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前期，奉行扩张政策，在东北、西北边境，分别攻占了高句丽、西域等大片领土。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京都长安地处关中，与边境的距离十分遥远。
无论是边疆上报军情，还是中央下达命令，都在路途往返上耗费大量时间。不灵活的军政体系，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边境战争。
于是，唐玄宗沿着国家边境，设置防戍军镇。而军镇最高长官节度使逐渐掌握当地的军事、行政和财政税收等权力，自主统管大小事务。但同样是边疆藩镇，为何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自东北边境起兵，掀起安史之乱，誓要推翻中央，而安西、北庭等军镇宁可地盘不保，也要抽调精兵，不远万里从西北返回对抗叛军，保卫中央？
首先，两处藩镇对中央的依赖程度截然不同。从地理环境看，安西、北庭等西北藩镇孤悬在外。
回鹘、突厥、吐蕃和大食等异族势力环绕四周，仅能通过狭长的河西走廊联系内地。且大食、吐蕃是集权国家，文明程度高，侵略目的是攻占领土。因此，西北藩镇的军事斗争异常激烈，需要依赖中原的不断支援。而东北藩镇虽在边境，但东面靠海，南面、西面是中原腹地，只需要防备北方的契丹、奚人。
且契丹、奚人部落当时文明程度不高，入侵边境只是劫掠财物。因此，东北藩镇在军事上游刃有余，更加独立自主，反而经常支援其他区域的军事行动，是被中央政府依赖的重要机动兵力。
其次，地区经济和内部构成的差异，是影响藩镇对中央向心力的关键因素。东北藩镇位于唐帝国的河北道，即现今河北辽宁一带。
高句丽灭亡后，当地整体局势稳定，开发时间长，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粮食、盐铁等军事物资，可以自给自足。
反观西北藩镇，虽然实行军垦屯田，但荒漠连绵，土地贫瘠，产出有限。加之，西域的大规模开发，始于开元年间，时间不长。截止安史之乱前，西北藩镇所需盐、铁和粮食等战略物资，很大一部分仍然依靠中央输送补给。所以，相较于东北藩镇，西北藩镇依附性强，更加忠心朝廷。
并且，从藩镇内部看，东北边境唐强敌弱，大量外族部落只能服从唐军调遣，协助军事行动。经过长期发展，番汉混居，契丹、粟特族、奚人部落融入藩镇。
在藩镇和军队内部，出现庞大的“城傍”集体，利益相互联结，一致对外。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后，更是大肆提拔胡人将领，排斥汉人官吏，藩镇边军上层胡化严重。
而西域重归帝国版图，时间并不长，西北军镇兵员大多为“长征健儿”，是在中原内地招募的汉人。且军镇居民，主要是开拓屯垦的内地迁徙民众，以汉人为主。所以，西北藩镇自然比东北藩镇更加服从朝廷。
再次，国家扩张重心的转移，对藩镇发展和将领升迁影响巨大。自灭亡高句丽、击败东突厥后，东北边境的外族势力，已经不足以形成威胁。国家对东北边境关注度下降，对外扩张力度弱，战争趋于缓和。
这样一来，东北藩镇将领建功立业的机会减少，上升渠道变窄。而收复西域诸国后，丝绸之路为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贸易财富。但周边吐蕃、西突厥不断挑起大规模战争，西北成为首要的军事重心。借由军功，大量西北军镇将领得到升迁提拔。
两相对比，受冷落的东北藩镇将领萌生反意，试图通过叛乱，武力夺取政权，实现其巨大野心。而西北藩镇将领前途有望，自然希望中原稳定，确保持续在西域扩张。
最后，朝廷内部的权力派系斗争，更是直接关系到藩镇上层的利益。安禄山等东北藩镇节度使，亲近当朝皇帝李隆基，攀附宰相李林甫。
而西北藩镇，包括陇右、朔方，亲近太子李亨。李林甫去世后，杨国忠继任宰相，对安禄山等河北三镇胡人将领进行打压。安禄山失去了联系皇权的渠道。皇帝李隆基年事已高。太子继位后，必定清算老皇帝的拥护者。
一旦政治斗争失败，必然身死族灭。东北藩镇的胡人势力不会允许局势持续恶化，选择果断发动叛乱。
综上所述，东北藩镇兵强马壮、经济独立、威慑周边，外族势力渗透融入，内部自成一派。但是，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前途渺茫。因而，其离心力强，倾向于摆脱朝廷控制，实现利益最大化。西北藩镇军事、经济都依靠中央政府支持，外部异族势力威胁大。因此，向心力强，服从朝廷号令，竭力维护中央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