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典当”，这个词语很多人有所耳闻，却从未亲眼见过，因为典当行业在清朝末期就已经衰落。但在古代主题的各类影视作品里，当铺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在中国，典当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南北朝起源到今天，已经有1600多年。这种以财物为抵押换取现钱的方式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明朝以前，我国典当业发展总体来讲比较缓慢，但到了明朝却突然快速发展，由弱到兴、由兴到盛。
明代以前，重农抑商，商人形象低至地心
典当业起源于南北朝，主要是因为当时佛教的影响。君不见“南朝四百八十寺”，当时的寺院和僧侣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笃信佛教的统治者经常将土地、财物赏赐给寺院，许多贵族和信众也常常将财物捐赠给寺院，寺院因此积累了大量财产。为了践行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教义，寺院经常向贫困百姓施舍和暂借一定钱财，而百姓出于对佛祖的崇敬，往往将自己值钱的财物送到寺院抵押，以示到期偿还借款的诚信，中国典当业就是这样诞生的。
之后，由于寺院典当的慈善性、官府典当的公益性，典当业的市场竞争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虽然可能在个别时期和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但总体上并未形成持续有效竞争的局面。因此，从典当业产生到明代以前，典当行业的发展一直十分缓慢。虽然典当的基本流程逐渐形成，但具体经营管理制度规范还相当不完善，致使典当制度的效率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交易成本也居高不下，典当业一直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
此外，中国古代一直有着重农抑商的传统，私人经商行为受到来自政策和道德上的重重抑制。典当作为一个特殊的金融行业，常常被视为商人盘剥百姓的手段，因此受到官府的重点关照，被打压的尤其厉害。在影视作品中，一般的当铺掌柜也都是一副尖嘴猴腮、抠门刻薄的样子，可见这一刻板形象从古至今都没有太大变化。
尤其是在与施行慈善的寺院典当和服务公益的官府典当的对比之下，以营利以目的的私人典当更显出道德上的劣势，因此受到官府的压制。虽然唐朝时期典不再局限于寺庙之内，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宋朝时商人典当才稍微有所增加，但数量也很有限，以土地为抵押物的地主典当也处于零散经营的状态。总之，虽然典当业走入世俗多年，然而在明朝之前，私人典当仍然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发展迅速，效率提高，明朝商帮典当主导的典当行业
既然近千年时间典当行业都没能充分发展，为什么进入明朝，典当业却突然繁荣起来呢？明朝建立伊始，就严整吏治和整饬宗教，虽然其目的并非为了整肃典当业，但却间接导致寺院典当和官府典全部关停，中国典当业终于发展到了一个“非官商化、非寺院化的民间商业化阶段”。
排除干扰的民间典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展开自由竞争，竞争动力得到充分激发，竞争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以徽商、晋商为代表的商帮典当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一系列的典当经营管理制度在竞争中得到创立和完善，典当业因交易成本普遍降低而快速发展。
同时，明朝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扩大，农业、手工业日趋繁荣，国内外贸易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城市商业繁荣发展，出现了专业的市镇，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茶马市场逐渐演变成自由贸易市场。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商品资本也活跃起来，全国出现了更多的商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当时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完全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之后，明朝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广泛流通，币值稳定，使从事典当业的风险和成本显著降低。
“中国人口可至150，000，000人，故虽有银至十万万两，悉仍有周转不足之虞。而现在可供参与的数字，略示其所有额远低于此数，是以银根极紧，利息高，赊欠不易，信用贷款无法发达，全国最发达之金融机构则为典当业。”
