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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氏族志》是唐太宗贞观六年（633）由吏部尚书高士廉编纂而成的，以排定天下士族门第，并以黄门侍郎崔民幹为士族第一等。唐太宗阅后非常不满，认为冷落了李唐皇室，士族排定不能单纯以士族门第高下为考量准则，而应当重视当朝冠冕，以当朝官品高下为准，来排定士族门第次序。
于是，高士廉等依照唐太宗的旨意重新修订，于贞观十二年（638）再次编纂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是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贞观《氏族志》中，李氏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氏降为第三等。
影视剧中，修订《氏族志》的场景。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那么，唐太宗为何要两次下令编纂贞观《氏族志》呢？贞观《氏族志》又对当时的士族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唐太宗组织编纂贞观《氏族志》的社会背景
这里所谓的“氏族”，其实就是历史上经常提到的门阀士族。
门阀的前身是汉代豪族。汉代的豪族问题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凸显，“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句话就是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生动描述。西汉后期，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王莽篡汉自立，他企图通过实行王田制来彻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不过，由于王莽的改革大业侵害了豪强地主的利益，他的改革最终破产，他的一系列改革遭致天怒人怨，新莽政权也被农民起义和豪强地主共同推翻了。
新莽之后，就是东汉。东汉的建立者就是光武帝刘秀。刘秀能够在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不仅因为他是刘姓宗室之后，也因为他是南阳地区的地主豪强，他获得了南阳地区和河北地区广大豪强地主的一众支持。可以说，东汉是一个皇权与豪强共生的王朝。虽然刘秀后来也采取过一系列抑制豪强的举措，比如度田令，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与豪强地主共享天下的格局。
与此同时，随着汉代经学的发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累世经学的世家大族，有一些甚至是累世公卿的大族，比如在东汉时代号称“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这些世家子弟往往洁身自好，以清廉正直而闻名朝野和乡里，并且不畏强权，自诩清流，不与朝中浊流为伍，因此，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很高的声望。
当豪强和名士合流之后，就出现了我们说到的门阀。东汉末年，门阀遭遇了出身寒族的董卓、曹操等势力的对抗，一些世家大族故而遭到重创，如汝南袁氏等。随着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曹魏政权转而选择拉拢门阀大族，并且创建了一套适应名门士族品评人物的选官制度，这就是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创建之初，确实起到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目的，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选任之权收归中央。但是，九品中正制迅速沦为维护门阀统治和利益的政治工具，这一制度本身也迅速成为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正式显现，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局面。
到了东晋，门阀政治真正成为东晋王朝最显著的政治特征，而这一局面的形成其实是魏晋士族门阀统治的继续和发展。
南北朝以后，门阀政治也开始受到寒族的猛烈冲击，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历史现象，到了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门阀开始走向衰落，一直到唐朝末年，随着黄巢起义兵入长安，门阀才彻底走入历史的尘埃。
而与门阀相伴产生的就是谱牒之学，简称谱学。所谓谱学，是指当时社会上关于名门望族家谱的学问，流行于士族高门阶层，被当时人看作是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
