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什么？首先给大家简单地科普一下，谥号指的是中国古代有一定身份或地位的人去世后，根据他生前的言行品德而赐予的一个称号。
谥号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项礼制和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发源于先秦时期，正式形成于唐宋时期，而唐朝更是将它带向了成熟。
死后被授予谥号的人，后人便不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而是尊称他的谥号，因此谥号又称作“易名”。
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曾经担任过宰相的许敬宗逝世，他是唐朝资格最老的开国元勋之一。关于许敬宗的历史事件，最出名的应当是“他反对群臣，高调支持唐高宗册封武则天为皇后”。
当年唐高宗李治在“是否废掉王皇后”的事情上犹豫不决，最后还是许敬宗站了出来，他说道：“田舍翁多收了十斛麦，就想着换老婆，更何况是天子想立皇后，这本来就是与别人没有关系的，何必要妄加议论呢！”
许敬宗的一番话，让唐高宗下定决心要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新的皇后。
听到许敬宗去世的消息，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十分悲伤，还特意下令停止三天的朝会，满朝的文武百官都要前往许敬宗的府里奔丧。同时，还追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和扬州大都督，并授予谥号为“缪”。
唐高宗李治
在唐朝时期，若是对去世的人授予谥号，可是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规定“朝堂内外的文武官员，只有担任三品以上职官或者二品以上散官的官员，死后才有资格向朝廷申请谥号”。
许敬宗曾经担任过从二品的职官尚书右仆射和太子少师，死后又被追封为从一品的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已经完全符合申请谥号的标准。
在当时，申请谥号的具体流程为：首先由家属代为书写死者的生平介绍和事迹，并上交给礼部考功司，这才算是完成了第一步。然后由礼部考功司认真核查死者的情况，核查准确之后提交给太常寺，由太常博士草拟谥号，再反馈给礼部。礼部提交给政事堂，最后由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的中高级官员集中商议。
袁思古是太常寺内的一位太常博士，由他负责给许敬宗草拟谥号，他认为：“许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檄，嫁少女于夷落。”
许敬宗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许敬宗虽然位居宰相，辅佐朝政多年，留下了许多光辉的业绩。但是，在他的身上也发生了两件不光彩的事情。
1、许敬宗看上了府里的一个婢女，于是就将这个婢女纳为了小妾。但是，许敬宗的儿子许昂却在背地里长期和这个小妾通奸，他发现后非常愤怒，便给许昂扣上了一些罪名，请求朝廷将许昂流放到了遥远的蛮荒之地。
2、许敬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蛮夷部落的首领，还向这个部落首领索要了巨额的彩礼。
根据这两件事情，袁思古当众指出：“许敬宗的言行不一，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按照谥法中的“名实不符为缪”，于是给许敬宗草拟的谥号为“缪”。
对于中国古代的谥号取名，还有着特殊的解释和严格的规定，谥号中的每一个字代表着什么含义，都要按照当时谥法当中的评价标准。
许敬宗生前虽然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在唐高宗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与满朝文武大臣唱反调，甚至还和奸臣李义府联合诬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名臣。
武则天
除此之外，许敬宗在掌管国史期间，以个人的喜恶随意书写历史事件，再加上他处理儿子和女儿的事情上，让他备受整个朝野的嘲讽和议论。
当然，随着武则天的权势越来越大，许敬宗傍上了这个靠山，陷害忠良等事情也没办法摆在明面上提起，能够记录在案的就只能是这两件家事了。
对于袁思古为许敬宗草拟的谥号“缪”，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的很多中高级官员是十分赞同的。然而，却有一个人公然站出来反对，并大声咆哮说：“袁思古家族与我们许家世代都有嫌隙，他这是在公报私仇。”