重农抑商思想的转变为明朝典当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宽松环境。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传统在明朝有了明显变化，朝廷逐渐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形成了“农商皆重”的思想。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继承历代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但根据现实经验，他又认为商贾可“以通有无”许多生产生活用品需要商人运销，因此商人是不可匮缺的。因此，朝廷一方面允许商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对商人和市场进行严格的管理。到了明代中期，首辅张居正顺应时势，提出了“农商互利”的思想，对明朝从重农抑商到农商互重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典当业的发展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面对巨大的发展机遇，民间资本很快捕捉到了这个商机。以亲缘、乡缘为纽带的商帮的兴起是明朝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积攒了大量资财的商帮纷纷开设典当，从而诞生了徽商典当、晋商典当、闽商典当等一大批商帮典当，在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营过程中，商帮典当与非商帮典当之间、商帮典当与商帮典当之间、同一个商帮典当各个不同家族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成为推动典当制度改进与完善，推动降低典当交易成本的重要力量。
由于当铺由自己出资开设，盈利归自己所有，亏损也由自己承担，所有权、经营权、获利权高度统一，使得商帮典当具有明确的盈利目标、充足的内在动力、强烈的竞争欲望和危机意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赢得更多利润，精明的商帮纷纷追求更高超的经营策略、更有效的管理方法，对以前传承多年的经营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运转高效的运营模式管理体系、行业规范和文化习俗，明代的典当效率也因此大为提高。
从唯利是图到乐善好施，商帮竞争对商人群体影响深远
明朝之前，营利性的民间典当在与施行慈善和公益的寺院典当、官府典当极端鲜明的对比之下，更加凸显出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奸商形象。虽然营利为目的的官僚和民间典当只占不大的市场份额，但在民众心中形成的印象却非常负面。加之，历史上传统的重农抑商文化对商人形象的诋毁，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成为百姓心中对商人难以磨灭的印象。商人典当这种抵押放贷的形式，更被许多民众认为是不劳而获，重利轻义，趁人之危，趁火打劫，利欲熏心，为富不仁，因此对商人典当心怀痛恨。
但在明朝，徽州人打破重农轻商的观点，以儒商形象在商界立足，使徽商典当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典当市场上，他们仁义为本，恪守诚信，乐善好施，并在激烈的竞争中击败了非商帮典当和其他一些商帮典当，赢得了成功，逐渐形成了具有徽商特色的典当文化，用儒商的形象改变了奸商的形象。
此外，明朝其他商帮典当也讲究诚信，恪守典当经营之道，并且经常开展公益性捐助，正是通过一代代的商帮典当的努力，重塑了典当在百姓心中的印象，塑造了义利兼重的典当文化，也是典当过程竞争中形成的非常重要的非正式约束。
除了改变商人形象之外，商帮之间的竞争还推动了典当业标志性行规的产生，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当字的产生。当字是典当行业独有的书写字体。明朝山西典当商人为了提高开据当票、账目登记等的书写速度，提高营业效率，将草书的一些写法加以改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创的草书当字。当字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书写比楷书更为便捷，可以提高效率；二是别人难以辨认，可以防止篡改和伪造，降低经营风险；三为因外行不认识，当铺可以掌握一定的解释权，保全当铺利益。
最后，商帮之间的竞争还推动了典当管理制度的完善。商帮内部分工明确，用来记录典当物品、赎取记录等的账簿也都明晰清楚。商帮典当还在不突破上限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贷款数量的多寡等因地制宜实行灵活的利率。
结语
明朝建立伊始的整纲肃纪和宗教整饬，使寺院典当、官营典当全部关停，干扰典当市场竞争的因素得以消除，同时，商品经济发展使资金成为更为稀缺的要素，农商兼重思想的产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的广泛流通，为典当市场竞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以商帮典当主导的典当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相采取各种办法手段加强经营管理，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推动了典当制度不断走向完善，义利兼重的典当文化由此形成，当票、当字、当语等一系列标志性典当行规从此产生，典当分工制度、会计制度走向完善，还促进官府制定了典当业管理法律规范。使得典当业经营效率不断提高，经营风险和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典当成为明朝主要的融资渠道，取得历代未有的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中国典当史》
《大明会典》
《中国古代经济史》