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累世高门的望族何其多，少说也有几百家，这些高门望族的历史近可以追溯到魏晋，远可追溯到秦汉，想要把几百个高门望族的家族历史全部搞清楚，绝非易事。而且，有关士族门阀谱系的知识又往往被士族阶层垄断，庶族阶层根本无法获取，谱学渐渐也成为士族门阀阶层标榜自己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舆论工具。
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梁武帝萧衍下诏编撰的《百家谱》，编撰者为王僧孺，合三十卷。由此可见，谱学在南朝是得到官方大力推崇的。
当时还有很多士人以精通谱学而著称于世，他们对天下各大名门望族的世系、源流、姻亲、家讳都了如指掌，因能与人接谈而不犯其家讳而获得赞誉，形成了“世有官胄，谱有世官” 的景象。
为何会出现这种景象呢？这和南朝士族门阀阶层的衰落有关。
我们知道，门阀政治存在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也成为东晋时代的最大特色，当时的民谚“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重要体现。然而，当历史进入南朝以后，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所受到的冲击和威胁日益严重，这才使得他们需要刻意用“士庶之别”的观念来自抬身价，通过强化士庶之别的观念，一方面戒备庶族阶层的僭越，另一方面则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
到了南朝，社会上越是强调士庶之别，就越体现出南朝门阀士族阶层的衰落。“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这种理念正是从刘宋时代开始深入人心的。而谱学在南朝的兴盛，其实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酝酿而成的。说到底，谱学之所以兴盛，其实是逐渐走向衰落的门阀士族阶层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自夸和标榜，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士庶之别”，加强和巩固士族门阀阶层的阶级堡垒。
而在当时的北朝，出身北方大族清河崔氏的北魏宰相崔浩，他渴望在当时的北魏重建魏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便主张建立一套“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的政治制度，一套姓族与人伦、高官与儒学的合二为一的贵族政治。这一整套施政主张对以清河崔氏为首的北方汉族门阀阶层无疑是大大有利的，但它同时也严重侵害了鲜卑旧贵族的既得利益，就发生了震惊北魏朝野的“国史之狱”，崔浩也被北魏太武帝所杀，清河崔氏惨遭屠戮。
“国史之狱”虽然使得崔浩的政治主张流于破产，北方汉族门阀也遭到了沉重打击，但这并没有阻断北魏的汉化进程。到了北魏孝文帝推行全面汉化之时，“定姓族”的政治理念再次被提上日程。“定姓族”这一举措一方面是确定了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以及荥阳郑氏为首的北方汉族门阀家族的地位，另一方面则促进了鲜卑族为主的门阀化。这一时期，也成为北方门阀发展最盛之时。
到了北魏末年，随着六镇起义的爆发，北魏政权宣告瓦解，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一时期，发迹于武川镇的英豪开始聚拢于关陇地区，形成了以贺拔岳为首的集团势力。贺拔岳被杀后，宇文泰继续接管了这一集团，以西魏所居的关中为阵地，为了抗衡东魏高欢势力，开始实行了一套军事化的府兵制改革。宇文泰推行的这场府兵制改革，其核心是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系，而这也直接促成了日后影响深远的关陇贵族集团的形成，隋唐两朝的帝王家族也都是出自这一集团。
至此，北朝门阀开始出现了一个以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军事门阀贵族集团，即今人所称的关陇贵族集团。故而《周书》记载：“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
进入隋唐，历史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叫《乌衣巷》，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反映了门阀士族的衰落，新兴官僚士族兴起的社会转变。
今天的南京乌衣巷。摄影/树影M马洪伟，来源/图虫创意
唐初，社会上主要有三大政治集团——关陇集团，隋唐两朝都是脱胎于此，建立隋朝的杨坚家族和建立唐朝的李渊家族都是关陇集团的核心家族；山东士族，即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地域的世家大族，如代表山东旧士族的崔、卢、李、郑、王“五姓”，山东士族在隋唐之际重新崛起，是唐朝建立必须团结和依靠的一支重要力量；江南士族，虽然南朝的门阀阶层自侯景之乱后就走向衰落，但是大的士族阶层仍保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如兰陵萧氏等。