这个人就是许敬宗的孙子，许昂的儿子，时任太子舍人的许彦伯。许彦伯不满意袁思古为爷爷草拟的谥号，强烈要求更换一个太常博士重新草拟谥号。
谥号是对一个人活着时候的道德品行的一个总结，不仅要雕刻在死者的墓志铭上，还会记录在历史的典籍之上。所以说，任何一家的子孙都不希望自己长辈的谥号遗臭万年。
谥号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为了避讳，凡是死后谥号的人，他的后人几乎都是尊称这个人的谥号。若是谥号本身就是贬义词，或者是含义不好的文字，不但没有起到避讳的作用，甚至还会更加侮辱整个家族的名声。
再看袁思古给许敬宗草拟的谥号，不仅将许家的家丑全部捅了出去，还让许敬宗本人永远钉在了一个历史的耻辱柱上，许彦伯自然要拼死站出来反对了。
由于遭到许彦伯的强烈反对，关于许敬宗的谥号问题暂时停了下来。
当唐高宗和武则天得知这个事情后，按照许彦伯的意见，将袁思古撤掉，重新换了一个太常博士王福畤。
然而，王福畤也是一个性格耿直的官员，他在进一步审核了许敬宗的事迹之后，决定与袁思古保持相同的意见，坚持给许敬宗定谥号为“缪”。
见到这种情形，当时的户部尚书戴至德亲自劝说王福畤：“许敬宗曾经担任过同平章事，位列宰相，皇上和皇后都很器重他，你为什么要定谥号为“缪”呢？”
王福畤回答说：“晋朝时期的司空何曾去世后，太常博士给他定谥号为“缪丑”。何曾对朝廷忠诚，居家孝顺，仅仅是因为在生活上比较奢侈，日食万钱，所以才定这个谥号。许敬宗从忠孝上都比不上何曾，而在生活奢侈和男女关系方面更胜于何曾，定谥号为“缪”，并没有委屈了他。”
就在大家陷入僵局的时候，唐高宗命令，要求尚书省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参与进来讨论。由此可见，唐高宗对许敬宗还是比较偏袒的，他也不忍心给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臣定一个不好的谥号。
最终，礼部尚书袁思敬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他提议按照谥法中的“既过能改曰恭”一句，将许敬宗的“缪”改为“恭”，这个谥号得到了双方的认可。
谥号是对一个人生前的评价，起到了“惩恶扬善，规劝后世”的作用，不仅意味着如何评价过去和现在的形势，还突出了要向后人的警醒。
能够拥有一个响亮谥号的人，对于当时或后世来说，无疑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例如，魏征的谥号叫“文贞”，颜真卿的谥号叫“文忠”，郭子仪的谥号叫“忠武”，这些都是谥号中最顶级的称号。
反过来说，若是一个人被扣上了一个丑恶的谥号，无论这个人生前是何等的风光，终将是一个失败者。
因此，古代的人们为了争取一个好的谥号，时常进行明争暗斗，就相当于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这种情况在唐朝曾经多次出现。
萧瑀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隋朝萧皇后的弟弟萧瑀去世，太常博士给他草拟的谥号为“肃”，但却遭到了唐太宗的反对。
唐太宗说：“谥号一定要名实相符，萧瑀生性猜疑，与“肃”字不符。”
于是，萧瑀的谥号最终被改成了“贞褊”。在谥法中，“褊”指的是“气量狭小”的意思。
还有一次，唐太宗与宇文士及在宫里散步，他故意指着不远处的一棵树说：“这是一棵嘉木。”
唐太宗的话音刚落，宇文士及立即随声附和了起来。
此时的唐太宗马上变得严肃了起来，说道：“魏征常常劝我要远离佞臣，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现在我知道了。”
唐太宗
宇文士及听懂了其中的含义，回复说：“宰相们经常犯颜直谏，弄得皇上手足无措，我有幸伴随在皇上身边，您贵为天子，我若是不将就一点，又有什么乐趣呢！”
听完这番话，唐太宗非常感动，他认为宇文士及是一个比较贴心的忠臣。所以，当宇文士及去世后，唐太宗亲自帮他定了一个谥号“恭”，意思是“敬事恭上”。
但是，时任黄门侍郎刘洎就站出来反对说：“宇文士及的生活非常奢侈，不应该定谥号为“恭”。”
最终，在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声中，唐太宗将宇文士及的谥号改为了“纵”。
说起中国古代谥号制度，唐朝无疑是最为成熟和高度发达的一个时期，甚至还爆发了多次“争谥，改谥”的事件，将死者生前的恩怨斗争都深挖了出来，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李建成的谥号的争议。
我们众所周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害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并将父亲唐高祖李渊囚禁起来，从而顺利夺取了皇位。
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哥哥李建成贬为息王。而关于“如何给李建成定谥号”的问题，不仅需要涉及到玄武门之变的敏感话题，还会牵扯到李世民的皇位合法性。
