难以维持长久。
王安石
而关于王安石提出来的理论，要把国家财政变得更充足，这一点让宋神宗更加欣赏。这样一来，既有利于扭转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又可以帮助百姓改善贫苦的生活。
如此一对比下来，宋神宗更加倾向于王安石的观点。
况且，大家也都知道，北宋从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发展到了宋神宗时期，“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几乎每一个正直的官员都会提出整治“三冗”问题的对策，但都得不到解决。
面对满朝文武大臣都在提倡“稳中求变”的情况下，只有王安石没有老调重弹，而是大胆地提出“理财”的新策略，而且还能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当然是宋神宗希望看到的。
至少，比起司马光提倡的节俭，捂紧口袋过日子相比，王安石的创新更加令人期待，值得尝试一下。
其实，从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人相处共事的过程中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的意见始终都是相背而驰，最终发展成水火不容的地步也是迟早的事情。
而“延和殿廷辩”，只不过是更加加剧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的矛盾。通过这一场公开的辩论之后，也让“国家该往何处去”这个政治话题，首次放到了正式台面上进行讨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宋神宗更加倾向于王安石了，坚定了他把改革变法的重任交给王安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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