唐朝建立之初，政权并不稳固，这也使得以李唐皇室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唐朝初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山东集团。历史学家陈寅恪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这里的“山东豪杰”就是指山东集团。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先生认为，山东豪杰在隋末乱世中崛起，是一个“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对李唐王朝统一天下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就连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帝位也是因为得到山东集团的助力才成功的。
对李唐王朝而言，这种传统的门阀秩序显然是不利于国家统治的，一方面影响社会公平，阻碍社会阶层流动；另一方面，门阀秩序本身也是社会秩序和权力秩序的体现，出身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自然无法容忍山东士族长期居高临下的姿态。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于李唐王朝统治的现象，唐太宗在贞观六年（633）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熟谙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刊定各姓等第。
影视剧中，唐太宗对最初的《氏族志》表示不满。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然而，高士廉等人并未体会到唐太宗编纂《氏族志》的真正用意，竟然把黄门侍郎崔民幹列为士族第一等。唐太宗阅后大为不满，这才有了第二次重修《氏族志》之举。
崔民幹在唐朝初年的政治意义
那么，崔民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崔民幹在史料中一般被称作崔幹，原因是他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以才世称崔幹。
崔民幹出身山东大族博陵崔氏，但是从他的祖父崔猷开始，就世居关陇，历仕西魏、北周、隋、唐诸王朝，隋朝开国的元从功臣崔仲方即是崔民幹的叔父。
崔民幹也是唐朝开国的元从功臣。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 ，崔民幹原是隋朝醴泉（今陕西礼泉）县令，见李渊太原起兵后，当即率众归顺，并奉献了所辖之县，以此功绩成为李渊丞相府主簿。
武德元年（618）五月，隋恭帝杨侑正式禅位，李渊受禅称帝，建立唐朝，崔民幹即被任命为门下省的次官黄门侍郎，四个月后，又出任山东道安抚副使，与大使淮安王李神通一起平定山东地区。次年（619），李神通被割据河北的窦建德生擒，崔民幹也随之成为俘虏。
自此以后，文献中关于崔民幹的事迹就不甚明了的，这主要是因为“两唐书”都未给崔民幹立传，导致其事迹不详。不过，根据已出土的《崔幹墓志》的记载可知，崔民幹此后曾出任豳州（今山西彬州）刺史。崔幹的殁年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在《氏族志》第二次编纂完成时他还健在，故而崔幹的殁年当在贞观十二年（638）之后，死后被追赠幽州都督。
有关崔民幹的主要事迹就这些，可以看出，在隋末唐初这段历史中，崔民幹并没有太显著的历史功绩，是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人物。这就让我们不禁疑惑，既然崔民幹履历功绩平平，为何他能在唐朝建立之初被选入三省六部官员？又为何会在首次编纂《氏族志》时被贞观群臣列为士族第一等呢？
事实上，崔民幹的家族虽然从祖父辈开始就世居关中，但是其家族与山东地域的高门大族都有着通婚关系，其家族在山东仍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基于这层原因，唐高祖李渊才把崔民幹列为三省长官，意在向天下表示重用山东士族的政治理念，以此来拉拢山东士族。之后，崔民幹又被李渊派遣跟随李神通一同平定山东，李渊的这一安排其实是想利用崔民幹的清河崔氏身份来安抚山东士族，以达到让山东士人归附李唐的政治目的。
唐朝初年的三省官员中，还有一个人物与崔民幹类似，即出身陈朝宗室的陈叔达。
陈叔达画像
陈叔达是陈宣帝陈顼第十七子，是陈后主陈叔宝的异母弟，陈朝灭亡之后便被迁往长安，隋炀帝大业年间被起用，任命为绛郡（今山西绛县）通守。李渊太原起兵后，陈叔达便献城投靠了李渊，因功成为丞相府主簿，建唐后被任命为黄门侍郎。
可以看出，崔民幹和陈叔宝的履历基本相似，都非关陇本土士族，也都是隋朝的地方长官，都在李渊起兵之际献城投靠，继而被任命为丞相府主簿，建唐后被授予黄门侍郎。
陈叔达被授予黄门侍郎，原因在于其出身陈朝宗室，在江南士族中颇具影响力，这是陈叔达被起用的真正原因。陈叔达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后，又被授予门下省长官纳言，后又升任为侍中，向朝廷举荐了不少江南名士，对唐朝拉拢江南士族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文说到，唐初有三大集团，即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南士族。李渊起用崔民幹和陈叔达，把他们任命为三省官员，是想利用此二人的家族身份和社会影响力，来实现其拉拢山东和江南士族的政治目的。