大臣们讨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为李建成草拟出了一个谥号“戾”。在谥法中，“戾”指的是“暴虐无礼、胡作非为”的意思，其实就是想要提醒后人，玄武门之变是太子李建成发起的。
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玄武门之变却是李世民发动的。
玄武门
当这个谥号递交给唐太宗过目的时候，他认为，若是对李建成的评价过低，或许就会刺激那些李建成原来的势力，不利于朝廷内部的稳定。于是，唐太宗拒绝了“戾”字，而“灵”虽然比“戾”字要好很多，但其中又有“平庸无能”的意思，也不符合李建成的真实情况。
在大臣们的提议下，唐太宗决定起用“隐”字作为李建成的谥号，“隐”字含有“归隐遮蔽，既往不咎”的意思。对于将自己的哥哥射杀的事实，唐太宗显然更加懂得顾全大局，毕竟从玄武门之变后，他的身份就已经变了，一切要以江山社稷为重。
与这件事存在共同点的，还有唐朝时期的另外一件事情，唐中宗李显的儿子李重俊是当时的太子，由于发动军事政变而身亡。
李重俊长期受到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势力，以及韦皇后、安乐公主等后宫的嫉妒，甚至联合策划废掉他的太子身份。于是，李重俊就伪造了圣旨，调集宫里的士兵，首先将武三思和武崇训父子杀害，又率领军队杀入了皇宫。幸亏唐中宗及时出现制止，才避免了更大的杀戮，而李重俊也在这场叛乱中身亡。
唐中宗认为，李重俊是这场叛乱的罪魁祸首，便废黜了他的太子身份，还将他贬为了庶人。
直到唐睿宗李旦推翻韦氏势力坐上皇位后，李重俊的太子身份才得到了恢复，并命令满朝大臣为李重俊定一个谥号。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就开始不断地排挤李氏皇室子弟，由于长期不堪忍受武氏族人与韦皇后的凌辱，李重俊起兵反叛也是正义之举。因此，在唐睿宗和满朝大臣的商议下，给李重俊定了一个谥号为“节愍”。
在谥法中，“节愍”是一个非常好的谥号，既表彰了李重俊为了李唐皇室而奋起抗争，又表达了唐睿宗对他的深切悼念。
唐睿宗李旦
但是，这个过于华丽的谥号也引起了个别人的不满，时任太府少卿韦凑则认为：“李重俊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他擅自调兵威逼皇帝，毕竟是属于叛乱行为。而“节愍”这两个字过于溢美，建议更改一个字。”
在唐睿宗的坚持下，决定不对“节愍”进行更改，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唐睿宗对于李重俊曾经行为的认可。
而到了明清时期，谥号制度却开始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首先废除了大臣集会商量谥号的规定，谥号的权力移到了皇帝的手中，由皇帝直接掌握决策权。
对于申请谥号的规定，清朝时期的规定是：王公贵族和一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有资格申请，最终是否申请成功由皇帝直接决定。若是皇帝同意了，就会从内阁呈送上来的四个谥号中选择一个，减少了唐朝存在的“谥号争议”的问题。
然而，当中国古代的谥号制度发展到了这个时候，权力掌控在了皇帝的手中，皇帝几乎不会给死者授予不好的谥号。因此，谥号也逐渐失去了对死者有针对性的褒贬作用，几乎成为了一个表彰死者的代名词。
根据《谥法研究》一书中记载：
“从公元前209年开始，到公元1911年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帝退位，中间三百二十四位帝王的谥号，其中谥号不好的仅仅是九个人，所占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三。”
可以说，谥号制度在唐宋时期逐渐走向成熟，而在明清时期走向了没落。
在唐宋时期的时候，谥号一般都是由一个字或两个字并存。而到了清朝时期则有着明确的规定：“亲王的谥号用一个字，郡王以下及文武大臣用两个字。”
另外，谥号还分为官谥和私谥。
陶渊明
官谥一般都是由朝廷直接授予的谥号，而私谥则是由社会上的贤达隐士给自己故去的亲朋好友来定的，这种谥号比官谥更加比较有说服力。
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死后拥有谥号的人数不胜数，最出名的当属陶渊明的私谥“靖节”，以及林逋的私谥“和靖”。
古代的人们对于谥号的重视可见一斑，后人更是以“祖上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谥号”为荣。
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斗争或者权力统治，谥号制度都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政治标准和一个人生前的善恶荣辱，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