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在反腐败上不遗余力，为此甚至不惜全国总动员，发动底层民众的力量，造官员阶级的反。
洪武中叶，朱元璋在《大诰》中说：我设立各级官员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人民。然而，这些官员几乎都是坏人，一到任就和当地的官吏、土豪勾结在一起，鱼肉百姓，为自己谋利。真正为百姓做主的官员，我当了十九年皇帝，一个都没看到。所以，我现在要靠你们这些有德行的老人，还有村里见义勇为的豪杰，来帮我治理地方。
朱元璋打算靠老百姓来监督官员，号召老百姓行使监督权。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下文说：百姓可以直接向我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我会根据百姓的意见，来奖励或者惩罚官员。具体来说，省级官员（包括省级）以下，如果出现了贪官污吏，准许境内德高望重的老人，串联附近的乡亲，联名到京城告状；如果出现清廉能干的官吏，也准许百姓来京城汇报。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给了百姓更大的权力。他公开宣称，如果有官员断案时徇私枉法，被冤枉的人可以带着亲戚乡邻，直接冲到衙门，把这个官员押送到京城，这个过程中，“当官的如果敢阻挡，全家族诛”。百姓在进京过程中，不管有没有通行证，一律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治以死罪。
也就是说，百姓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只要认为自己是冤枉的，认为官员有问题，就可以冲进衙门捉拿官员。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这说明，比起官僚阶层，朱元璋更信任平民阶层。他在对官僚阶层表现出鄙视和痛恨的同时，对平民阶层却表现出亲切和信任。这大概是和他出身这个阶层有很大关系。
诏书发出后，朱元璋满以为能看到“天下百姓群起响应”，但事实却让他失望了。原来，有史以来中国的平民阶层一直习惯于匍匐在官僚阶层的脚下，接受他们的管制，现在突然让他们站起来造官僚阶层的反，他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在行动上是不知所措的。
但朱元璋有解决问题的独特办法，那就是杀人。
洪武十九年，他严厉地惩罚了镇江的一些市民。当时镇江有个贪官，名叫韦栋，胡作非为，但老百姓没有按照朱元璋地要求捉拿他，最后是朱元璋自己发现了这个贪官。所以，朱元璋把镇江这些老百姓有的罚去筑城，有的罚光了家产，有的直接处死。
而对那些“敢吃螃蟹”的老百姓，朱元璋则大加奖赏。当时常熟县有个百姓陈寿六，伙同自己弟弟、外甥，把一个叫顾英的贪官捉住，送到了南京。朱元璋立即“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免杂泛差役三年……”，而且还下令，不许任何人在时候打击报复，否则“族诛”。
在朱元璋这种大力动员下，他终于看到了自己想要的局面：原本懦弱的老百姓，主动冲进衙门捉拿官员了。据说，当时各地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兴高采烈地押着官员们去上告，这些原本趾高气扬的官员，现在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向农民们求情，请求放过一马。
下面这个案例就是这种情景中的一个典型。一个县里的主簿，给老百姓跪下，请求他们放过自己。他说：“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意思是我这个领导，是十四岁开始读书，辛苦换来的，求你们放我一马，别断送了我的前程。
运动热火朝天，让朱元璋很满意。他得意地说：“有父母亲送子至官者，有妻舅、母舅、伯、叔、兄、弟送至京者多矣”。也就是说，亲戚之间也开始互相举报了，甚至父母举报自己的儿子。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本就以嗜杀著称，在明朝建国初期就找各种借口批量屠杀功臣，而现在这种大规模的民间运动，让“杀人”案件的数量又升了几个台阶。据说，当时几乎“无日不杀人”，有的衙门官员被杀得太多，没人干活了，有罪的官员不得不戴着镣铐，回到公堂上办公。
案件量太大，就难免会发生冤假错案。比如，当时的户部尚书滕德懋被指控贪污，朱元璋下令处死。死后，还命人剖开滕德懋的肚子，看贪官肚子都有些什么东西。但滕德懋肚子中，只有些粗粮草菜，朱元璋不仅长叹一声：“原来是个大清官！”
但这种冤屈，在朱元璋眼中看来，是走向“实质正义”的必要代价。为了达到“天下无贪”的目标，冤死几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