而到了贞观年间，天下渐趋安定，唐朝已不再需要利用崔民幹的家族身份来拉拢山东士族，唐朝对崔民幹的态度也发生了急剧转变。《氏族志》首次编纂完成时，崔民幹还担任黄门侍郎的职务，崔民幹也被列为士族第一等，但是唐太宗对此非常不满，下令重修，到了第二次编纂完成《氏族志》之时，崔民幹已经被排挤出政治中枢，被下放为宋州刺史和豳州刺史。
由此可见，唐太宗下令重修《氏族志》，在对崔民幹进行门第降格的同时，也在政治上进行打压，可谓是双重打击。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在完成天下统一之后，试图打破魏晋以来社会上形成的传统门阀秩序，实现其拔擢贤良、不拘一格纳人才的政治理念。
重修《氏族志》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贞观《氏族志》编纂原则是什么？对此，唐太宗明言道：“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于是，高士廉就秉持唐太宗的这一原则，以皇室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为第三。
影视剧中，高士廉修好《氏族志》，请唐太宗查看。来源/电视剧《贞观之治》截图
这里所谓的“今日官爵高下”，简而言之就是“尚官”，而“论数世以前”其实就是指传统的士族门阀秩序，即“尚姓”。
所以，贞观《氏族志》的编纂重修其实就是“尚官”和“尚姓”之争，即士族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到底是由官品决定的还是由家世决定的。唐太宗给出的答案是官品，即“今日官爵高下”。
这种转变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魏晋以来，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而负责选拔人才的中正官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和垄断，德行和才能常常被忽视，门第家世就成为最为重要的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这种现象从魏晋以来持续了数百年，“尚姓”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也难怪高士廉等人体察错了唐太宗的真正用意，使得唐太宗大为不满。
当然，唐太宗所秉持的“尚官”理念也并非无源之水。
早在西魏时代，主持西魏府兵制改革的苏绰就在著名的“六条诏书”中提出了“罢门资”“选贤良”的政治理念。正是在苏绰这一政治理念的推动下，西魏和北周呈现出“周氏以降，选无清浊” 的现象，官员选拔不再有清浊之分。所谓清浊，其实就是九品中正制下高门和寒门任官之别。
正是这种不重门第、重视军功的社会环境，使得西魏北周的府兵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从“后三国”时代中迅速崛起，也为之后隋唐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唐太宗这种“尚官”不“尚姓”的政治理念，是北朝以来军功政治理念演化而来的，是唐代政治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鲜明体现。
与此同时，在唐朝开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一批新的贵族群体正在悄然兴起，其中不乏庶族阶层。于是在唐初社会，新兴贵族和传统士族之间就出现了新的矛盾，而唐太宗编纂《氏族志》就是顺应新兴贵族阶层渴望获得社会身份认可这一强烈愿望下的政治举措。
总而言之，贞观《氏族志》的编纂重修，无疑是唐初新旧士族升降浮沉的一个缩影。
当然，影响中国中古社会长达数百年的门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唐太宗想要通过编纂《氏族志》来扭转这一观念绝非易事，更非一时之事，甚至就连他本人也会时不时地冒出门第出身的偏见来。比如有一次，唐太宗在朝堂上公然向太子老师张玄素发问，问他在隋朝担任的职务，而张玄素出身低微，唐太宗的一再追问使得张玄素十分窘迫，这本质上就是根深蒂固的门户偏见的反映。
唐太宗编纂《氏族志》，主要是想确立以皇权为主导和“以当朝官爵定高下”的社会等级秩序，是试图扭转传统门阀秩序的一次重要政治举措，这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唐写本《贞观氏族志》。来源/国家图书馆
但是，我们也不应对唐太宗编纂《氏族志》这一事件的影响评价过高，几百年的传统门阀观念和秩序早已根深蒂固，绝非一份官方谱牒就能轻易扭转的。事实上，以“五姓七望”为代表的山东旧士族并未因《氏族志》的编纂而从此低头，唐初的政治新贵也并非能借助《氏族志》而跻身头等门阀之列。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房玄龄、魏徵为代表的贞观新贵仍然在力求与山东士族联姻。
参考文献：
《晋书》《周书》《隋书》《新唐书》《册府元龟》
杨联陞：《东汉的豪族》，商务印书馆
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ND
校对 | 火炬 李栋
*本文经“国家人文历史”（微信ID：gjrwls）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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